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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哀怨刻骨的狱中生活

2018-06-05 09:24 来源:收获 作者:汪兆骞 阅读

周作人哀怨刻骨的狱中生活: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

1945年12月6日,一队军警包围了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冲进周宅大院的军警,将枪口对准消瘦脸上有着毛刷式胡子的院主人周作人时,他那两片紧咬的嘴唇嗫嚅着:“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个样子。”经过一番搜查之后,周作人就被军警押走了,迈出大门时,院里传出他的妻子信子撕心裂肺的惨叫……

原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命军统局局长戴笠,以伪华北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名义,设宴诱捕伪临时政府众重要官员。偏偏周作人因小孙女美知患“一种流行感冒”(见周作人12月5日日记),未能出席宴会,故派军警进宅缉拿。

后来周作人说,入宅逮捕他的军警,在查抄其家时,顺手偷走了一块刻有“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印章,还有一块Movado牌手表。12月9日,华北大汉奸王克敏被捕,后在狱中自杀。周作人被捕后,关进了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八道湾十一号大门从此紧紧关闭,“苦雨斋”在严寒的冬季凄凉地落幕了……

1946年7月,周作人被控以汉奸罪名带上法庭。

1946年7月,周作人被控以汉奸罪名带上法庭。

关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八二·监狱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需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

有关资料说,监狱规定每月可探监一次,送钱一回。比起每次送中储券二十万元的阔主,已败落的周作人家,每月仅能送来区区五千元,为同监之最少者。当时北平用的中储券,每百元合华北联合券十八元。周作人作为伪国府委员时,每月只拿二千中储券,他曾与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同僚沈启无诉说待遇太低。南京开会时,他向大汉奸陈公博反映,后经伪华北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同意,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委会委员,所领由三百六十元华北联合券,涨到二千元。

关于沈启无,似须多说几句。沈原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学生。在《周作人书信》中,俞平伯、废名及沈启无皆为主要收信人。在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时,周作人还为之写序,关系当属密切。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沈启无更是不离周作人左右,周作人下水出任北平伪督办,后又被黜,再重任伪国府委员及华北政委会委员,都与沈启无出大力有关。抑或说,在甘心当汉奸这条泥泞路上,师生二人是狼狈为奸的。自古文人大凡当了官僚,多被彻底官僚化,特别是当了汉奸、异族侵略者的奴才,彻底“堕入深渊”之后,其灵魂就再难干净。沈启无费了大劲儿把老师扶上了“周督办”和华北政委会委员之后,老师却仅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北大图书馆主任回报,并未让他登上心仪已久的教署秘书长或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位置,心里便生出不满。

后来,沈启无想当《艺文杂志》与《文学集刊》两个刊物的主编,与也想把持这两个期刊的人发生矛盾冲突,于是又向老师周作人求援,只要他表个态,对手即可知趣而退,但老师非但没有助他一臂之力,却着实批评教训了他一顿。翻阅周作人日记,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述:

启无来,至十时才去,哓哓论刊物事……虚浮之事无益徒有损,惨言之亦不能了解也。

这回,沈启无对周作人不仅不满,而且心怀怨怼,化名“童驼”,著文说“《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1943年4月,已不是在职的教育督办的周作人应汪精卫之邀,以文人清客的身份,在长子丰一及弟子沈启无的陪同下,做了一次“江南之行”。到南京座谈、讲演之余,还到苏州游览,兴致不错,遂分别赋诗四首:

多谢石家豆腐羹,得尝南味慰离情。
吾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
我是山中老比丘,偶来城市作勾留。
忽闻一声擘破玉,浸对明灯搔白头。
生小东南学放牛,水边林下任嬉游。
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
河水阴寒酒味酸,乡居况味不胜言。
开门偶共邻翁话,窥见庵中黑一团。

已当汉奸的周作人,一直混迹官场,仰日本人鼻息,失却独立人格,苟活而已,哪里还有诗情。此次稍有闲情,触景生情,乘兴信口咏出几首小诗,却也较真实地吐露出自己尴尬的人生况味。身陷泥潭,行动不得自由,思想失去自主,附逆的精神阴影无时无刻不盘踞心头,使其备受煎熬。他将三、四两首诗,书赠给当地的两个汉奸警察署长,其举意味深长。

周作人在南京期间,到中央大学讲演两次,一为《学问之用》,一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后改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发表。到南方大学讲《整个的中国文学》,其多次演讲及著文都是宣传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老实说,周作人岂能不知道“儒家文化中心论”与日本鼓吹的日本大和文化为中心的论调是相抵牾的,他执意要宣传“儒家文化中心论”,这是需要勇气的,不忘祖宗的文化道统,让我们看到作为中国文人的周作人精神的另一面。

果然,周作人大讲“儒家文化中心论”,遭到日本军方和日本反动作家片冈铁兵等人的攻讦。1943年8月,周作人并未参加的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片冈铁兵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学之确立”的演说,指出“余在此指出之敌人……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破坏“建设大东亚之理想”。

周作人是后来从胡兰成发表在《中国周报》上的《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中,发现片冈铁兵在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对自己的攻击言论的。周作人“绍兴师爷”的老辣手段被激活了,他轻而易举地收拾了向日本提供自己演讲资料的内奸沈启无,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将沈启无逐出教门,说:“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断然破门,逐出弟子沈启无,让人自然想起周作人当年“谢本师”一幕。

除掉内奸之后,周作人并不直接与片冈铁兵交锋,而是修书一封,直接给他的上司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事务局长久米正雄,要求攻击“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者片冈铁兵“以男子汉的态度率直的答复”。接着说:“如若所谓反动派老作家确实是鄙人,则鄙人当洁身引退,不再参加中国之文学协会,对于贵会之交际亦当表示谨慎。”

周作人,原本一介书生,虽参伪政为期不长,但审时度势的能力并不差,他见到战争中日本人由攻势转入守势,已成强弩之末,为稳定局面,日本人尤其需要他这种人,故以辞官相威胁。为把事弄大,他将致久米正雄的信,同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果然轰动一时,震动了日伪政权。不久,《新中国》报发表了社论《所望于批评者》:

周先生在中国文坛素负重望,其言行笃实,尤为人所敬重。对于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亦曾尽极大贡献。今若因此误会而萌生消极引退之念,不仅为中国文坛之一大损失,且亦势必影响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之前途……亲善合作的实现,必以互相尊重的精神为基础……

社论支持周作人之反击,其也妙在话中有话,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微词。兔死狐悲,也附逆的陶晶孙,在《新申报》上,发表《关于大东亚文学者》,要求“失言者把他的失言及早取消”,以声援周作人。在一片声援周作人声讨片冈铁兵的声浪中,日本舆论也公共表态,日文《大陆新报》于4月19日发表《文化直言》,也批评片冈铁兵“过激言论”,“至为不负责任”,指出其“仅一知半解之徒的浅薄行为”,“深感遗憾”。

各种对周作人的声援,对片冈铁兵的声讨,舆论重压,不能不引起日本军方的重视,在其默许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压力下,片冈铁兵不得不写长信,承认自己有“偏激之词”,并向周作人“深表歉意”。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等,也批评片冈铁兵“失言”,并表示愿与“东亚文坛之权威”周作文“合作”。对此,周作人的抗争最终取得了“好结果”。

1946年5月26日,在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关了半年的周作人等,被带上飞机,押解到南京受审。在这之前一个多月,汪伪“第一夫人”,伪中央监察委员,大汉奸陈璧君接受公审。陈璧君于1912年与汪精卫结婚后,一直追随汪进行政治活动。并曾助汪投敌,成为汉奸之魁首。陈于1945年8月22日,被军统于广州拘捕,与汉奸褚民谊等押往南京囚禁。公审时,法庭以五项罪状,宣判处以其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在苏州看守所执行。

周作人等十四人押往南京前,《申报》这样报道:

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着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五十二公斤。每人许携物十五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谈龙集》……

钱理群之《周作人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布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时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惆怅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

《庄子·秋水》有:“庄子与惠王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王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周作人总是将自己的灵魂紧紧地包裹住,我们很难透彻地了解他,比如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宣布自己与陈独秀、钱玄同诸人,是同一“方向”的,而就在他当了伪督办,做了政客以后,他又是怎样积极鼓吹,要以“儒家人本主义”为“大东亚主义”的“中心思想”,以“抵抗共产主义”来着。他心中一直有“两个鬼”争斗纠缠,一直在“学者文人”与“政治官僚”间角色转换,谁也猜不透他到底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

押到南京之后,南京高等法院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其列举罪证如下:

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敌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又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之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

周作人被允许写“自白书”,对起诉书做出下列辩护:

初拟卖文为生,嗣因环境恶劣,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读者读周作人之自我辩护,会发现,面对政府的指控,深谙“绍兴师爷”真传的周作人,实际上在巧妙地做无罪辩护。对自己的附逆罪行,完全不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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