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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芬:流亡中的雨果

2019-11-14 10:0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麦家写过一篇短文《荆歌,快放下毛笔》:“话说2008年,我到苏州,晚上,荆歌设宴,带一帮人来同我吃酒。怪了,这些人一半是书画家,席间谈的也多是书画方面的事,跟文学不远,也不近。我纳闷这是为哪般,荆歌说了实话:他现在恋上书画,每天握毛笔,在宣纸上作法,业余才写小说。我听了,心底顿时涌起一股惊慌失措的快乐。”

“我乐什么?一个竞争对手没了!”

光阴荏苒,麦家形容荆歌用毛笔圈了“大片锦绣江山”,而他他自感“去了荆歌这个对手,没人抽鞭子,没人牵鼻绳,慵懒已把我变成了一个废物”。他想要荆歌尽快“放下毛笔,重提钢笔”。几年过去,荆歌的中短篇小说频频亮相各大期刊。难道,荆歌真的放下了毛笔?

十多年前,我认识两个青年女作家,一位已出版了几本作品集,另一位也是刚刚出版了诗集、散文集和小说,把她们称为作家应无疑义。但不久,突然有一天,她们旗帜高扬地宣布去画画了——二人请了长假,相约共赴画坛,踌躇满志地奔向美院。或日课夜画,作业鏖战,或跋涉写生,不亦乐乎。转瞬,她们就要成为画家了。

这也是我近年来生活中的常态:经常眼睁睁地目送大大小小的作家转移战场,投身于他们津津乐道的“艺术战争”。这似乎得到一个提示,作家书画热,就像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从升温、白炽直至火光冲天。从此,“跟文学不远,也不近”的画坛,被我以一种颇为复杂的心情打量着。

作家多才多艺,能写擅画,这并不稀奇。身边不少人在写作之余,写书法、画画,玩摄影、品美食的也在不少数。但有一点,写作才是他们的至爱。我曾与一位自幼研习书画的女友探讨作家的书画潮。她是那种深得书画精要,安于垂丝千尺、独善其身的一类,她认为作家书画潮渗透了太多的艺术、社会、性灵等要素。这类情况有三:一是写作看不到想要的未来,电脑桌就变成了书画案——之于写作,书画对于成就一个文人来说太“简单”了,“付出少,收益大,名声响,不像写作那样煎熬”;二是文与画相得益彰,冲天的文名可催生书画的身价;三是一些老作家们写到一定程度时,书画成为修身养性的需要。

这是否就是当下文坛的时与势?那些远远近近的“艺术战争”,暗含着写作与书画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某种明明暗暗的勾连,成就着一场场写与画的跨界嘉年华。

从艺术创作本身出发,作家希望提升自己的生命含量,服从艺术生命的需要而涉猎书画,“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陆机《文赋》),追求文武兼备、知能兼求,毕竟可以助推其写作;甚至写作进入到一定阶段也会考虑拿起画笔——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应属老作家张洁。

我注意到,古稀之后的张洁基本不再写作了。她自嘲“没什么爱好,也很‘无趣’,不会打麻将,不会卡拉OK,不喜欢参加饭局,只喜欢画画”。有一个前提很重要:画画发生在她的晚年,是写作到了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此之前她一直醉心写作,“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了内容的活”。当晚年的写作不足以支撑她的“活”,这才选择画画。对于张洁的“转身”,是否可以理解为她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话可说”,只能诉诸线条和色彩?

一个人能否同时擅长绘画和写作?曾有一则消息,武汉八位作家在美术馆举办“文心墨韵”书画展,其间打出一个口号:“让我们牵着专业书画家的衣角,跟着他们玩吧!”并称:“杂七杂八地学,为的是有滋有味地活。”这几句话不禁让观众莞尔,我却难以发笑。对于真正的作家,我认为这几句话是值得推敲的——是否他们已经不需要专注写作?用麦家的话,书画跟文学“不远,也不近”,无论哪一门艺术,欲“染指”其间,显然需要太多淬火般的身心投入。世间能够一心二用且均匀赋能的人,少之又少。事实证明,凡执著者,都对他们的执著抱有敬畏,并把这种敬畏当作一座大山,毕生都在攀登,沿途风景再诱人也不为所动。

跨界,还是坚守?说到底,这关乎一个作家的天赋再分配,以及个人对于生命目标的执著程度。一个作家,如果不写小说、诗歌、散文、评论,那他与文字的联系何在?据说卡夫卡的绘画才能很是了得,但对于写作与画画,他很直接:“我感觉到,倘若我不写作,我就会被一只坚定的手推出生活之外。”在他眼里,作家与文字比之鱼和水,作家本质上必须与文字,而不是与线条产生联系,除非他不再写作。如果他执拗于文字,那么对其他艺术门类的欣赏和涵育,必指向同一个方向——写作。

我很敬佩陈丹青的“艺术观”: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天生。他继而解释:“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谓“天才”,而是指他实在非要做这件事情不可,“什么也拦不住,于是一路做下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我不画要死!这是《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兰德。

我非雕塑不可!这是罗丹。

我非写小说不可!这是严歌苓。

陈丹青的“天生”论,让我想起的第一人就是严歌苓。面对不少作家的“华丽转身”,严歌苓对于文学的坚守显得过于“愚拙”,任别人在那里悲桐叹柳,她仍像作战一样捍卫自己的写作环境。她若肯写一幅字或涂抹两笔,又该是如何的情景呢?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

雨果在他的写作如日中天的时候,开始膨胀——政治野心攫住了他,从此十年间暂别文学。

而立之后的雨果,常常因自己在公众视野中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而凄然不安。他的诗歌大多讴歌森林、太阳和美丽的情人朱丽叶。但是,对于一个希望成为“精神领袖”的人来说,这当然不足以充实他满怀抱负的一生,雨果极想跻身于那些治国安邦的伟人之列。他的榜样是那些法国贵族院议员、大使、外交部长,这才是他今后希望走的“光明大道”。只是在路易-菲利浦时代,一个作家想获得法国贵族议员的尊贵头衔,必须首先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而作为法国封建文化的最高领导机构,统治者只希望把文学艺术置于专制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而这,雨果在他的戏剧《欧那尼》上演期间,还组织作家们痛加指责。

然而,自从1834年起,雨果雄心勃勃,为自己订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进入法兰西学士院。他以顽强的意志发起了冲锋,先后发动五次“狙击战”,前四次均以失败告终。第五次,有了大仲马助威,以及一个偶然因素——一个院士离世空出一个名额,雨果以十七票对十五票的优势胜选。

“棕色的头发精心梳理过,光溜溜的,衬出金字塔型的前额,一绺绺发卷垂落在绣着绿花的衣领上,微凹的小黑眼睛,闪现着抑制的喜悦。”——人们看到的院士雨果,真有一种“帝王气派”。这时,雨果的政治雄心路人皆知。当时的《时尚报》以讽刺的口吻,给出一个亲王夫人幻想自己成为法兰西女王时的“内阁名单”,第一个竟是“作战部长兼议会主席:维克多·雨果”,后面才依次是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海军部长……随之,雨果乘胜前进,密切了与亲王夫妇的关系,一举拿下作家协会主席职务。

1838年左右,雨果频繁出现在德国莱茵河畔。这时他极为火热地靠近德国公主奥尔良公爵夫人,并想在法德双边关系中发挥一个作家的作用,从而进入公共事务领域。他在《莱茵河游记》末尾加上了一个严肃的政治性结论:“普鲁士人把莱茵河左岸还给法国,作为交换,普鲁士人将得到汉诺威、汉堡这两个自由城市……”这些言论,让他成为世人眼中一个十足的“国务活动家”。

这期间,与雨果的政治野心一起膨胀的,还有他对女人的征服。应该说,青年雨果还是一个纯洁、阳光的大男孩,对妻子阿黛尔忠诚挚爱。但随着他文名日盛,先是出现了第一个情人朱丽叶,这是他戏剧中的一个女配角;第二个则是美艳绝伦的画家之妻莱奥妮·多奈。那时雨果的日常生活经常是这样的:白天带朱丽叶在法兰西学士院参加活动,晚上与妻子和孩子们一起进餐,餐后的整个夜晚则属于多奈。由于终日沉溺各种聚会晚宴,酒池肉林,惶惶不安中便“求助于堕落”——雨果对新鲜的肉体饥不择食:青楼新手、情场冒险女郎、使女、妓女,来者不拒。更甚者,他还从儿子夏尔手中夺走21岁的巴黎最美女孩爱丽丝·奥齐……好玩的是,雨果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妻子和两个情人之间彼此互相勾连,忽而互相结盟、支撑,眨眼又反目成仇,堪称“奇观”。

近天命之年,是雨果追逐政治最为狂热之时,也是他离开文学最为彻底的时期。当初疯狂追求法兰西学士院学士时,他还能在冰冷的小屋里写作。随着不同程度地介入政治,到1845年,巴黎人已经以为他“不再写东西了”。那段时间他果真放弃了写作,一意奔仕途去了——自从穿上绿袍,更想穿上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黄袍”。为了这一目标,他通过奥尔良公爵夫人求助她的公公,贵族院终于接纳了“雨果子爵”。

随着“黄袍”加身,人们纷纷议论他“可能哪一天成为部长”,并传说他极可能成为驻西班牙大使。他幻想更高官衔,跟国王打得火热。政权频繁更迭时,雨果不惜动用心计,让他的情人曲意讨好国王。这时的雨果官气十足,踌躇满志,而写作呢?宛如昙花。官场是好玩的吗,特别是对雨果这样一个诗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交战中,雨果左冲右突,经常自相矛盾。1850年法国大暴乱之时,雨果终被流亡。

雨果流亡的第一站便是布鲁塞尔。离开巴黎的王宫广场豪宅,坐在龙街的破楼阁中,雨果开始想念写作了。他让朱丽叶带着他的手稿前去会合,而多奈正给雨果抄写此前的《悲惨世界》手稿(那时叫《冉·阿让》),一边催促他写作,一边热切地谈论她对书中人物的感受。巧合的是,大仲马此时因躲债也来到布鲁塞尔,时常与他谈论文学,这更勾起雨果对写作的怀念。

不久,他被驱逐而来到第二流亡地——泽西岛,住在推窗就能看到大海的“望海阁”。到泽西岛,阿黛尔和一双儿女陪伴,雨果则悄悄把朱丽叶安排在“望海阁”旁边不远处居住。这时,他终于回归了写作,重新拣起久置不理的《悲惨世界》。流亡,与其说是对雨果的打击,不如说是对他写作的拯救。之后他被再度驱逐,来到盖纳西岛。在他自己设计建造的“上城别墅”里,他完全恢复了写作,“写作的时刻就是幸福的时刻”。他终于明白了评论家拉马丁的话:名望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

流亡把雨果从社会上挤走,却使他达成最终的文学回归。作为后世的我们,该如何庆贺这伟大的回归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九三年》《笑面人》,以及无数伟大诗作,都得之于他的两岛流放。

我认识一位司法界的朋友。当初写了一些司法小说,在业内名声鹊起,一路攀升到了一个令人仰望的位置。然后,他就不再写作了,一心一意当起官来。想了想,我挺敬佩这样的选择。这个世界上哪项事业不需要专心致志呢!看重仕途并不丢人,官至某级,更需专注。况且,据我了解,曾经的文学情怀让他一直秉承官场良知;这或许要比他一边当官,一边附庸风雅地制造一些矫情低劣的文字垃圾,要高尚得多。

另一位某文化单位的女友,出版过几部长篇小说。有一段时间,或许写作遇到了瓶颈,她想放弃写作奔仕途。忽然一个机会,她当选为某代表。开始时省内各大报刊争相报道,朋友们也以为必会给她带去不一般的荣耀,甚至助推她的写作。意外的是,几个月下来,她疲于应付,苦不堪言。思索再三,复归写作。她坦言:最后接住自己的,只能是写作。

还有一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退休后宣布封笔。然而,当地作协换届,他当选为作协主席。他真的不再写作,而是一心一意培养起年轻作者。为作家服务,也算不错的选择。否则,为赋新词的感觉能好到哪去?

前几天看到晚报一个标题——《破案是刑警最大的幸福》,让我想起认识的一位医生朋友,他也说过当医生是“最大的幸福”。我问他为什么喜欢当医生,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为什么有人喜欢当刑警?因为破案自有乐趣。当医生也有些类似,破解一个病例,找到了根源并将病源切除,这就是成就感,与破案的幸福感异曲同工。”这在我听来委实新鲜。细想之下才释然:人制造的案子与人体制造的病案,同样需要破解,医生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刑警”。

面对这个大千世界,只要一个人所做的能使身心愉悦,能带来幸福感,比如哪怕面对着一大波美食家,我也绝不以“君子远庖厨”视之。若如此,是否应该祝福那些“转移阵地”的作家?至此,我更欣赏另一种“离开”——麦家离开八年,拿出《人生海海》。这里的离开实为另一种靠近。他在杭州西溪湿地的理想谷里种花阅读,沉寂反思,整整三年没写一个字。但对于文学,显然,这样的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归来。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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