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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张枣

2012-09-28 09:0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柏桦 阅读

  柏桦:张枣

  (柏桦,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邮编:610031)

  呵,所有的仪表都同意
  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阴暗。
  ——[英]W.H.奥顿:《悼念叶芝》(查良铮译,下同)

  真是美妙,然后从神圣的睡梦中
  复苏,从树林的清凉里
  醒来,傍晚时分
  迎着更柔和的光走去,……

  ——[德]荷尔德林:《莱因河》(林克译)

  引言

  我将一遍又一遍牢记这一时间和地点:2010年3月8日凌晨4点39分(北京时间),诗人张枣在静穆的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逝世,年仅47岁零3个月。

  很快,消息开始了飞速的传递;3月9日下午我从北岛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张枣去世的消息。这是一个忙乱的下午:我的电脑因突发故障而正在抢修;有关张枣逝世的电话铃声不停地响起;我的身子也在轻微地发抖,时断时歇,直到夜半。是的,我知道他及德国都已尽力了,整整三个月(从肺癌发病到身亡。在此,容我再多说一句:199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曾与他及我的一位德国汉学家朋友Karin Betz一道漫步西柏林街头,他突然笑着用手指点街头的一个Marlboro的香烟广告牌对我说,那拍广告的牛仔不吸烟但死于肺癌),时间在一秒一秒地经过,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想到了27年以来与他交往的许多往事,不太连贯,仅枝蔓横斜,繁杂而多头……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甜”由张枣表述;再由其晚年最得意的弟子颜炼军博士敏锐地提炼出来,作为他那篇——与张枣最后共同完成的——深入访谈的标题),爱它的性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比常人更敏感于死亡和时间,在1984年某个夏末初秋的深夜,在重庆,在歌乐山,他轻拍着一株幼树的叶子,对我说:“看,这一刻已经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个时间。”他说话、走路、书写都显得轻盈,即便他后来发胖后亦如此,犹如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所说:“真是一个身轻如燕的人。……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卡尔维诺《论轻逸》)他那“……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变革之计/使他的步伐配制出世界的轻盈。”(参见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十四行组诗中的第10首)

  他几乎从不谈论死之恐怖——除某两三个极端时刻,譬如在孤绝得令他欲疯的德国生活之某一刻(见后)——只赋予死优雅的甜的装饰。这种我还在参悟的“甜”,是他一生的关键词,既复杂又单纯。而他诗歌中的那些汉字之甜,更是我迄今也不敢触碰的,即便我对此有至深的体会——颓废之甜才是文学的瑰宝,因唯有它才如此绚丽精致地心庝光景与生命的消逝。今天,我已有了一种预感,“轻与甜”将是未来文学的方向,而张枣早就以其青春之“轻”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好远了。有关张枣的“轻”,我将在后文涉及。

  张枣一贯是一个很寂寞的人(虽然他表面有一种夸张的笑容可掬,其实是为了更深的掩藏其寂寞),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在北京或上海,干脆将其寂寞的身心完全彻底地投入到生活的甜里。那颓废之甜是烫的,美食也如花;他甚至对诗人陈东东和诗人傅维说,今夜我们比赛不眠。我知道他深受失眠的折磨,因此长期靠夜半饮啤酒才能入眠。个中痛苦,尤其在他德国时期所写诗篇中最能见出,如《祖国丛书》(1992)、《护身符》(1992)等。《祖国丛书》当是张枣的啼血之诗,在诗中,他宛若一只绝代的杜鹃,正拼尽全力从肺腑深处唱彻他至痛的寂寞与怀乡之歌,顺势而来他也就唱出了一个夜半诗人借酒浇愁的骇人幻觉,其中尽是一些极端超现实的意象,如其中一句:“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后比死人更多挂一点肉”。这时,我们的诗人已大醉了,可去空中走,亦可去水上飘,当然更可以“奇语”联翩惊人。《护身符》却是另一番正话反说,诗人用“不”,甚至一鼓作气用了多个“不”,来表达其用心是何等坚贞、委屈;刹那间,他似乎已铁了心要给予读者接二连三的当头棒喝,以惊醒他们注意那“护身符”的祥中之不祥以及幸中之不幸。同时,诗人所发出的咒语般的“不”字,也是一种“找截干净”(参见张岱:《柳敬亭说书》)、义无反顾的召唤,他不仅召唤他自己,也在召唤我们赶快尽力从反方向进入并认识那不可求的幸福之幻景,下面引来此诗最后四行:

  “不”这个护生符,左右开弓
  你躬身去解鞋带的死结
  你掩耳盗铃。旷野——
  不!不!不!

  ——张枣:《护生符》

  且看那“护生符”左不是,右也不是,正不是,反也不是,犹如鞋带的死结,你无论如何也是解不开的,你企图解开个中神秘的行为亦是徒劳的,简直又宛如“掩耳盗玲”。而“旷野”——梦和希望在哪里呀?我的耳边终于响起了诗人正话反说的呼声,那也是反乌托邦(anti-utopia)的吼声:“不!不!不!”。

  住在德国,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静雪覆路,室内映着虚白的光,人会萌生“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按:参见白居易:《问刘十九》)的怀想。但就是没有对饮的那个人。……是的,在这个时代,连失眠都是枯燥的,因为没有令人心跳的愿景。为了防堵失眠,你就只好“补饮”。补饮过的人,都知道那是咋回事:跟人喝了一夜的酒,觉得没过瘾,觉得喝得不对头。于是,趁着夜深人静,再独自开饮。这时,内心一定很空惘,身子枯坐在一个角落里,只愿早点浸染上睡意,了却这一天。

  ——张枣:《枯坐》,《黄珂》,华夏出版社,2009,第197——198页

  从以上所引张枣的文字,我们一眼就可见出张枣在德国日常生活之一般,落寞、颓唐,夜夜无眠……至于“补饮”,我2008年春,与他共赴苏州同里的“三月三诗会”时,有亲身的领教。是夜,宴席才罢,众人皆散,酒阑人静刚接踵而来一小会儿,我独自去了他的房间,他立马又邀我外出,去一街边小店,炒了二个菜,其中一个是爆炒肚条(这种类型的菜是他至爱,而我却是从不吃的),买了四瓶或六瓶啤酒,“还得补喝一下。”他边说边与我走回他那昏暗的房间,“补饮”开始了,但我们这最后一次说话——之后虽有几次可数的电话交谈,却再无见面——已没有了早年那种相互紧逼的“雄姿英发”(参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分秒必争的闪光,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想不起,只记得喝到麻痹后,我飘然回到自己房间倒头睡去,直至天明。

  另外,他还对我说过,他很喜欢“盲流”一词,他说他最想去做一个盲流,此说特别令我震惊,因我内心从小就一直有一种盲流冲动,但这种“英雄相惜”的思想,即我内心也有的这个想法,却从未告诉过他。后来,我在一本书《淡淡的幽默——回忆契诃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读到了蒲宁(Ivan Bunin)回忆契诃夫(Аnton Chekhov)的文章,其中他这样说到契诃夫最后的梦想:

  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常常幻想,甚至说出声来:

  “做一个流浪汉,漂泊者,去朝拜圣地,移居林中湖边的修道院里,夏天的晚上坐在修道院大门口的一张凳上……这样有多好啊!”   

  是的,据我所知,包括普通中国人极为崇拜的托尔斯泰(Lev Tolstoy),他的死,也是与其晚年毅然出走联系在一起的,流浪——远方——未知——或对永生的渴盼,曾吸引了多少伟人和平凡的人走向流浪之路呀(后来“垮掉派”也走在了路上,更不用说那超现实的“红军长征”),连伟大的孔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一个伟大的盲流,更何况当代亡命日本的胡兰成了。是的,让我再重复一遍契诃夫的话吧:“这样有多好啊!”

  那些曾经的流浪与漂泊,那些曾经的风与疯与风,那些空虚滚动的云……在重庆,在德国,也在你最后的北京得以完成。而你如同那中了诗谶的俄底修斯,“甚至死也只是衔接了这场漂泊。” (参见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十四行组诗中的第9首)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很快,图宾根明朗的森林将接纳你:   

  ……
  来吧,这是你的火,环舞着你的心身
  你知道火并不炽热,亦没有苗焰,只是
  一扇清朗的门,我知道化成一缕清烟的你
  正怜悯着我,永在假的黎明无限沉沦   

  ——节选自张枣:《与夜蛾谈牺牲》(1987.9.30—10.4)   

  请休憩吧,我永恒的友人;同时,也请携带上你那一生中最珍爱的汉字——甜(活与死之甜、至乐与至苦之甜)——起飞吧!向东、向东、再向东,请你分分秒秒地向东呀!因为:

  一个死者的文字
  要在活人的肺腑间被润色。

  ——W.H.奥顿:《悼念叶芝》

  一、相识

  在我动身去重庆北碚区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1983年10月的一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家,现在日本,为中国文学教授),他那时正在翻译我的《震颤》。他告诉我,黄瀛教授,他的导师,很赞赏我写的《震颤》,特别惊叹其中一句“明年冬夜用手枪杀死一只野兽”。我觉得很奇怪,一个80多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诗,这样的句子。“黄老师年轻时在日本用日语写诗曾轰动日本诗坛。他是日本大诗人白原北秋、草野心平、川端康成的朋友,他整个人就是日本文坛的一员。”听完武继平的介绍,我才豁然明白。

  仍然在武继平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四川外语学院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布衾多年冷似铁”(参见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那是诗人们习惯性的见面礼,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象。”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好象是有关娟娟(彭慧娟)的一首诗《危险的旅程》,即献给他曾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书时的女朋友的一首诗,里面提到一个奇异的意象——电线,使我震动。而他的稿纸有几页又找不到了(这种情况后来常有发生,因此才有了我四处为他找寻诗稿的传言),潦潦草草就结束了朗诵。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不太情愿立即承认,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一个人写得同我一样好或比我好,而且此人就在眼前这一事实,我还完全无法接受并反应过来。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后来他说这是神安排他来重庆与我接头,如没有这次接头和相遇,很可能我们俩人就不写诗了,因那时我们都已各自陷入某种写作的危机。

  “得迅速离开。今后不见他就行了。”我的内心在紧急地催促。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投入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因它包含的不只是惊恐、警觉和敏感,似乎还有一股掩映着的转瞬即逝的疯狂。他那时才21岁,可我却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觉到几丝死亡之甜的丽影。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浑、有力、骄傲而优雅,微笑漾溢着性感。但当时他太年轻了,这一特点才初显端倪,他不能象日后(其实仅仅一年之后)那样自如地运用这一魅力。

  我很快就把我和张枣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彭逸林(诗人,时任重庆市钢铁工业学校语文教师),要他对这位年轻诗人给予注意。但我们三人一起第一次碰面(也是我和张枣第二次见面)一直推迟到第二年三月。在这期间我处理了一些纯粹个人琐事:调动(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调动至西南农业大学英语教研室)、适应、安顿以及无聊。   

  1984年3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那是一个寂寞而沉闷的初春下午——很可能就是3月7日或8日,谁还记得准确呢?那就让我放胆说出来吧,就是这一天,3月8日——我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急切希望交换的声音。诗歌在30—40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30—40公里)传递着它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形塑、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落寞失望的慢板逐渐加快,变为激烈的、令人产生解脱感的急板。

  1984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张枣那扑面而来的紧迫声音。

  这天下午3点至5点,四个人(我、张枣、彭逸林及彭带来的一位他所在学校——重庆钢铁工业学校——的年轻同事)在经过一轮预热式的谈话后,我明显感觉到了张枣说话的冲击力和敏感度,他处处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境,似乎每分每秒都要携我以高度集中之精神来共同侦破人性内在的秘密。这工作本是我特别的强项,但在一般情况下,我是最不乐意与人谈论这个极为隐蔽的话题的。我总是在生活中尽量回避这直刺人心的尴尬与惊险。但张枣似乎胸有成竹地预见到了我对人性的侦破有一种隐密的嗜好或者他也想以某类大胆的尖端话题——譬如性——来挑起我的谈兴和热情。而我当时已打定主意不单独与他深谈了。吃晚饭时,我就私下告诉彭逸林,晚上让张枣和他带来的那位老师共住我已订好的一间招待所宿舍,而我们在一起并住我家。如果当时彭逸林同意了,我和张枣就不会有这次“绝对之夜”(见后)的深谈,彼此间心心相印的交流要么再次推延,要么就从来不会发生,但命运却已被注定,彭逸林无论如何不答应我的建议,反劝我与张枣多交流。接下来可想而知,这场我本欲避开的短兵相接的彻夜长谈便随即展开了。

  谈话从黑夜一直持续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紧迫宜人的春夜绵绵不绝。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一个女孩娟娟,谈到岳麓山、橘子州头、湖南师院,谈到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动,在这一切之中他谈到诗歌,谈到庞德(Ezra Pound)和意象派(见后),谈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里必多(libido)以及注定要灭亡的爱情……

  交谈在继续……诗篇与英雄皆如花,我们跃跃欲试,要来酝酿节气(此说化用胡兰成《文学的使命》最后一句:“文章与英雄都如花,我们要来酝酿节气。”参见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在半夜,我打开了窗户。校园沉寂的芬芳、昆虫的低语、深夜大自然停匀的呼吸,随着春天的风吹进了烟雾缭绕的斗室,发白的蓝花点窗帘被高高吹起,发出孤独而病态的响声,就象夜半人语。唉,我们无一幸免,就这样成为了一对亲密幽暗而不知疲乏的吸烟者呢。这一画面从法国诗人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与瓦雷里(Paul Valery)的吸烟形象中转化而来,原文出自梁宗岱所译瓦雷里的文章《骰子底一掷》中一小节,如下:
  
  七月的繁天把万物全关在一簇万千闪烁的别的世界里,当我们,幽暗的吸烟者,在大蛇星,天鹅星,天鹰星,天琴星当中走着,——我觉得现在简直被网罗在静默的宇宙诗篇内:一篇完全是光明和迷语的诗篇;……(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98页)
  
  这时他在一张纸上写下“诗谶”二字,并在下面划出二道横杠;接着他又写下“绝对之夜”和“死亡的原因”,并用框将其各自框住;而在纸页的上方又写来一个大字“悟”。我们的友谊(本该在半年前就开始的友谊,而在这个下午或黄昏又差点停滞不前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将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他在一首诗《秋天的戏剧》第6节中,记录了我们交往的细节:?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象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更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后来,1999年冬,他在德国为我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写下一篇序文《销魂》,在文中他叙说了我俩在一起写诗的日子是怎样地销魂夺魄: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变,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按:他那时偏爱用弗洛伊德的一个精神分析术语“谈话疗法”即:talking cure来形容我俩这个谈话的节日)。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常常我们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长途奔波,在北碚和烈士墓之间,在言词的欢乐与“销魂”之间,我们真是绝不歇息的奔波者呀。那时还没有具体事件,纸、书籍、写诗、交谈,成为我们当时的全部内容。其情形,每当我忆起,就会立刻想到俄罗斯作家伊万.蒲宁 在《拉赫玛尼诺夫》一文中开篇几句:“我是在雅尔塔同他结识的,那天我们曾促膝长谈。像这样的长谈只有在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青年时期的浪漫岁月里才会有。那时人们往往彻夜不眠地畅谈美、永恒和崇高的艺术。”我与张枣这种动辄就延绵三天的长谈,不仅宛如那(蒲宁说的)浓荫式的俄罗斯长谈,也更象东亚或中国古代文人那种“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参见杜甫:《赠卫八处士》)的秉烛夜谈,那是一种神秘东方的从不惊动旁人的“细论文”式交流(出自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那也是一种“高山流水”知音之间的过于专注的交流,因此在这个交流之外,我们暂时不能感到还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而唯有你我之间那不断涌出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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