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光临:中国南方艺术(www.zgnfys.com)!收藏我们 [高级搜索]

梁漱溟辞世30周年:"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

2018-01-08 09:49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徐学勤 阅读

1942年1月10日,香港战事结束半个月,因主持《光明报》而抵港的梁漱溟,方才购得船票,与朋友四人乔装成工人、小贩,准备乘船逃回大陆。

行船全凭风力,颠簸辗转到澳门、台山城,又经陆路从开平到肇庆,终抵梧州一路有敌方关卡,有空袭炮火,同行者皆慌乱不已,唯独梁漱溟安然无事。朋友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真了不起,若无其事!

1月26日抵达梧州,梁漱溟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信,记叙了香港脱险经历。论及为何能这样淡定自如,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作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栖栖皇皇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经历了生死劫难后,他在这封家书中陈述胸襟抱负,“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在书信中向儿子吐露心迹,即便有张狂之语,亦无可厚非。但这封信被友人拿去发表在桂林《文化杂志》上,梁漱溟觉察到不妥,于是补作后记,希望读者不必介意。

梁漱溟一生以研究人生和社会为己任,不仅坐而立言,更起而行之。他在给学生田慕周的信中说,“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也。”他曾想出家为僧,却终于深度入世。在国族前途晦暗不明之际,积极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在日寇侵华之际,奔走于各党派之间,斡旋调停,团结抗战;在政治运动扰乱社会秩序之时,他慷慨陈词,直抒胸臆。

2018年是梁漱溟辞世30周年,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收录了他与师友、家人之间的761封信函,书信的隐私性更能透露著者的心迹,这些书信里能窥见他的东西文化思想、人生哲学,以及社会改革之道。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生逢乱世

保持心志清明并非易事

梁漱溟先生一生桀骜不驯,恪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信条行走于世,是20世纪中国极具铮铮傲骨和道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终其一生,他执着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求索,既坐而言,亦起而行,是一位行动的儒家。

生逢乱世,要保持心志清明并非易事,梁漱溟认为,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年仅24岁,他便以中学文凭入北大执教,身边很快聚拢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师友,他们一起谈论儒学、佛学,关心人生和社会问题,因共同的志趣而成终生的朋友。

他与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旗手,虽主张不尽相同,但亦保持友好的交往。纵使公开的笔仗不断,私下的信函却仍谦恭守礼,不失学人体面尊严。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编注:梁培宽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1月

1921年,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后,更有青年人慕名远道而来拜访求见。后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在广东、山东、重庆等地开展教育活动,学生门徒日增,其中许多青年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于是以梁漱溟为中心,以人生向上为根本宗旨,结成“朋友团体”。其中,云颂天、黄艮庸、胡应汉、唐宦存等人,甚至终生追随梁漱溟,矢志不移。

梁漱溟自忖,受朋友之益良多,而得出一系列朋友观。比如,“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与朋友很有关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而决定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信用。”“如果没有较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自己不会被人看高一点。”“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收录了761封梁漱溟与师友的往来信函,时间跨度近70年,从这些信函能窥见梁漱溟的个人史,也可看到20世纪的政治变迁。

对话梁漱溟之子梁培宽

梁漱溟和他的朋友们

因《究元决疑论》进入北大

新京报: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个佳话,是他破格聘用只有中学文凭、年仅24岁的梁漱溟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这套书信集收录了你父亲给蔡元培的五封信,他是如何与蔡先生结识并被破格聘用的?

梁培宽:1916年,我父亲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是他研究四年佛学的一点总结。他当时在司法部任秘书,在国会上与蔡元培先生见过面,但彼此没有交谈,他知道蔡先生对哲学和佛学也有兴趣,于是拿这篇文章向蔡先生请教。结果蔡先生说,他回国后已经在《东方杂志》上读过这篇文章,不过,现在还提不出什么意见。当时,北大哲学系正缺一个教印度哲学的老师,蔡先生就问我父亲能不能教,我父亲感到很意外,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只是研究了一些佛学,而佛学只是印度哲学里的一个流派,恐怕教不了。蔡先生就让他把教课当作学习,和学生一起讨论哲学问题。我父亲说得考虑一下,一是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胜任,二是他当时还有司法部的职务在身,至少得把这个职务卸任以后,才能来北大。

新京报:你父亲在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说,听闻北大图书馆的徐君已经辞职,便想辞掉司法部职务,“专任斯席,耤遂读书之愿”,这次主动求职又是怎么回事?

梁培宽:这是发生在蔡先生主动邀约之前,这封信我父亲没有存底,是蔡先生在北大工作的孙女提供的复印件。当时,我父亲听闻北大图书馆有人要辞职,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因为家里没有多少藏书,他研究佛学需要自己到书店买书,就给蔡先生写信毛遂自荐,说自己愿意干,想借此机会读书。他的佛学完全靠自学,有看不懂的地方,就搁一阵再看,像他这样钻研佛学的人很少。他后来说,能到北大任教,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特别的才干,而是因为钻了一个佛学的冷门,别人没钻过,他钻了,就好像有这么一个特长。

新文化运动的“敌人”?

新京报:你父亲与胡适是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年龄仅相差一岁,但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有很多争论,互相写过批评文章,胡适甚至公开将你父亲和张君劢列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但两人的信件往来跨度至少有十年,信中都很客气,他们的关系究竟怎样?

梁培宽:有一次,《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父亲的文章,胡适看后觉得很好,说“把梁某人教训了一顿”。我父亲后来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他跟胡先生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是在不同方面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可能会有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应该和而不同,并不把对方视作敌人。他们两人的研究不是一个路子,我父亲搞佛学、儒学研究,胡先生的兴趣并不在这儿。胡先生把他列为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他觉得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他说,“ 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新京报:你父亲有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吗?他对新文化运动持何种立场?

梁培宽:他没在《新青年》上发过文章,也没有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当时,与《新青年》针锋相对的是《国故》杂志,但我父亲也没有加入国故派,因为他觉得国故派不能说出个道理来,只是拿一些老货出来贩卖,说来说去就那点东西,跟《新青年》这一派没法比。他1917年进入北大,新文化运动让他觉得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呈压倒性优势,好像要把中国文化挤垮。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西方文化来势汹汹,就像一把刀子架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我们得想一想要怎么应对,是要全盘接受,还是否定,还是调和取中,想办法融合。他是一个问题中人,生活在问题里,要把东西方文化的问题搞清楚。想要既保住中国的传统精髓,也吸取西方的有利面,这就牵扯到东西文化哲学。

欢迎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及链接,商业媒体使用请获得相关授权。
分享到:
|  2018-01-0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最新评论 已有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