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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有些文坛恩怨,不必看得太严重

2017-12-18 09:09 来源:凤凰文化 阅读

诗人余光中今日于台湾病逝,享年90岁。

实际上,大多数读者对余光中的印象还停留在“乡愁诗人”这一评价中。但余光中似乎并不认同。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戏称:“这些年回大陆太频繁,乡愁诗写不出来了,回乡诗倒是作了不少。”

斯人已去,但身后似乎总有些“历史问题”并不平静,有人说他“陷人与不义”,有人说他是“马屁诗人”。文坛的是非恩怨太多,除了“乡愁诗人”,我们不妨来看看视线之外的余光中。

“陷人于不义”的余光中

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一度在大陆掀起追捧热潮,甚至是在一段时间内成就了“余光中神话”。但也有不买账的人,说“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确是十分干净和荣耀的,因为他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

这里包括最为著名被称为“血滴子”的反共杀人利器《狼来了》。在行家眼里,这种隐瞒显然是徒劳的,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此事,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公案”。

在上世纪,余光中备受争议的主要是两件事:“唐文标事件”和“台湾乡土之争”。

在现代诗论战中,唐文标反对现代主义诗歌“西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余光中对此的反驳十分犀利,直接在《诗人何罪》一文中称唐文标持有“左倾文艺观”,给唐文标扣上了一顶“红色”的帽子。

而另一场乡土文学论战中,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反共’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

1977年8月20日,余光中在《联合报》发表被称为“血滴子”的反共杀人利器《狼来了》,“引起大哗,激起众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等人奋起辩白,连那些与此无关、立场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批评余光中”。

徐复观在《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指出:

余光中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在乡土文学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尉天聪差点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却因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

除此之外,说明余光中人格问题的还有他向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的引述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将军,告密陈映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的台湾是“必死之罪”。

教授吕正惠对此的评价是,“余光中也许是更‘聪明’的人。在发表《狼来了》之后,连许多现代派都对他敬而远之,在台湾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两岸情势一改变,他就往大陆发展,没想到二十年之间,就造成‘余光中热’,真是令人感慨。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但客观地说,他在战后台湾文坛仍有其正面贡献,他的创作仍然有可取之处。不过,既成为热点,又是台湾文人在大陆的‘代表’,这一点,恐怕台湾不论哪种立场的人都难以接受。”

这些是是非非都使得余光中背负着“陷人于不义”的恶名,后来更有李敖将其批评为“马屁诗人”。

李敖提出的“马屁诗人”是指余光中在蒋经国死后写的一首诗,名字叫《送别》。

“悲哀的半旗,壮烈的半旗,为你而降,
悲哀的黑纱,沉重的黑纱,为你而戴,
悲哀的菊花,纯洁的菊花,为你而开,
悲哀的灵堂,肃静的灵堂,为你而拜,
悲哀的行列,依依的行列,为你而排,
悲哀的泪水,感激的泪水,为你而流,
悲哀的背影,劳累的背影,不再回头,
悲哀的柩车,告别的柩车,慢慢地走,
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

两人素来不和,他一直极其鄙视余光中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歌功颂德,甚至将《送别》这首诗改编成了如下版本,

“悲哀的马屁,臭臭的马屁,为你而拍,
悲哀的新诗,无耻的新诗,为你而写,
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
快了我跟不上,因为我是你的狗。”

在2012年,《经济学人》杂志以“bumbler”(失败、搞砸)形容马英九,而余光中则将其解释为“拙”,即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意思,也引发了评论者的争论,认为其“媚上”。

有些台湾文坛恩怨,不必看得太严重

数了这么多条余光中的“罪状”,那么“余光中热”和余光中的“历史问题”能混为一谈吗?

一个作家走过的创作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他的观点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余光中过去曾经对一些问题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可能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但面对一般读者,需要介绍的只是余光中作品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东西。至少,海峡两岸诗文写得像余光中这样好的并不多,他的走红不是偶然,大概没有人会说他是浪得虚名。

又如教授钱虹所说,在那个特殊年代,台湾不少文人都写过“战斗文艺”或“反共八股”作品,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能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或“恶名”而断然否定包括余光中在内的台湾作家的文学成就。台港文学研究刚刚兴起之时,“爱不爱国”就成为台港作家及文学作品的判断标准和共识。至于“余光中神话”,总比“王文华神话”、“几米神话”要好,因为余光中对于“美丽的中文”的感情比他们要深得多。尤其是高龄了还在孜孜不倦地写诗著文,就这一点,两岸诗人就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

其实,我们对台湾文学史了解并不够,中间又隔着海峡,加上时光的流逝,许多事情都是隔岸观火,因此,许多评价是不全面的,更谈不上深入。有些台湾文坛的恩怨,似乎不必看得过分严重。

最后,让我们通过2013年的一次采访节选,来看看余光中自己的回应:

媒体:在你参与的一系列论战中,争议最大的是所谓乡土文学论战以及“狼来了事件”。这些事情伤害了很多人,对你有伤害吗?

余光中:“狼来了事件”,大概是引起不少误会。我只是写了一篇短文,并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厘清,也就迸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在香港知道“文革”是什么,台湾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香港饱受围剿,比如《大公报》,当时他们看我不顺眼,因为我的诗文批评“文革”,所以他们觉得,要给我点下马威,说我是反华、反革命、反人民。可是现在又叫我爱国诗人。所以那个政治正确是变来变去的。

媒体:也就是说,尽管“狼来了事件”时猜测你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但你个人其实是跟政治没有太大瓜葛?

余光中: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且不管后来我对“文革”什么态度。我在大陆的最后一两年,同学之间有很多读书会,他们都读什么?读《李有才板话》。当时大家没觉得有什么,可是当时我喜欢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我就很难过,觉得是无法适应的。同样在香港做难民的也有我的一些同学,他们后来又回到了“为人民服务”。他们还鼓动我回到内地,但我后来跟着家人去了台湾。可是到了台湾,国民党也是来这一套,什么战斗文学等等,所以我和那些朋友掀起现代主义都是为了逃避政治的影响。

(以上内容凤凰文化综合整理于澎湃新闻、东方日报、虎嗅网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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