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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怪才辜鸿铭逝世91周年:终生狂傲,见溥仪紧张说不出话

2019-05-05 11:3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导语:溥仪是在养心殿对辜鸿铭进行了个别会见,然后一起吃午饭。当辜鸿铭进入餐厅时,仍然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和一贯咄咄逼人的“辜疯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辜鸿铭把这次会见作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

辜鸿铭

辜鸿铭

1928年的4月30日,被称为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文学的中国第一人,带着他对西方文明的傲慢,和对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愚忠,悲凉的离开人世。“怪人”辜鸿铭,以其“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一生,最终换来的是废帝溥仪赐予的“含谟吐忠”四字旌额。

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是英国人布朗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能讲英语和马来语,母亲是葡萄牙人,多语言的家庭环境让辜鸿铭自幼对语言掌握有极高的天赋。据说,辜鸿铭通过后天学习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共获得过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英国文学等13个博士学位,还在1913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历经14年游学欧洲归国的辜鸿铭,并没有膜拜西方文明,而是表现出睥睨物表的傲慢和鄙夷甚至大肆攻击,极力捍卫中国传统,并且顽固保守到不通情理的程度。站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残阳下,辜鸿铭拖着辫子以近乎于卑躬屈膝的姿态献出含谟吐忠的情怀直到去世,做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最忠实的遗民。

辜鸿铭的怪癖:“嗅佛手”,竟是喜欢闻脚臭

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他是第一个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翻译家,曾经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在德国曾经有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这样一个在海外影响深远的人物,在国内津津乐道的话题,却是他的那些怪言、怪行、怪癖。

辜鸿铭的怪言和怪行,往往闪烁着一种机敏和智慧,虽然有些时候在逻辑上并不能行得通,在现实中也并非正确。他用一把茶壶配多只茶杯的例子,来证明中国“一夫多妻”的正当性;用数学中的加减乘除类比孔孟之道,得出儒学永远不会过时的结论;游学欧洲时,用倒看德文报纸的方式对嘲笑他的德国人反唇相讥,……,凡此种种,总是透着投机取巧似的锋芒,以傲慢对抗傲慢。他的特立独行成为彼时北京城的一个“景点”,尤其是他的辫子,是出土文物式的一景。

1917年,辜鸿铭受时任校长蔡元培之邀执教于北京大学,主讲英国文学。有意思的是,他在讲英文诗歌时,把英文诗歌按照《诗经》分成国风、小雅、大雅三类,国风中又被辜鸿铭分成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辜鸿铭第一天上课,头戴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平底布鞋,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明白笑从何来,于是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关于辜鸿铭的辫子,在当时还曾被考据过来龙去脉。

据说,辜鸿铭本是最先剪掉辫子的中国人之一,后来剪辫子成了社会共识,辜鸿铭反而把辫子留了起来。于是,胡适总结辜鸿铭的这种行为说,当初剪辫子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留辫子是“久假而不归”。胡适的这番议论被辜鸿铭知道后很是气愤,认为这是“毁谤”,以起诉相逼要求胡适登报抱歉,并当面向胡适说出了自己蓄辫和剪辫的真相。

辜鸿铭年幼时,父亲将其托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出洋留学,特意叮嘱了辜鸿铭两件事: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那时,虽然他脑后的辫子背负着“猪尾巴”的嘲笑,但终究是忍辱不敢将其剪掉。后来,辜鸿铭的女朋友对他的辫子爱不释手,于是辜鸿铭借了一把剪子,把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关于蓄辫和剪辫的考据,最终还是辜鸿铭自己揭开了谜底,但胡适对辜鸿铭的这种说法依然采取保留态度。

关于辜鸿铭的怪癖还有很多,被说得神乎其神的则是他对女人小脚的欣赏。据说,当辜鸿铭的夫人淑姑不在身边的时候,辜鸿铭就写不出文章,因为他好闻女人的裹脚味。每逢写文章,他就得让淑姑侍奉在侧,一手握笔,一手捏着夫人的三寸金莲,边嗅边写,还美其名曰“嗅佛手”。辜鸿铭还为此总结出一则对小脚的品评口诀:“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为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还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可比拟。”因为对女人小脚的态度和立场不同,这也成为辜鸿铭和胡适经常“掐架”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辜鸿铭这种几近于恶趣味的怪癖或者怪言怪行多少有些捕风捉影,辜鸿铭维护他眼中包括裹脚布在内的一切所谓的中国传统,正是这种偏执,让他表现出了怪诞的一面,这对于他本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可悲。

对话世界文豪:很遗憾,你没有辫子

1905年,辜鸿铭收到一封来自世界文豪托尔斯泰的信件,和他一起收到这封信的还有当时的留俄学生张庆桐。次年,辜鸿铭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寄给托尔斯泰两本他自己用英文写的书,一本题为《尊王篇》,一本题为《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

1906年9月13日,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了复信,题为《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托尔斯泰在信中提到: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一直都非常感兴趣,我尝试着去认识那些我能理解的东西,首先是中国宗教智慧,拜读孔子和孟子的书以及对他们的评论。当然我也读关于中国佛教以及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该信件先后被发表在德文《新自由报》、法文《欧罗巴邮报》、日文《大阪每日新闻》上。两年后,托尔斯泰八十寿辰,辜鸿铭把自己翻译的《大学》和《中庸》两本书寄给托尔斯泰。

和与托尔斯泰的交往相比,辜鸿铭与另外两位世界文豪的对谈就显得不那么友好了。

1920年,46岁的毛姆来到中国,见到了63岁的辜鸿铭。两人寒暄过后,辜鸿铭首先向毛姆展示了自己细小灰色的辫子,对毛姆说:“这是一个标志,我是旧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辜鸿铭对西方一贯的傲慢与偏见,在毛姆面前有些失灵。面对这位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的中国第一人,毛姆看到的是“一个抱残守缺、虚张声势的遗老”,他洞察到辜鸿铭内心的空虚与骄狂,以及他所依托的那一套文化秩序不可挽回的衰败,在《哲学家》一文中写道:“他的学问是渊博的,他雄辩的词组给那些掌故以一种光怪陆离的生命力。使我不得不思索他那有点令人哀惋的形象。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去管理国家,但是没有国王委他以官职;有渊博丰富的学问,梦寐以求地想传授给一大帮学生,而到这里来听讲授的只是少数,一些愚顽不幸的,面有菜色的,资质鲁钝的,村野土气的人而已。”

辜鸿铭对辫子的格外在意,也发生在了次年渡海来华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身上。

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观察员的身份来华游历,其间见到了“意气风发,眼光越发如炬,脸庞越发似蝙蝠”的辜鸿铭。辜鸿铭首先对这位身着西装革履的东洋文人表达了惋惜,因为他没有辫子;芥川龙之介对辜鸿铭的关注点,则是这位意气风发的老人“为何感慨于时事而不参与时事?”或许这个问题戳中了辜鸿铭的痛处,含糊其辞之后,并没有躲过芥川的追问,于是辜鸿铭只得“便似有所恨地在粗纸上大书曰:‘老、老、老、老、老……’”。

辜鸿铭曾沾沾自喜的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

1885年,辜鸿铭度过14年的欧洲游学生涯后,经马来西亚回到中国,成为张之洞的幕僚。当时,辜鸿铭前往福建老家探亲,途中偶遇张之洞派到福建了解中法战情的知府张玉书,两人交谈甚欢。张玉书将其推荐给正兴办洋务亟需“西学”人才的张之洞,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幕僚生涯。可以说,辜鸿铭这样一位在率先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留学生,最终确立了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与张之洞本人对儒学的坚强信念是分不开的。

1908年,张之洞去世,辜鸿铭在自己的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写道:“我愿意公开在此,写下我对已故帝国总督张之洞的感激:感激他二十多年所给予的庇护,从而使得我不至于在冷酷和自私的中国上流社会,降低自我去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另外,尽管我时常任性,他却始终以宽容、优礼和善意待我。而且我还荣幸地学会了作为一个新兵在他的领导下去为中国文明的事业而战,他是中国牛津运动中最好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学士。”张之洞逝世的次年,宣统即位,辜鸿铭成为外交部侍郎。之后还曾提名为溥仪的英文教师候选人,但最终落选,辜鸿铭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解释说是缺乏对中国“古代礼仪”的了解,“帝师梦”终究没有实现。

随着清王朝的瓦解,辞去公职的辜鸿铭在1915年受蔡元培之邀成为主讲英国文学的北京大学教授,后因维护蔡元培的校长职位辞职,前往日本、台湾讲学。回国后,拒绝了张作霖邀请的顾问一职,转而接受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的山东大学校长职务,但还未到任就因病去世。

迟到的荣耀:临终前的浩荡皇恩

辜鸿铭终其一生对近现代中国出现的所有的变革思想和行为,都回以最严厉的抨击:训斥维新派,痛骂洋务派,为慈禧辩护,为保皇奔走。辜鸿铭对参与时事一直保持着浓浓的激情,但现实却总是让他有淡淡的无奈,究其原因,还是他的政治热情得不到来自官方的回应。

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并坚持要求惩处试图利用义和团打击外国在华势力的大臣和皇亲。为了缓和局势,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先后向英国驻华领事表示出协商和解的愿望,并草拟电文准备转呈英国政府。当时,身为张之洞幕府“洋文案”的辜鸿铭,负责翻译这份电文。

成为张之洞幕僚已有5年的辜鸿铭,感觉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根据这份电文,写下了长达两万字的文章,题名《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这份声明,既是向列强要求“尊王”的请愿书,也是为慈禧辩护的忠君“宣言”。辜鸿铭以无尽的热忱把慈禧塑造成一位慈悲圣明、忍辱负重、深明大义的“国母”形象。这种忠君的热情,一直持续到1911年。当清王朝灭亡之后,当时的大义凛然和爱国情怀变成了辜鸿铭后来的众多悲剧、喜剧甚至闹剧。

在辜鸿铭看来,他一生的荣耀不是掌握了9种语言,怀揣13个博士文凭,也不是在西方人面前可以有底气用傲慢的眼光反唇相讥,而是在1924年被废帝溥仪召见,他的耿耿忠心终于上达“天庭”。虽然当时已经没有“皇帝”这个头衔,但这次召见几乎是完成了辜鸿铭的毕生所求。

根据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在其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的记载,溥仪是在养心殿对辜鸿铭进行了个别会见,然后一起到御花园内吃午饭。当辜鸿铭进入餐厅时,仍然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和一贯咄咄逼人、滔滔不绝的“辜疯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庄士敦在文章中反幽一默的说,“我以前见过他,但不知道他在正式场合会说不出话”。辜鸿铭把这次会见作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听说直到他临终之际,对这次会见的记忆“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很难想象,一位从小就开始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最终会选择逆历史潮流而动,完全服膺于中国古圣先贤的言论,成为一个坚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做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最忠实的遗民。

这种“悖论”其实并不难理解:和辜鸿铭相比,严复等同批的欧美留学生最先接触的是西方自然科学,阅读的是亚当·斯密、斯宾塞,学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科学著作;辜鸿铭接受的则是浪漫主义学说,阅读的是歌德、培根、莎士比亚,受到的是人文、历史和哲学教育。置身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用文史的眼光打量东西方文明在自然科学层面的差距,不仅看不到落后的现实,反而会局限在千年文化传承的思维下形成守旧儒生特有的优越感。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怀揣末代皇帝赐予的最后荣耀离开人世。他死后,已经搬离紫禁城的溥仪赏银为他治丧,并赐“含谟吐忠”旌额。这四个字,既是对辜鸿铭一生恰如其分的盖棺定论,也是他毕生追求的最大慰藉,即使他所拥护的天子时代早已成为历史。

辜鸿铭小传:精通九国外语的“洋鬼子”,誓死捍卫中国文化
 
(万象历史特约作者:陶生)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在槟榔屿,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城。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葡萄牙混血,所以他生来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辜鸿铭从小得到一个英国商人布朗的喜爱。布朗认他当义子,并在他10岁时,带他到了英国。布朗激励他为国家努力学习,辜鸿铭牢记于心。

当时的欧洲,几乎没有中国留学生,辜鸿铭可谓是留学欧洲的第一人。

1873年(16岁),辜鸿铭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1877年拿到文学硕士学位。随后,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再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他表现出超常的语言天赋,先后掌握了英文、德文、俄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九国外语。1880年(23岁),辜鸿铭回到故乡槟榔屿。

摈榔屿是英国殖民地,辜鸿铭在政府工作,生活舒服。1881年,一个叫马建忠的人,改变了辜鸿铭的人生。

马建忠是巴黎大学博士,当过中国驻法国的外交官,学贯中西。他从印度出差回国途中,与辜鸿铭相遇,两人畅谈了3天。马建忠向他介绍了陌生的中国传统文化,辜鸿铭大为仰慕,决定要努力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不久,辜鸿铭辞掉工作,留起辫子和穿上马褂,请人为他讲《论语》、《孟子》。他发现儒家学说,毫不亚于西方哲学思想。他又到香港、广州、厦门、上海等地游历,亲身体验。

1884年(27岁),他在轮船上,随意自如地与各国外国人交谈。船上有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一位幕僚,对他佩服不已。在幕僚的推荐下,辜鸿铭当了张之洞的秘书。

1889年(32岁),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成为洋务派领袖。辜鸿铭跟随张之洞,协助筹建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并亲自教授英文课。他对洋务运动的发展,功不可没。

1891年(34岁),俄国皇太子和希腊王子一起到武汉访问。辜鸿铭担任翻译,他自如地使用法语、俄语、希腊语,令客人们大吃一惊。

1905年(48岁),为张之洞工作了20多年后,张之洞推荐他去当个肥差——上海黄浦江治河督办。辜鸿铭到上海任职,但他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3年后就离职了。

此后,他先后到外交部、南洋公学等处任职。1911年(54岁),辛亥革命后,他辞去了所有公职。1915年(58岁),他被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直到1923年离职。

在此期间,辜鸿铭对中国文化日益推崇,认为西方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后,突显各种弊端,只有靠中国文化来拯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各国的残杀,更加坚定了他的主张。

他出版了《中国的牛津运动》(1909年)、《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等书,宣扬中国文化。他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和法文,介绍到西方,影响巨大。

他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在文化上是坚定的保守派。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时,他仍然留着大辫子,带着书童。他认为一夫多妻制就好比一把茶壶要配几只茶杯,他身体力行,妻妾成群。

诗人徐志摩结婚时,妻子陆小曼告诫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牙刷是不能公开用的!”

1924年(67岁),辜鸿铭应邀前往日本讲学3年,继续宣传他的主张。他警告日本人,应学习中国文化,讲究道德,“千万不可再学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亚”。不过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辜鸿铭的努力显得很苍白。

1927年(70岁),他从日本回国,在清朝遗老的资助下,艰难度日。1928年4月30日,重病的辜鸿铭还在病榻上讲授儒学,但听课的人寥寥无几。

下课后,辜鸿铭就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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