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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人才?(2)

2018-01-25 09:28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何兆武 阅读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先生讲课不行的,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讲课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呀,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我想他那么重的口音,英文发音也不会太好。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锺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喜欢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另外,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那儿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袱进来,往桌上一放,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但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滞在香港。

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套四合院的房子。可是后来一打仗就不行了,每况愈下。从1937年打仗到38年、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西南联大时候,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70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由于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个别有点钱的在外边自己租间小房子住。还有的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一位,那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

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当时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当年的艰难,恐怕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了。假如那个时候要收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子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学校不是做生意,不能因小失大。毕竟赚钱不是目的,为国家培养人才才是最大的收获。

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才真正的幸福。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大家总是乐观地、天真地,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学校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极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上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去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清楚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儿高谈阔论,对着吹。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军一样,下运动场的时候必然想着:“我一定得超过他,我一定能打赢他!”如果一上来先自己泄了气,“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那还怎么可能打败别人?科学一代一代发展,总是后胜于前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了。我们之所以比他们高明,是因为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话。牛顿花了前半生的工夫得出三大定律,可是今天的中学生听老师讲一个钟头不就明白了吗?但我们不能为此就嘲笑牛顿。任何学术都应该,而且必然后胜于前,尤其对于那些有才华的人,他的眼界就应该比前人更高。假如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背后,什么“字字是真理”,那是没出息的表现。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学数学的,后来是世界级的权威了,可是对哲学极有兴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倒很谦逊,总说不懂不懂。可有时候聊着聊着,无意之中,忽然他就吐露出非常狂妄的话。比如我们谈到某某哲学家,我说:“在这个问题上,这位哲学家好像没有说得太清楚。”他突然来一句,说:“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就是说,他没那个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了,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的。我想,这些地方反而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比如我,大概永远不会是有为的。

那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得看上两三次。我在昆明待了七年,看了大概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盖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之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接下来才是看电影。

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片子很快就出来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也是马上就公映。那次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三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正当年的时期。可他衰老得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三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脑溢血,突然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初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小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它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当时译为《魂归离恨天》,那个也很好看。还有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的《蝴蝶梦》,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新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也看了好几部,在当总统以前,他是个二流演员。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面给Eroll Flynn配戏,用京剧的行话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

据说当时担任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大家都言之籍籍,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比如《卿何薄命》、《魂归离恨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比如Laurence Olivier、费雯丽主演的《汉密尔顿夫人》,描写了特拉法尔加海战,那在英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还有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都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也享受了美妙的艺术。再比如狄斯尼画的Fantasia,用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等名曲伴奏,最后以舒伯特的《圣母颂》结尾。看过之后,真是令人仨月不知肉味。

上文摘选自《上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
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
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

《上学记》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

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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