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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回忆顾城和谢烨

2012-10-10 10:58 来源:搜狐文化 阅读

顾城(右)与谢烨(左)

顾城(右)与谢烨(左)

  顾彬/文 张呼果/译

  “我把刀给你们。”

  顾城:《水银》,页35

  “我们可以一起死,但你得先杀死我。我不想自杀。”

  谢烨:《袖珍汉学》(1993年1月),页23

  “我愿意死

  去那生活的边缘

  去看看大海

  那儿玫瑰花叶和风帆掠过。”

  谢烨:Die horen 156,页23

  “我来了,没带渔网

  只带来我的心

  在辽阔的大海里,我想

  只要有句爱的话语

  鱼儿就会跟我上岸。

  顾城:《英儿》,《九十年代》(1993年9月),页95

  许多电话太遥远,显得不真切。第一次是在10年前的柏林:某某自杀了,请于某月某日来某某墓地参加葬礼。这回是从特里尔打到波恩来的;听说了吗?还没呢。我天真地盼着是好消息。然而,先前在艾弗尔所显露的预兆已是太不祥了,在波恩、柏林、洛杉矶和奥克兰之间还是未能消解掉。后来跟在悉尼的杨炼通话,才知道消息更糟:不是双双殉情,不是冲动的情杀,而初步猜测是蓄意谋杀。于是我在周六晚上(10月9日)揣测似的给朋友们写了个通告:

  亲爱的朋友们:

  顾城和谢烨去世了。这不幸地应验了《袖珍汉学》1993年第一期春季号所载高力克和张穗子与他的访谈中所显露的兆头。

  顾城和谢烨先是应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艺术家项目之邀,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住在柏林。他写了组诗《城》,她在写她的回忆录。这一年对两人都像是好事。

  然后从8月中起,他们搬进我柏林的住宅,想过渡一段时间,等位于艾弗尔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一份为期3个月的资助金。顾城埋头写他的《忏悔录》,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选发了一些(“我有两个妻子”指谢烨和英儿)。据《法兰克福汇报》所载,这份完成的手稿在深圳书市拍卖得了好价钱。

  在艾弗尔就出现了危机。顾城打了谢烨,谢烨决定分手。幸亏伯尔基金会处理周到,双方和解,提前离开。就在他们8月27日回去前我们还在波恩见了面。双方看来都有信心,想再试试。

  经美国回新西兰后,可能谢烨最后决定分手,双方开始独立生活。两周后的10月27日下午,顾城用斧头砍杀了谢烨,然后上吊自尽。留下一个快六岁的儿子。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为诗人也是不可思议的。她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语言和他自身。他知道这点,而她也肯定知道。

  此事的发生,似乎并不因为精神错乱,更多是他们历来关系的逻辑后果。这一点高力克和张穗子写了很多。

  在柏林时,谢烨生气勃勃,有许多的计划,不过她也知道他的危险。当时顾城总是将自身的危险归结于“文革”。

  顾彬,1993年10月10日

  对一个自以为认识的人,我们到底了解多少?顾城和谢烨看上去不是理想的一对吗?总是无忧无虑、轻轻松松的?在柏林时从未听到说起另一个女人,顾城的“我想死”无非是夸大其词,周围的人轻快地回答说:“那请便吧。”只有张穗子1992年显灵节时在伦敦看出了事情的另一面“我们常常面对了死,”谢烨对她说,“我的路是死路一条。”

  这些年来,死的观念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我是孩子的时候就多次来访维也纳这死亡的京都,前前后后又在亲属中体验到对死的仪式般的渴望。他们大都长寿,没谁是自杀的。“我要是能死该多好”,像是个社会游戏。为何顾城竟与众不同呢?他身边不是有个为他牺牲了一切,并准备一丝不苟按他设定的形象来生活的妻子吗?她正忙着笔录下他的一生。也是她,在他与我和他人谈话时,忙着录音、记录、整理和交付出版。

  我开始在记忆和旧日笔记中追根究底。

  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在1984年的11月。一天傍晚,北岛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准备饺子,北岛当时的妻子、书法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顾城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于是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因“文革”的缘故,他只有上3年学的机会,他的语文和知识,归功于中文版的《格林童话》和《辞海》。他觉得在一个互为陌路人的社会里,人变成了昆虫,他自己呢,像只蚂蚁。只有灵魂才能使人超越东西和动物。后来他一直称冉•亨•法布尔(1823-1915)的《昆虫记》是他爱读的书,多年后还让人将那本童年读过的中文版寄到柏林来。

  后来3次在北京的晤面,记忆都模糊了:1985年3月初在文化宫青年作家与德国作家的聚会上见到他(可能还有谢烨);一年后(1986年4月18日下午)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饭店;再一次是1986年12月30日在名人住宅区百万庄。有两点我还记得:一是谈老子,再是讲他与谢烨颇具命运色彩的相逢。他在北京车站的人堆中一眼就看见了她(我记得是这样的。有文章说顾城与谢烨是[1979年?]在京沪列车上认识的),他便认出她了:就是她,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这样便开始了他们连体双胞的生活。

  我小小的中国当代文学档案库很快就被顾城和谢烨用其生活和创作的材料添加了许多,里面一直保存着他们1987年1月30日应邀来明斯特参加诗歌节的机票。临到他们抵达前还不清楚,是否他们真能来。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给北京挂长途。那个周六的上午也如此,当时他们该朗诵了。他们来是来了,带着官方的忠告:下次不许再来。但来得太晚,已经错过了朗诵会。张穗子在法兰克福机场没接到他们,所以我们直到午后才在大教堂和邮局之间碰上。我第一次看见他戴那顶帽子。我在宾馆认真劝他在正式场合脱掉那玩意儿,终归无效。顾城在那晚的招待会即席写的那首诗,充当了安排在市政厅的朗诵会和明斯特诗歌节的结束语,它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思想:世界只是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死了它也完蛋。

  后来在明斯特他们住在木屋里,吃的是腻人的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食品,日子过得沉闷(5月31日-6月2日)。在维也纳也阴郁,顾城和谢烨是在奥斯纳布鲁克和海德堡朗诵后7月5日赶到那儿的。他们随身带了大量肥皂,因为他母亲担心在西方找不到盥洗的东西。这一小袋肥皂就留在了维也纳,那么多块,你每天用都用不完,像是对朋友的记忆不愿在时间中消逝一样。

  生活显得很充实:在老史密德文化宫朗诵,去山顶的庆典台观光,到必去的中心墓园和圣马克斯墓地看看,寂静的时辰与上海作家戴厚英在奴斯多夫(普罗布斯巷6号)的大树下聚会,那儿贝多芬曾生活过。小别(6月13曰):我们在阔气的维也纳人宽敞的厨房里安逸地包饺子,惬意的阳光照着露台,使人慵倦。6月底在波恩心情开始沉郁,东方语言系办的朗诵会不多不少来了一些人,顾城的开场白总是这样:我听见一个声音,一只鸟的声音,这声音对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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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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