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光临:中国南方艺术(www.zgnfys.com)!收藏我们 [高级搜索]

“周作人事件”与“何其芳道路”

2018-05-23 09:0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杨华丽 阅读

  内容提要:在何其芳研究中,“何其芳道路”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结。论及“何其芳道路”,《一个平常的故事》《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是必须重点关注的两篇文章。历来的研究者大多忽略了两文中涉及到的“周作人事件”之于“何其芳道路”的重要意义,或虽提及却语焉不详,甚至存在误读。何其芳是《工作》杂志的主干和灵魂,在1938年“周作人事件”发生前,他虽因发表了系列杂文而受到不少批评,但并未深感寂寞。当他发表《论周作人事件》后,他看重的朋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批评他,朱光潜甚至公开撰文劝诫他。虽然后来周作人的确附逆,何其芳无须再辩,但他由该事件而感到了异常寂寞,最终选择经延安去华北战场的新道路。何其芳在成都所遭遇的寂寞体验,是促成他选择延安的重要因素,而“周作人事件”则是导致他遭遇寂寞体验的核心部分。

  关 键 词:“何其芳道路”  “周作人事件”  朱光潜  寂寞体验

  1938年夏,何其芳和卞之琳、沙汀一起辗转去了延安,但他们三人后来却同途而殊归:卞之琳、沙汀先后离开了延安,何其芳则继续留在那里,且思想进一步转变。沙汀本就是中共党员,去延安前后的文学创作、精神特质的反差并不大,所以并未过多受人诟病;卞之琳依旧无党无派,且来去都在他预定计划之内,所以对于他人的“惊讶”或“怀疑”,他可以自信地说:“……我还是我。我坐既未改姓,行又未改名。在抗战观点上来说,则我还是一个虽欲效力而无能效多大力的可愧的国民。……”①何其芳则不然,他的生活、思维以及文学书写都有了不容忽视的变化(尤其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因而他当年就面对徐中玉、萧乾、艾青以及中国青年社诸公的批评与质疑,《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和《一个平凡的故事》即其不得已而回应之作。如果说,因此前已有了徐中玉的书评和萧乾的去信,故而他回复艾青的信中已渗进辩护时的激动,那么,到中国青年社1940年还纠缠于“你怎样来到延安的?”这个问题时,何其芳简直压制不住自己的困惑了。在正式回应前,他连珠炮式的发问,②以及他对其他来到延安者既往道路的咨询,③就是明证。然而,何其芳的尴尬远未结束:他生前即被称为“一个问号”,多次或主动或被动地阐释自己思想进步而艺术退步的原因;在他身后,与之相关的“何其芳现象”成为描述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个热门词汇,最近都还有学者在费心劳神,要辨析到底有“两个何其芳”还是“只有一个何其芳”。④或许可以说,对何其芳而言,1938年夏的“走向延安”,的确就是一块不易忽略的“界石”。⑤“1938年……是抗日战争初期汹涌澎湃的来潮激动人心、而在我的一生里又是把我划分为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的难忘的一年。”⑥何其芳这段自述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何其芳研究来说,如何理解、阐释1938年夏的“走向延安”问题,也是一块准确认知何其芳的“界石”。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何其芳的走向延安,视为是他选择革命、扑向光明的表现。方敬就认为,“……在成都约有半年时间,其芳的思想和写作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作出选择,一生中非同寻常的选择。冲出黑暗,扑向光明、果断地,他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延安。”⑦沙汀则认为,何其芳之所以会在听到他将去延安的消息时去找他同行,是因为他的《论工作》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就已表明“他对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积极拥护的”。⑧而何其芳的重要阐释者周扬,则将其“来到延安”作为他“走到革命的道路上”,“从个人主义走向了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志,并指出他“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突变,一个飞跃。”⑨这些赞扬者的论述,均将抗战作为何其芳思想转型的重要背景,而将他的走向延安之举直接与走向革命相关联,从而为分出何其芳的前后期,或区别“文学何其芳”与“政治何其芳”奠定了基础。但一直以来,认为何其芳从《画梦录》到延安的道路影响到了其取得更大文学成就的可能性,为其“思想进步,艺术退步”而深感惋惜者不绝如缕。对于赞扬、批评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段从学、李杨等重审了何其芳转型提法中的偏差。段从学从现代性语境出发,认为何其芳从《画梦录》到延安的“何其芳道路”有着隐秘的通道,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迷惑于他的这种选择者,是“一直停留在‘延安’的核心而又对此毫无反省”⑩的结果,是“认定革命的政治现代性高于文学的审美现代性”(11)的结果。李杨注意到何其芳本人对“因抗战而改变自身”这一观点的反对之词,认可他的《画梦录》“和延安中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以及他有“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的说法,从而指出,“在何其芳看来,‘早期何其芳’与‘延安何其芳’之间——其实也是‘文学何其芳’与‘政治何其芳’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他面向延安的启程,其实早在‘预言’时期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何其芳只有一个,根本不存在‘两个何其芳’!”(12)“只有一个何其芳”的论断,虽肯定了何其芳的政治身份,但否定了抗战促成何其芳转向说,从根本上模糊了1938年之于何其芳“走向延安”的“界石”意义。

  不管是赞扬、批评其转型者,还是对这种道路进行重评者,都必然涉及到何其芳的《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和《一个平常的故事》。李杨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这两篇‘解释自己’的重要文章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关注,更谈不上认可。”(13)然而如若细审历来的何其芳研究成果,我们当会发现,其实不是它们未受关注、未被认可,而是研究者们关注、认可的部分存在分歧。但不管是何种情况,论者们都或忽略了何其芳遭遇的“周作人事件”对其选择延安的重要意义,或虽提及却语焉不详,甚至存在误读。而事实上,从《画梦录》到延安之间的何其芳,还走了一段不短的寂寞道路。这段时间的寂寞体验,是促成他选择延安的重要因素。而“周作人事件”,则是导致何其芳遭遇寂寞体验的核心部分。

  1939年12月10日,何其芳在《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抗战发生了。对于我抗战来到得正是时候。它使我更勇敢。它使我回到四川。它使我投奔到华北。它使我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看见了我们这古老的民族的新生的力量和进步。它使我自己不断地进步,而且再也不感到在这人间我是孤单而寂寞。(14)

  去了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之后“不再感到孤单而寂寞”,显然就意味着,在他去这些地方之前,他是孤单而寂寞的。即是说,何其芳的寂寞道路,不仅涵括论者们早就注意到的幼年到《画梦录》完成这一段,还应包括论者们忽略的《画梦录》之后至他去延安的1938年8月这一段。

  其实,关于后者,何其芳已经在《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和《一个平凡的故事》中反复讲述过。相对而言,《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因侧重于为《画梦录》辩护,(15)故而对其过往道路并未全面谈及。但即便这些文字忽略了四川万县部分,简化了天津南开、山东莱阳、四川成都的体验,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他所言的苦闷和寂寞。而在另一辩护之文《一个平凡的故事》中,何其芳对自己“到延安去以前的思想变迁”(16)进行了相对完善、深入的呈现。该文共五部分,二三四部分是主体,其中,第二部分讲述他从幼时到大学期间的寂寞体验,在篇幅上,远远弱于勾勒他去天津、山东、万县、成都四地的生存实感的第三、四部分。以往论者多关注这些生存实感带给何其芳的触动,然而仔细读来,何其芳其实还描述了他那寂寞的道路在新环境更迭中的持续:在天津任教时,何其芳只有惟一一个朋友,看起来“还算很强壮的”却会“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17)的朋友,这显然映照出他处境的阴暗、心境的黯淡;在山东莱阳时,他只有与那些师范学生在一起才不觉得孤独,背景色泽的沉郁一望可知;在四川万县,他遇到的是成天打麻将,关心职业和薪金甚于抗战的教员们、公开鼓吹中国打不赢日本的校长、称热心为抗战募捐的学生为神经病的主任、一大群安静而老成的学生,他找不到一个伙伴,因而时时吞咽着孤独的苦泪;到了成都,他办《工作》杂志时,更是遭遇了同伴的不理解、讽刺,所以他“感到异常寂寞”。(18)可见,他在天津、山东、万县的寂寞体验,导致他来到成都,而他在成都感到的“异常寂寞”,导致他去向延安。在成都的寂寞体验,是促成他决绝离开的关键一环。

  绝望于万县的精神围城,心想着“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的何其芳,终于来到了成都这个“大一点的地方”,力求“多做一点事情”。(19)此后,他的确寻找到了“伙伴”,朱光潜、罗念生、方敬、卞之琳、谢文炳、沙汀、周文、周煦良等旧友新知即是,从他们那里寻求到“鼓舞和抚慰”,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为抗战办刊物的愿望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则是表现之一。这段时间的何其芳,是激情满怀的:刊名“工作”极有可能出自他的主意;(20)《工作》刊名的题写出自他的笔下;自任发行人,兼及编辑;引每期撰稿一篇,是实质上的主要撰稿人。(22)因此,何其芳实质上就是刊物的主干、灵魂。方敬就曾指出,“他实际上全面具体负责,出力最多”;(23)卞之琳也曾言,刊物是“以其芳为主干”。(24)

  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芳在此期间发表于《工作》的文章中,除《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是诗歌外,其他篇均是杂文,“……其芳为了需要他竟写了一些他过去并未写过的杂文……在杂文中,这些妨害抗战,阻碍社会文化进步的思想和言论,其芳就给予批评。”(25)何其芳自己也曾说,“我的文章抨击到浓厚的读经空气,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的残余,暗暗地进行着的麻醉年轻人的脑子的工作,知识分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观……”,他那“宣传抗日战争和支持社会正义”(26)的激情,他的锋芒所向,由此可见一斑。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杂文,他很快就遭到他人的批评。首先是因为他发表在《工作》第1期上的《论工作》。该文位列创刊号首篇,是“一篇鞭打别人也鞭打自己的文章”,(27)几乎可以说是何其芳代表《工作》同人发表的宣言。但刊物出版后,却引发了在川大借读的徐中玉(28)的“一篇古怪的苛刻的书评的责备”,(29)他“怪作者为甚么那时不切实工作”。(30)其次,发表过何其芳数篇散文并高度评价其《画梦录》的萧乾,见到《论工作》后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假若他要写抗战对于作者们的影响,他就会举何其芳作为例子,说“你看,《画梦录》的作者也写出这种文章来了。”(31)此外,“一个到希腊去考过古的人”——罗念生,(32)老早就劝他不要写杂文,要写“正经的创作”,当他不接受以后,就嘲笑何其芳“将成为一个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33)这几个批评者中,徐中玉是何其芳好友方敬的同学,萧乾是他的京派朋友,罗念生是围绕在《工作》周围的重要“伙伴”,他们的批评,显然让何其芳气恼。但是,何其芳并未发作,并未感到“异常寂寞”。

  但当他发表了《论周作人事件》之后,情况变了。

  《论周作人事件》完成于1938年5月11日深夜,发表于5月16日出版的《工作》第5期。在“周作人事件”持续发酵的过程中,该文的写作、发表极其迅速,该文的观点极具震撼力。因而何其芳该文备受瞩目,甚至受到各式批评,实属意料之中。

  “周作人事件”的发生,起因于周作人出席了日本人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参加此次座谈会的,日本方面有大使馆参事官森岛守人、新民学院教授泷川政次郎、陆军特务部成田贡、武田熙、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支局长三池和各特派员等,中国方面有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前华北大学校长何克之、清华大学教授钱稻孙以及周作人等。该座谈会召开的时间是1938年2月9日,大阪《每日新闻》也及时刊载了这一会议的消息,还发表了会议参加者的照片。但直到4月28日,《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全文译载于《文摘·战时旬刊》第19期上,且译者在评语中直接抨击周作人“甘为倭寇奴狗,认贼作父,大演傀儡戏”后,全国文化界才一片哗然: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就发表了声讨周作人的宣言;5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作人等无耻附逆,武汉文协严电声讨》的新闻,并刊载了《文化界驱逐周作人》的短评;5月7、8日,相关新闻在全国各地报刊重要位置发表,武汉文协的通电成为重要引述内容;5月14日,在《抗战文艺》上,老舍倡导、楼适夷起草、郁达夫修改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全文发表,茅盾等18位作家之名赫然在列。此后,各地关于周作人的后续报道及讨论还有很多,观点也各异。但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趋向,是人们对周作人是否附逆还心存疑虑,对周作人的处境持宽容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常风当时就曾呼吁道:“周先生的处境十分困难,不过要他牺牲他的人格恐怕要更困难……愿国人且网开一面,留待来日看个究竟”;(34)李健吾也说:“目前求周先生自白,绝不可能:他的环境和心性都不允许。日人威逼利诱是事实,他的虚与委蛇也是事实”;(35)郁达夫则表态说:“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一样的看法的”,(36)而周作人的弟子废名,在看到《论周作人事件》一文后,“对‘事件’心存疑虑(表情如此),而对何文则很不满(他这样说)”。(37)即便到了1946年,郑振铎还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但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38)……

  在“周作人事件”发酵的时间序列中,5月5日、5月14日显然是重要的两个时间点。然而在这两个点上,周作人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都是作为新闻在报道,周作人是否通敌、是否附逆都仍是一个未知数;文化界人士的反应,大都不出“震惊——怀疑”或者“震惊——怀疑——愤怒或哀伤”这两种情绪链条。偏居于西南一隅的成都文化界也大致如此。5月8日的成都报纸上,记者们对周作人参加座谈会以及武汉文协的通电进行了转载式报道,其标题《周作人等竟附逆》《周作人做了汉奸》等,虽尽显其震惊或愤怒之感,但有的报纸上标出的大问号,显然体现出了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怀疑。

  在这个序列中来考察何其芳的《论周作人事件》,我们定会发现该文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意义:在体裁上,该文选择了杂文这种文学形式,有别于新闻报道的客观,而显出了何其芳的个人观点与立场;在内容上,该文较之新闻报道更为理性、深入,体现出何其芳敏锐的直觉、缜密的逻辑以及意识的清醒。

  何其芳关注周作人的附逆问题,始于5月8日成都报纸上的新闻。从中,他知道了“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知道了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发表驱逐周作人及钱稻孙等于文化界之外的通电。但他当时并未下笔为文。直到11日,他看到《华西日报》上关于周作人参加了日本另一个御用组织“学制研究会”的通讯后,他才提笔写下了《论周作人事件》。显然,他写这一篇文章的目的,是借更具代表性的周作人的附逆问题,来探讨周作人、钱稻孙、徐祖正等“不愿向着前面走”的一群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命运问题。“时代遗弃了那懒惰的胡涂的不愿向着前面走的一群,而这次的民族大抗战更像红色的火炬一样照清楚了他们的藏匿在阴影里的脸孔”,他的这段话正表明了他的宏大意旨所在。而他论析周作人“下水”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联系“近几年文化界的情形”,意识到并分析了周作人之落水,“不是偶然的失足,也不是奇突的变节,而是他的思想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结果”。具体而言,他联系到他去北平后的几年对周作人的有限了解,举出了他不满意于周作人的数处细节:因他的文章老是抄书而不再喜读他的文章;他怕“庸俗”的学生们去麻烦他;他对人们言辞中的“鲁迅对青年好”颇不以为然;他认为黑夜很长,哲人也不过是火炬的传递者……而这样的周作人所处的时段,“已经是无数的青年在艰苦地而又勇敢地从事着救亡运动的时候。那已经是疯狂的而又阴险的敌人加紧着侵略的时候”。周作人只窥见了日本的“人情之美”,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起非难。这样的周作人,显然容易被日本人利用,《长谷川与山本对谈》中已经体现出了这种苗头。1937年秋天,何其芳已经“风闻日本人要弄周出来了”,在和朋友讨论的过程中,他认为周作人所说的不能南下的理由有些牵强,“南边虽说没有舒服的风雅的‘苦雨斋’,却有无数的人在活着,在流亡者,在工作着,在战斗着,在死着。”而当周作人终于和森岛守人、汤尔和等人坐在一起,谈论更生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时,何其芳预料到有些宽大的人会说周作人只是“被拉下水”,何其芳尖锐地问道:“然而他为什么要坐在‘苦雨斋’里等着被拉呀?”他得出的答案是:

  长久地脱离了时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使他胡涂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继续过舒服的日子,因此虽说他未必想出卖祖国以求敌人赏赐一官半职,也终于和那些出卖祖国的汉奸们坐在一起了。(39)

  可见,何其芳不仅由大阪《每日新闻》上的报道就推知周作人已经下水,而且凭借他对周作人既往思想、言行的理解,仔细、深入地论证了他下水的必然性,指出由于他的“胡涂”,“顺着他的路走到了他的坟墓”。无论是他对周作人已经“下水”、“走到了他的坟墓”的判断,还是他对周作人自身必然走向这条穷途的分析,在当时仍犹豫不已的思想文化界,无异于投入了一颗思想的炸弹,标志着何其芳乃是一种异质性存在。这种异质性的难以消除,直到近两个月之后依然存在:一位记者在《关于周作人事件》(40)的报道中,还在对周作人是否附逆问题举棋不定,而他关注到的明确指认周作人附逆的文章只有两篇,第一篇就是何其芳之文。(41)在周作人事件上,何其芳在当时文化界的孤独境遇,由此可见一斑。

  何其芳该文的发表,在他最看重的《工作》同人内部也全然得不到理解,更得不到支持。当年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卞之琳多年后写下这样的文字:“当时初传周作人在北平‘下水’,《工作》刊物同人中想法就不同。有的不相信,有的主张看一看,免得绝人之路,有的惋惜。其芳感觉最锐敏,就断然发表了不留情的批判文章《论周作人事件》。不久事实证明是他对。”(42)而另外一个积极参与者方敬也在多年后认为:“在《论周作人事件》中,其芳大是大非分明,爱憎强烈,眼明手快,立即识透和揭穿其人的丑恶的汉奸嘴脸,而在当时文化知识界有些人还抱观望怀疑的态度或者怀有惋惜的心情。”(43)显然,他们的描述都部分揭示了当时文化界对周作人附逆与否的怀疑观望态度,也就顺带揭示了他们这个小圈子对何其芳该文的态度:由怀疑观望的心态而导致他们并不以何其芳所言为是。何其芳曾痛苦地述及当时的真实情形:“我所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没有一个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就是火气过重。”(44)此处的“那些人”,如果理解为围绕在《工作》周围的作者队伍,那么,这里的“朋友”,显然最应该指向的是卞之琳和方敬。(45)但就是他最看重的两个朋友,也疏远了他。这怎能不让何其芳郁闷?更让何其芳难以接受的是,“到希腊去考过古的人”——罗念生,竟然根据何其芳的那篇文章断言他一定要短命,(46)这简直就是人身攻击了。而最终引发他心灵地震的,是他非常看重的朱光潜公开发表了《再论周作人事件》,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朱光潜是《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时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从他的文章来看,他的发言,远因是武汉文协要驱逐周作人于文化界的通电,近因则是何其芳的《论周作人事件》一文。朱光潜意识到自己乃是武汉文协的理事,但自己的观点与通电所言并不相同,也意识到《工作》是依托他主持下的川大文学院而创办的刊物,但自己的观点与何其芳所言并不相同,故而无论从哪个层面,他都有必要及时提供他的意见,以“供大家平心静气地参考”,47以使自己不落入“投井下石”或“知而不言”的窘境。

  在该文中,朱光潜客观分析了周作人滞居北平的原因,认为那种认为“他在北平,准备做汉奸”的说法,“恐怕是近于捕风捉影”。针对武汉文协认定周作人附逆所依据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谈话与照片,他指出:“其中有无歪曲事象借以宣传的用意,尚待考证。”并以孟心史、杨效春、李蔚唐的遭遇为例,认为人们“不应该轻于以这种恶毒罪状加于无辜者的身上。如果轻易称人为汉奸,真汉奸反而在皂白不分里面混过去了。”另外,朱光潜还客观地分析了周作人滞居北平而受日本人包围与利用的必然性,但同时认为,在主观上,周作人没有去做汉奸的野心和勇气,“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说好一点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者,说坏一点是一个老于世故怕粘惹是非者。他向来怕谈政治。‘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48)而在客观上,他依据北平友人的两封来信,证明周作人并不如徐祖正、钱稻孙那样已经附逆。他说:“我不敢说这两封信可为周氏尚未附逆的铁证,但是我相信它们比敌报的宣传语更较可靠。总之,一切都还待事实证明,现在对于周氏施攻击或作辩护,都未免嫌过早。”这无疑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显示出了他的冷静与理性。

  如果说以上的分析既针对武汉文协又针对何其芳而发,那么,朱光潜在文末的顺手几笔,则几乎直接指向了何其芳:

  有人借这次大阪《每日新闻》的传言,攻击到周氏的私生活,骂他吃苦茶,妒忌鲁迅,街上遇人不打招呼。世间完全人恐怕很少,我相信周氏也难免有凡人所常有的毛病。但是这另是一问题,似不应和他是否附逆相提并论。我们对自己尽可谨严,对旁人不妨宽厚一些。……

  这不仅指出了何其芳攻击周作人“私生活”的不当,而且指出将其“私生活”与附逆问题相提并论的不妥。他“对旁人不妨宽厚一些”的劝诫,显然是对何其芳在为人处世上不如人意处的警醒。

  朱光潜这篇具有对话性质的文章,紧随着何其芳之文,发表于《工作》第6期。作为该杂志的主干和灵魂人物,何其芳当然会提前知晓该文及其观点,但他并未在同一期上发表辩解文字,而是借为一个署名C.S.的学生释疑的方式,巧妙地回应了朱光潜之文。

  细读该回应文章可知,何其芳首先认定,在对“周作人事件”的主要感想上,自己与朱光潜是相通的;其次,他分析了自己和朱文所依据的材料、所持的态度的不同;最后,他回应了朱文中批评他不够宽厚的文字。显然,何其芳和朱光潜的真正区别,在于“所持的态度”以及应否宽厚的问题。何其芳说,“朱先生所持的是一种原谅的态度,我是一种攻击的态度。”这种“攻击”的对象,不是他的被拉下水,而是他“近几年来那种胡涂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何其芳再次强调知识分子不能脱离时代与人群。另外,何其芳不接受朱光潜对他不宽厚的批评。他说:“‘宽厚’也应该看对什么人,对于我所憎恶的人物,我不能‘宽厚’”。换句话说,何其芳之所以在《论周作人事件》中有那样的表达,是因为周作人是他憎恶的人物,而憎恶的原因,是他那种胡涂的思想和生活态度。至于是否附逆的问题,何其芳因强调自己与朱光潜的相通处,其实已经朝后退了一步,部分地隐去了《论周作人事件》一文的锋芒,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

  此后,何其芳、朱光潜均未再就“周作人事件”发表新的观点。两人的沉默,或许是因为后来发生的系列事情,已经证明何其芳直觉的准确、朱光潜无意中辩护的天真;(49)何其芳胜利了。然而,在何其芳自己看来,他是真的失败了。因为,他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寻找到这批伙伴,本以为可以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共同努力为抗战多做“工作”,结果,他写杂文尤其是《论周作人事件》后,这些伙伴的不理解甚至诅咒,使得他感到“异常寂寞”,“在一个小圈子里很快就感到了孤立”,他觉得自己“成了这样一个打了败仗的个人主义的散兵游勇”。(50)在这种心境下,他创作了诗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如果说该诗中“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指向的是抗战之于他内心的觉醒,促成了他努力奔向光明的意志,促成了他奔向成都并创办《工作》杂志,那么,经历了“周作人事件”的何其芳,却不得不感慨道:“然而我在成都”,这个“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在睡觉”的成都“又荒凉又小”,“使我寂寞”。(51)他甚至说,“成都却使我寂寞,/使我寂寞地想着马雅可夫斯基/对叶赛宁的自杀的非难:/‘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52)这样的诗行告诉我们,异常寂寞的何其芳,甚至思考过生/死如何抉择的问题。痛苦的何其芳,他那太长太长的寂寞的道路,到底走向何方?

  还是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何其芳写下了这段话:

  这时,一个在旁的地方的朋友,一个从前喜欢周作人的作品的人,却在一篇文章里取消了他对他的好感和敬意,说他愿意把刊物上的那和汉奸、日本人坐在一起的周作人的像擦掉,而且当他提到了我的时候,他说我不应该再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因为我是有着我的伙伴的,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53)

欢迎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及链接,商业媒体使用请获得相关授权。
分享到:
|  2018-05-23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最新评论 已有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