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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访谈录:弱听、高考与地下哲学

2018-04-28 08: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于坚访谈录

  70年代:弱听、高考与地下哲学

  《新民周刊》记者 何映宇

诗人于坚

诗人于坚

  注定了,他是一个“局外人”。他的耳朵里塞着助听器。弱听,让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在他的耳朵里都变得安静了很多。

  “拒绝隐喻”、“0档案”……每一次的出手,于坚这位身居边陲的“云南王”都会在中原大陆掀起一阵旋风。就是获得“鲁迅文学奖”,也在诗歌界引发很大的争议。作为口语派诗人中的绝对大腕,他永远在对一种语言秩序提出挑战,其目的是要颠覆主流话语的霸权,同时也是恢复现代汉诗的想象力。

  与此同时,正如他的《棕皮手记》显示出对于理论的喜好,大学时期,于坚在实验诗歌的可能性的同时,就对各种西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早就拿过“鲁迅文学奖”、“台湾《联合报》新诗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诗人奖”等重要奖项,于坚现在仍然在云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职位上安心地工作着。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在这里一干就是20多年,和他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歌姿态似乎南辕北辙。

  他的生活依旧保持着普通人的一般水平,他并没有从文学中获得财富。在云南昆明,每天上午写作,不超过2000字,在静静的写作中,于坚却坚守着风起云涌的80年代理想主义在他身上的烙印。于坚、韩东拉起大旗的《他们》和非非、莽汉、《倾向》、海上诗群一起,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于坚这个名字,也因为他与先锋戏剧导演牟森的合作而广为人知。

  尽管于坚说他已经温和了不少,但在和记者交流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于坚仍然毫不掩饰他对海子、顾彬以及被市场化主宰的当下文学状态的严肃批评。让我们知道,于坚还是于坚,火力猛烈,内心真诚。

  《新民周刊》:弱听让您再也听不到蚊子、雨滴和落叶的声音,这样的世界变得安静,但同时是否也对声音变得非常敏感?

  于坚:这个弱听是因为5岁的时候打链霉素过量,落下的毛病,但是影响还不算太大,更多的影响来自工厂的生活。“文革”开始后,1970年我上了一年初中就被国家分到工厂,我向单位请求分配一个噪音低的车间,结果是被故意分到一个声音非常响的车间,说是听不见正好。你说的也许对吧,但是我更喜欢用眼睛来观察,我的眼睛非常犀利,瞟一眼就知道了。从小养成的习惯,和世界的关系主要是看的关系。我喜欢虚构声音,我曾经发表文章反对现在盛行的诗朗诵,而我的诗却非常注重韵律感。

  《新民周刊》:后来恢复高考,您参加高考也是为了改变现状?

  于坚: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高考绝对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最重要的机遇。我1977年考没录取,1978年生病没考,1979年又考取没去,直到1980年才正式录取。在这四年中,我们工厂里,大部分一起进厂的青工都考取大学走掉了,剩下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大学始终是一个情结,就是一定要在学校里面完成正常的学业。被中断学习流放在工厂里是不正常的状况。工厂带给我影响一生的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也有很多美好的时光,但是总的来说,我仍然要说它是一种噩梦般的经历。实在太恐怖了!我毕业以后曾经再回工厂,那车间我一秒钟都不能忍受。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在那里呆上10年,我第一次干活的时候,师傅们看着我的手,非常惊讶,说这种手怎么可以干活。那个时候的工厂不像现在,绝对是西方前工业时代的工厂模式,非常原始、粗糙,笨重。我们的工厂是昆明最好的工厂之一,全部从上海搬去,我的师傅都是上海人。我年轻时上海话可以听懂很多,他们来云南那时候叫支边。就在一个荒野上,一个新的、苏联式的工厂拔地而起,机床什么都从上海搬过来。工厂里的劳动强度太大了,名义上是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文革”时期,是以政治口号来要求工人的,要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经常加班到天亮,加班的还觉得非常光荣,一分钱加班费也不会拿,没有人会提这种要求,这种要求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可耻的。

  《新民周刊》:一个写诗的人往往是感性的,可是您对理性的哲学却也非常感兴趣,这有点奇怪。

  于坚:我对哲学的兴趣不是从大学开始的,实际上在70年代,中国民间有很多地下哲学研究小组,成员主要是比我们年纪大(我们算是红小兵)的红卫兵知青。他们学的不是官方规定的马列主义选本,而是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原著。受毛泽东的影响,喜欢哲学在当时青年中是一种风气。当时我们基本读不到西方哲学著作,只能阅读马恩原著,但是由于马恩的哲学体系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所以它的许多思想与存在主义等西方思潮都是有关系的,只是说你是否能看得出来而已。我早期的哲学基础是从马克思、列宁的那些原著中打下的,那时候还细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的文艺理论著作。后来到大学时代,西方哲学真正进来的时候,就觉悟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研究的是世界背后存在着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历史的发展是可以总结出规律来的。但是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变成了存在决定本质,和本质决定存在是两回事。可是最基本的东西,什么是存在,什么是本质,我还是从马克思学说中知道的。

  《新民周刊》:80年代你们写作的诗歌在中国非常超前,但是西方后现代诗歌也有类似风格的作品,当时已经受到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了吗?

  于坚:后现代思想是90年代以后才进入中国的。我看的西方诗集,最早的是惠特曼的《草叶集》,60年代的译本。我觉得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这些主义背后所隐藏的诗歌精神其实是相通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美国人很喜欢寒山,也很喜欢王维,这里有一个渊源,需要时间和阅读经验把它打通。

  《他们》时代的韩东与于坚

  《新民周刊》:您和韩东编辑的《他们》,和《今天》、《倾向》、《非非》一样是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民间刊物之一。你和韩东是怎么认识的?

  于坚:我和韩东认识是因为封新城办的杂志《同代》,当时封新城在兰州大学。最早是甘肃兰州的《飞天》有一个非常好的编辑叫张书绅,他觉得大学生诗歌很有活力,就在《飞天》上辟了一个大学生诗歌专栏:“大学生诗苑”。我们当时的诗歌作品基本上只能在自己印的民间诗歌刊物上发表,很难进入官方刊物,只有他那个地方愿意接纳,所以全国在校大学生基本上都往那里投稿,那里立刻成为高校大学生写作园地,一面旗帜。我的诗歌比较另类,官方杂志很难发表,许多都发在《飞天》上。发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学校班级写上,比如写“云南大学中文系某某级于坚”,“山东大学哲学系某某级韩东”,这就是通讯地址。我们一看,这家伙诗写得不错,就按照这个地址联系。封新城在《飞天》上看到我的诗,就写信给我,说他要办一份民刊《同代》,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韩东。《同代》给我寄了几份,是一份印刷非常粗糙的刊物,用蜡纸刻的,上面发了我的诗、海子的诗——他的《亚洲铜》就首发在上面,还有陈东东、韩东和王寅。我看了韩东的诗,很喜欢,觉得他对诗的想法和我有共同之处,就开始通信。然后我们开始自己办《他们》。

  《新民周刊》:您住在昆明,韩东在南京,主要由谁来操作主编?

  于坚:每个人的稿子都是现成的,我们都已经写了很多年了。有一大批手稿放在那里。我记得当时每期每个人出96元钱,在当时可不得了。我当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

  先是韩东编一期,我编一期,轮流编。结果我们在选稿上就发生分歧。我们当时有分歧就直截了当地写长信表达看法。韩东叫我编第二期,他寄了一批稿子到我这里,我看了以后,不是太喜欢。韩东认为《他们》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阵营,要把有才华的年轻诗人都吸引过来,而我更认同做一本同人刊物的想法。韩东寄来的一大摞稿子,我不喜欢,他又很坚持,我就把稿子退回去了,没编。后来基本上都是韩东编的,可能有四五期,然后是朱文编。

  第一期出来后在全国就引起了极大反响,我和韩东被邀请参加当时《诗刊》的青春诗会就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年代,1986年的时候《诗刊》的主编是刘湛秋先生,老一代的诗人,他的思想非常解放,和后来平庸的《诗刊》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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