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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背叛,加缪的醒悟

2017-11-06 09:19 来源:腾讯文化 阅读

1944 年到 1956 年,一代被卷入共产主义浪潮的法国知识分子,对苏联共产主义背后的暴政和恐怖集体失语。美国学者托尼·朱特将这一切记录在《未竟的往昔》一书中,“更恰当地说,它是一本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道德状况的研究。”

《未竟的往昔》书影,从左往右:波伏娃、萨特、加缪

《未竟的往昔》书影,从左往右:波伏娃、萨特、加缪

萨特的背叛,加缪的醒悟

1947 年,苏联官员克拉夫琴科投奔西方,写了一本书《我选择了自由》,讲述苏联劳改营中的血腥故事。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跳出来指责克拉夫琴科“没说实话,唯利是图”,法共报刊《法国信札》刊文痛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导演的骗局”。可是,当萨特的朋友、曾遭流放的反法西斯人士大卫·鲁塞提议详细调查古拉格集中营,萨特当即与其绝交,并说:“谈论集中营的事并非我们的责任。”

美国学者托尼·朱特在《未竟的往昔》一书中,将这种怪象归因为:1944 年到 1956 年,一代被卷入共产主义浪潮的法国知识分子,对苏联共产主义背后的暴政和恐怖集体伪善和失语。“在布达佩斯遍体鳞伤时,萨特、波伏娃及其同代人仍然摆弄着他们的存在主义困境,一道写下并说了一些相当令人震惊的蠢话。”

《美国观察家》评价这本书,“足以让那些愉快徜徉于 20 世纪法国文学字里行间的人们血液凝固。”

“你居然没上过强化班”

“这不是一部法国知识分子史。”朱特觉得这本书与自己其他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如研究加缪、雷蒙·阿隆的《责任的重负》)不同,“更恰当地说,它是一本有关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议题的文集,一个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道德状况的研究。”

1948 年,朱特出生于伦敦,祖父母是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外祖父母分别来自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尽管他“在英国长大,使用英语思考、写作,甚至也有英国人特有的先入为主的好恶”,但犹太身份又使他在谈及西欧时,“本能地切换到第三人称,不与他们为伍”。

暧昧的归属感让朱特拥有了世界公民的抽离视角,他在东欧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最后加入美国籍,先后在英美的大学任教,研究领域从法国知识分子到欧洲战后政治。在剑桥读博时,朱特获得了一份就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奖学金,这所学校曾是萨特的母校。在另一本书《记忆小屋》里,他回忆“从来没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看到过这么多知识分子”,然而他们的“天赋、脆弱且出奇地狭隘”也让朱特无比吃惊,他的法国同学能够大段大段死记硬背,却对眼见耳闻的事实视而不见。

入学第一天,一个同学在早餐桌上问朱特“在哪儿上的强化班?”在法国,高中毕业生需要额外花两年高强度复习,才能参加高师入学考试。朱特表示自己是留学生,没上过强化班。“啊,所以你在英国上的强化班。”“不不,我直接从英国大学过来,不用上强化班。”“这不可能,既然你入学了,就说明你上过强化班。”强扭的逻辑让朱特不适:“这种‘现实与理论脱节’的现象,似乎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界最基本的公理。”

1944 年盟军登陆诺曼底,纳粹德国的傀儡维希政权在一片嫌恶声中退场,法国文人从中学到的教训是“不要再寄希望于渐进的改良和人类的仁慈”。

他们变得激进而极端,在随后的 1944 年到 1956 年中,法国知识分子再一次充分展现了“现实与理论的脱节”——共产主义热情与苏联循序渐进的暴政。在那段时间的法国,苏维埃共产主义诉求占垄断地位,非左翼人士几乎没有开口的权力。

然而,莫斯科——他们心目中共产主义的具象——却在肆无忌惮地成为暴力机器。五十万立陶宛人被放逐,成千上万波兰人被杀戮,克里米亚鞑靼人被种族灭绝。从 1929 年到 1953 年,至少有 1400 万人被监禁于古拉格劳改营;大清洗和“摆样子公审”蔓延到东欧苏联卫星国,在 1947 年到 1953 年,一系列政见不合的东欧领导人被冠以“预谋犯罪”,摆样子公开审判并处决。

这些证据在那些年醒目地占据着世界头条。只是,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却对此选择了几乎集体失语。

古拉格是前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其俄语全称意为“劳造营管理总局”。这些营房被囚人士中包括不同类型的罪犯,日后成为镇压反对苏联异见人士的工具,被囚禁人士数以百万计。

“他们皆被一种暴力解放的观念所吸引,对属于公共范畴的道德不感兴趣。” 这也是朱特写下《未竟的往昔》的原因,他认为这一代出生于世纪之交的法国知识分子缺乏民主实践,“反感和厌恶构成了他们经验的全部”。

去欺骗,英雄般地

在对共产主义的狂热中,站队是必须的,任何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都会受到热烈拥护;而理性的民主,只要与议会形式沾边,就会遭到诅咒嘲笑。萨特和加缪被描述为“知识分子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个圈子以他们主办的报纸为核心。

朱特在书中借用作家贝桑松的话形容了那个年代——“充满了朋党性质的政治和哲学立场,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被圈子排斥代价高昂, 1945 年萨特的大学好友雷蒙·阿隆在报纸上批评苏联模式,萨特与其断交。1949 年弗朗索瓦·费伊特对“摆样子公审”提出批评,被许多圈内朋友孤立。

朱特评论这种政治站队:“知识分子并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他们甚至不是特立独行的。他们在共同体中生活;寻求尊重,害怕他人的否定;他们追求事业,期望成功,敬畏权力。”

当然,法国知识分子的失态并非因为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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