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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长子谈父亲:他就像一个"出土文物"

2013-10-28 09:03 来源:中国青年报 阅读

  在第120个生日来临之时,梁漱溟再一次“回到”北京大学。此时距他辞去学校讲席已近90年,而他离世也已25年了。

  “回来”的梁漱溟在治贝子园会议厅的一块巨大背板上凝神端坐。10月18日,近百人相继踏入这间掩映在现代化楼堂中的中式小院,纪念这位中国近现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者。

  “梁先生95岁去世那年我们给他开过一个会。”王守常回忆道,“据我所知,此后就没什么纪念活动了。”作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和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他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筹办了梁漱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并担任主持人。

  绕着会场椭圆形的长桌,可见半壁白发苍苍。不少老先生需要被人搀扶着,而前三位发言者的年龄,加起来超过245岁。

  “你看过他的书吗?”一个负责现场摄像的年轻人小声问同伴。“没有。”后者果断地摇头。

  “梁漱溟远未得到应得的重视。”王守常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纪念他的意义太大了。”

  “现在的青年人不知道他”

  会议结束后,89岁的梁培宽从沙发中缓慢地站起身来,推开工作人员的手臂,坚持独力行走。作为梁漱溟的长子,他多年来一直从事父亲著述的整理、编校和出版工作。

  “之前我对他了解太少,这些年才慢慢走近他。”老人说。

  在他看来,父亲就像一个“出土文物”。一是年代久远,二是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和潜规则”,父亲一度“被深埋于泥土中,后被挖出来,才发现还有点儿价值”。

  “现在的青年人不知道他。”老人摆摆手,神情很淡然。

  1953年,梁漱溟曾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顶撞毛泽东,遭到严厉批评,被毛斥为“反面教员”,对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

  渐渐地,人们不再听闻梁漱溟的名字,即使知道的,也大多是“妖魔化”的他。“就像一个好好的人,脸上被画了很多令人生厌的花纹,别人看他能好吗?”梁培宽解释说。

  在近30年时间里,梁漱溟旧作不能再版,新作不能出版。这位一直处在社会活动“漩涡”中心的学者,很快被排挤到中心之外。

  “曾经,常常有学者和要员来拜访我父亲,后来便门可罗雀了。” 梁培宽说,“如果父亲在意,根本没法活。”

  “文革”结束后,这种冷清缓和不少。直到1989年以后,他的著作才开始一版再版。

  “也有人纪念他,但不多。”梁培宽说,“这次的规模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而王守常则直接表示:“据我所知,以前几乎没有过什么纪念会。”

  在作家卢跃刚看来,不能在“知道他的人有多少”这个维度上来评价梁,因为“社会的无知”和梁的重要性没有必然联系。

  今年暑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艾恺花了500个小时,修订他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后的儒家》,并由外研社出版。这本书1979年首次出版时,曾获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而作为费正清学生的艾恺,也被称为“梁漱溟研究第一人”。

  在天津电视台国际频道两年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艾恺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墓前以中国传统礼数对墓碑三拜九叩。已经须发皆白的他将两人的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敬献于黄白菊花之下。

  在座谈会上发言时,外研社社长蔡剑峰提到了林语堂纪念蔡元培的三句话: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而我们要为梁漱溟先生建造一所怎样的纪念堂?其实是要以身为碑,让先生精神相传。”

  “做成没做成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生都在坚持”

  王守常回忆梁漱溟晚年的时光,眼前便是一位衣着素简、待人谦和的老人。他常常去梁家聊天儿,觉得“直到最后,他头脑都很清楚”。

  有学者概括,梁漱溟一生始终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五四”之后,在激进拥抱西方思想的潮流中,这个文化守成主义者孤身一人抵抗着。“他企图在东西方(思想)对撞的过程中,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卢跃刚评价道,“那是他‘士大夫’的文化使命。”

  “我的生命就系于责任一念。”梁漱溟曾自述道。直到晚年,他还慷慨激昂地发言:“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一生是拼命干的。”他20多岁就到北大任教,后辞去教职,投身乡村建设和社会公共事务。

  “做成没做成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生都在坚持,以自己的一生去抗拒一个历史潮流。”王守常说,“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好好去读他的书,他的东西方哲学,和他的人生人性。”这种纪念和继承,在这位教授看来并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梁培宽回忆,别的父母给孩子写信,常常嘘寒问暖,而梁漱溟全然没有家长里短,总是在谈社会问题。

  而即便是在梁去世几十年后,他所关心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王守常看来,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把自己五千年的文化延续下去。

  “梁漱溟与激进的学者不同。顾颉刚和茅盾等,就认为应当等中国强大起来,再恢复中国文化。可是你看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很少了解。”王守常说。

  当被问及父亲说过的话里,就当前而言哪一句最值得注意时,梁漱溟次子梁培恕觉得是“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梁漱溟曾提出世界学术发展有偏,结果是人类能够认识物,能够利用物,但人类管不住自己。

  “现在危机感是普遍的,人与人对立,人与物对立,人类只顾消耗物资,后果不关我的事。”梁培恕解释道,梁漱溟曾将文化分成两大类,一个向外用力,例如把人送往太空;一个向内用力,是吾日三省吾身。“中国也把人送上了太空,但是忘记了吾日三省。”

  如今,少数外国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接替美国领导世界,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就逐渐确认,世界前途和中国前途不在于西方的路。而中国的使命,是以融合两种文化长处的文化来贡献给世界。

  曾经,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两大问题,一是统一问题,二是民主问题。耄耋之年的梁培宽深深地喘了口气说:“今天的中国,这两个问题依然存在。而这个时代,需要像他那样去做事的人。”

  夕阳透过小窗,照进北大承泽园一间老旧公寓。老人逆光坐着,望着面前墙上悬挂的父亲的遗像,神情有些凄凉。“时下青年人的责任心淡薄了很多。”他摩挲着椅子的扶手,眼中忽又泛出光华道,“我觉得,青年不光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社会国家负责。往大了说,要对人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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