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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钱钟书和杨绛的人品和婚姻里挑毛病(2)

2018-07-09 08:5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1938年,抗战开始,钱钟书和杨绛携女回国。钱钟书在任教,需要去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杨绛则急于回家安慰父亲(她的母亲在逃难时去世,姑母杨荫榆被日军枪杀),与钱钟书分开了一段时间。

  1939年暑假,钱钟书由昆明西南联大回上海探亲,可后来接到父亲来信,说是思念儿子。当时钱钟书的父亲帮着老友在湖南蓝田建师范学院,钱钟书为了陪伴父亲,就去了湘西。

  那会儿通讯不发达,这事儿还曾引起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误会。钱钟书后来赶紧打电话解释,惭愧地说自己是“有始无终的小人”。

  在湖南待了一段时间,钱钟书又跟父亲一起回到了上海。

  也就是那段时间,钱钟书开始写《围城》,并于1946年完稿。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抗战结束后,钱钟书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并出版了几本小说,引起强烈反响。

  1949年,钱钟书回到清华任教。

  当时,钱钟书一家与林徽因、梁思成一家都住在清华园。

  钱钟书养了一只小猫,而林徽因家也有一只猫。

  钱钟书的猫经常被林徽因家的大猫欺负,猫奴钱钟书受不了自家猫被打,准备了一根竹竿。

  不管多冷的天,只要听见猫儿叫闹,钱钟书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杨绛打趣说:“打猫也要看主妇啊。”

  如你所知,钱钟书向来看不大惯林徽因,倒不是因为那只猫,而是因为林徽因社交能力太强。在他看来,林徽因老是在家里举办什么文化沙龙,多多少少有些“不守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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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末,《毛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成立,钱钟书任组员。

  钱钟书会去做这样的工作,令我颇感意外,因为他向来以“清高孤傲”著称,坊间还流传着几条说他非常狂傲的传言。

  钱钟书的父亲怕自己的儿子因言惹事生非,还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

  可我发现,钱钟书的确比较孤傲,但他的“傲气”也是有分寸的,他性格中其实也有比较圆融、比较会看风头的一面。

  有一条谣言说,钱钟书当年在清华上课时对老师吴宓不敬,吴宓有时候问他问题,他也懒得作答。

  事实上,钱钟书有可能会这么高傲么?

  当然不是。

  钱钟书对吴宓的私生活的确有些看法,但并不等于不尊重老师。

  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用相对比较客观中立的词句来评价吴宓,还担心他会生气,把文稿寄给老师看,结果吴宓果然很生气。后来,他去到西南联大教书,还专门拜访了吴宓,求老师宽恕和原谅(可查看前文:

  吴宓:一个博学的大师,一个深情的渣男)。

  还有传闻说,钱钟书曾很狂傲地Diss过所有清华的老师:“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这话出自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周榆瑞说这事儿“据说是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说的”,但后来有人问过李赋宁本人,他说自己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也没听钱钟书说过。

  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去拜访钱钟书,钱钟书还跟他们讲了一个要谨慎从事的道理:

  “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你看,钱钟书还是很懂得保护自己的。

  只是,以钱钟书的背景、经历,他再懂得保护自己,也没法在“不可描述的十年”里独善其身。

  浩劫开始,钱钟书和杨绛被揪了出来,钱钟书被派去“五七干校”,1970年杨绛也被扔去干校劳动。

  杨绛被罚去种菜,钱钟书则担任干校通信员。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看一看妻子。

  在这10年里,钱钟书甚至还写了博大精深的《管锥篇》(反正我是看不懂)。

  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被整得比较惨,而钱钟书和杨绛没有被推向更残酷的地步,大概也跟两人比较“懂得保护自己”有关。

  今天,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谣言:

  “在那十年里,杨绛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翻报纸,但凡有文人写点文章说钱钟书不好,她就写信寄到金字塔尖,向顶尖人物告状,说别人在黑丈夫,于是某文人全家都要受到不可描述的连坐。”

  这话真的是无视常识。

  钱钟书因为参与过《毛诗词》的翻译工作,所以有了一定的自保优势,但不至于有“通天”的能耐。

  若有,他们夫妇二人又怎么可能被下放到干校?钱钟书和杨绛都是脑子很清楚的人,何以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和自毁清白的事儿?

  目前持这种言论的,缺乏证人、证据。倒是有人专门就此考证过,证明此事纯属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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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不可描述的十年”结束,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诗词》英译本出版。

  之后,钱钟书夫妇总算迎了春天。

  1979年,69岁的钱钟书赴美访问,次年去日本访问。

  之后,他的《围城》《管锥编》一印再印,还当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陈道明主演)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广受好评。

  晚年的钱钟书淡泊名利、闭门谢客,“吃过鸡蛋不一定要见下蛋的鸡”就是出自他的口。

  1996年,钱钟书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患癌去世。两年后,钱钟书去世,享年88岁。

  年近九旬的杨绛用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将钱钟书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整理出来出版,还写就了感人至深的《我们仨》。

  2016年,杨绛去世,享年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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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因为钱钟书和杨绛被后人抬得太高的缘故,今天总有人拿他们俩在文Ge中没有被整得太惨来说事儿。在他们看来,这俨然已经成了人生污点。

  可是,在那十年里,他们不曾为非作歹,不曾残害忠良、祸害社会,怎么连独善其身也成了罪过了?两人侥幸躲过了文Ge,是他们的幸运也是时代的幸运不是么?

  钱钟书当时没有被抄家,还可以继续写日记、做笔记并完整保存下来,我们才得以看到他写就的《管锥篇》。这难道不好吗?非得像傅雷夫妇一样,因为受不了侮辱而慷慨赴死,才算对得起文人的风骨吗(点此可查看前文:傅雷的婚内出轨和朱梅馥的生死相随)?

  换做说这话的人,在当时的情境下,早已经因为恐惧而沦为“打手”了吧?

  没办法,有很多人就是喜欢“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名人,用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们似乎也总学不会从全局、全历史条线看问题,而只热衷于抓住一个横切面就对别人整个立体的人生实施道德审判。

  比方说,今天依然有一些言论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婚姻不幸,是因为钱钟书夫妇没有教育好女儿。

  这都是些什么话?

  钱瑗的前夫是她的大学同学,后来在“大运动”中被批斗,不堪折磨自杀,钱瑗才搬回来跟父母一起住。

  再后来,她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杨伟成,当了他两个孩子的继母。继母不好当,但她做得挺好……她有过这样的婚姻,跟钱钟书夫妇的教育有什么关系呢?

  钱瑗成了才,当了北师大教授,但她从来没有在那十年间当过打手。有校长被打倒,她冒着被打倒的危险跟学生们说情,护住了那个校长;父母被打倒后,她回家看父母,先在大院里贴大字报说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但后脚就跑回家给父母缝制棉袄、送糖。

  她有这样善良和细致的心,你咋不说是钱钟书夫妇教育成功?

  2001年,钱钟书、杨绛把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目前,该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元,惠及学子上千人。

  有人又开始酸溜溜地说话:“唯一的女儿死了,女儿也没有后代,所以他们才舍得捐出来。”虽然说这话的人,可能一分钱都舍不得捐。

  杨绛曾记录过这么一个事儿:

  她生孩子住院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在家里生活。他一会儿弄脏桌布,一会儿弄坏台灯,再过几天又弄坏门。杨绛每次都回答他“不要紧,我会修”,她回到家里后,也果真把“破坏现场”给拾掇好了。

  换今天很多网友处在杨绛的位置,可能还在医院期间就开始哭天抢地,上网发帖:“我还在坐月子,渣男丈夫竟这样对我……”

  现代很多人的婚姻,讲究的是算计和利益,“心心相爱,彼此付出”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奢侈的事儿,我们的身边也再难有活成钱钟书、杨绛那样的人,所以,某些人才想要从钱钟书和杨绛的人品和婚姻中找出点毛病,以宽慰自己孱弱而自卑的内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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