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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书生意气长

2012-09-29 23: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洁 阅读

陈平原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2、1984年在中山大学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

历任北大中文系讲师(1987年)、副教授(1990年)、教授(1992年)。曾在日、美、德、英、法等国多所大学研究或讲学。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主要著述

  从探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始,进而研究古代中国小说及散文,还有现代中国学术史、现代中国教育史、图像与文字等。著述30余种,如《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大学十讲》《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等。

采访手记

  陈平原真的很像平原。平者,平和、温文之谓也。他学生写过这样的文字:“尝与‘八卦君’于课堂上交头接耳,引来侧目。幸而平原君温言相劝,否则恐怕‘后果很严重,先生很生气’。又一日,君讲论正酣,忽听平地惊雷暴起,鼾声隆隆。惊惶四顾,竟是某生过于疲惫(并非绝无仅有),已陷迷离之梦境。如此不肖子弟,君竟能包容体贴。”陈老师的好脾气可见一斑。

  原者,宽广开阔之谓。自抑不卑,自矜不亢,言及闺阁,亦无脂粉气,坦荡荡,磊磊然,有君子之态。陈平原最可爱的,是他的笑,透明又清澈,干干净净,很孩子气。人间惟有孩子天地最宽广。“君之翩翩儒雅,非我等城市浮浪子弟所能及也。今后问学之道,谨为先生是从。”

  平原者,宜乎草木生灵生长,故能透出一种安静平和的生命情趣和生机盎然来。“每课毕,从书包中掏饭卡,瞩其弟子:‘今天要些青椒肉丝’。盖平原君与夏晓虹君平日午餐,皆与弟子共进,闲谈如一家人。史书中,武安君记叙战国平原君云:‘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今日之平原君所为,差可比拟。”

身份一:专任教授

  2006年,从教育部到北京市到专业学会到我们学校,我总共拿了六个奖。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却是我最看重的。元旦晚上,学校在大礼堂表彰,我做代表发言。回忆36年前,粤东山村一间破旧的教室里,一个16岁的插队知青当民办教师,上第一堂课。一会儿这边有人举手:“老师,我要尿尿。”一会儿那边又有人哭,原来是尿裤子了。就这样,从山村里的“孩子王”,走到了今天的北大教授,不容易。我祖父教过私塾,父母都是教师,我们夫妻两个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平生最得意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我都教过。

  我父母曾在汕头农业学校教语文,那是一个中专,原来是华南农业学院的分校。毛主席说,农业大学办在城市,真是见鬼。我爸妈所在的农校,于是只能办在一座大山脚下。那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跟周围农村没关系。名义上我是城里人,其实是在山里长大的。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乡下念的,高中上的也不是好学校。我的妻子夏晓虹是北京景山学校毕业的,那是好学校。朋友们聊天,喜欢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北京四中、北大附中、华师大附中,还是潮州金山中学?我说我念的是潮安四中,所有人都说“没听说过”。

  我六周岁上小学,属于就近入学。说是就近,也要走四五里路。如果不想绕道,就得爬水槽。那木质水槽20多米长,一米宽,每天上学,我都得从上面过。先是爬,后是挪,胆子越来越大,最后竟连蹦带跳就过去了。一到四年级,我的成绩不太好,大概是喜欢玩吧,嘿嘿。五年级读高小,换了所比较大的学校,是在一个祠堂,去年我去看了,里面还有“毛主席语录”。我妈妈说,那位姓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他总表扬我,说我作文写得好。小孩子喜欢听人家表扬,我一高兴,读书就认真起来了。

  我是1966年6月小学毕业的,自称“老三届”,但北京的朋友都不承认。因为他们这里,66届的小学毕业生很早就停了课,没机会读中学。而我们在南方边陲,毛主席的声音传得比较慢,于是,我进了初中。不过只念了一个月,课本还没有发齐,就闹革命了。

  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但父亲“有问题”。潮汕人从明朝起就有走南洋闯世界的传统,我祖父和曾祖父都出过洋。不记得是1947年还是1948年,我父亲中学没毕业,因为经济困难,又热爱文学,经熟人介绍,去了台北的《中华日报》社工作。我现在还保留着一本剪报,是他当年在台北发表的诗文,其中有“骑着脚踏车,沿着基隆河,吹着口哨去上班”什么的。当时无论如何想像不到,日后会有“海峡两岸”的问题。他肯定是报社里比较低级的职员,因为,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专门寻访我爸爸工作过的地方;《中华日报》社见有故人子弟来访,很高兴,找来一幅当年的大合影,可上面没有我爸爸。

  一年后,我爸爸就回潮汕打游击了。解放初,当了潮州卫生院指导员,大概是这么一个小官吧。后来就出问题了。从台湾回来的,很多事情讲不清楚,不免有“台湾特务”的嫌疑。这些我原本都不知道,文革中大字报贴出来,吓了我一大跳。我们这一代人,一听说从台湾回来的,感觉很可怕的。一方面,相信自己的爸爸;但另一方面,受了那时的教育,摆脱不了莫名的恐惧,总是忐忑不安。大概也正是这种“历史包袱”,使得我爸爸谨小慎微。反右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说,没给党提过任何意见,要不,早完了。一直到父亲晚年,我才逐渐理解这一切。对我爸爸来说,那阴影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年轻人,为了谋生,也为了文学理想,一年时间的出游,带来无穷的后患。这一点,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很难理解。到了文革,自然是在劫难逃了,挨打挨骂,进五七干校,做牛鬼蛇神,还不让孩子们去探视。

  我1969年初中毕业,不能继续读书了,必须上山下乡。这要感谢我们潮汕的传统,走南洋赚了钱,一定要回家盖房子,以防日后子孙有难。我老家离爸爸工作的地方不太远,就四五十里路,老房子还保留着。于是,我就回乡插队去了。要不,就得去海南。

  我爸爸跟村里的父老乡亲关系不错,所以,他们对我挺好,务农半年后,就让我当民办教师。这在当时,是很优厚的待遇,这点,我一直心存感激。1971年秋天,邓小平回潮,我又去读了两年高中。所以,我的学历比较完整。晓虹就不一样,她没有高中学历,下乡后就一直呆在下面,回城后,直接考大学。

  我不当民办教师了,重新回去读书,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当时在农村,教书是很好的工作。你读完高中,还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这样的位子。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恢复高考制度,只是觉得有书读就好,没想别的。

  文革对我的学业影响不是特别大,主要是父母的缘故。家里有好多书,主要是文学方面的,除了历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北大王瑶、林庚、吴祖缃等先生的文学史著述。所以,我和北大还是有缘分的。文革开始时,农校学生将我爸爸的藏书贴上了封条,没有抢,也没有烧;后来我妈妈“解放”了,重新出来教书,向学校申请解冻。那些书,都被我运回乡下去。所以,文革期间,我有书看,语文方面的积累还在继续,受的影响不大。要命的是数理化,初中课程我没念过,为了上高中,花了一个暑假恶补。好在那时的中学,大家的程度都不高,进去后,很快就赶上去了。记得除了体育课,各门功课我基本上都是一百分。道理很简单,当时流行“读书无用论”,而我是放弃了教职,自愿去读书的。不是我比其他同学聪明,而是比他们认真,比他们投入。

  恢复高考的时候,有人劝我报考理科,我不敢。在乡下,可以猴子称大王,真讲实力,我知道自己不行。至于外语,只学过一学期,学的是“毛主席万岁”。上大学后,才重新从abc学起。很可怜吧?但学文史的,人生阅历,还有苦难什么的,有时候也是一种“资本”。所以说,我的损失没那么大。

  我看过晓虹大学期间写的研究《诗品》的文章,比我强得多。她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古典文学方面的,比我好。除了家庭,很大程度是学校,还有少年宫的活动等。同是上山下乡,北京、上海、广州的知青都有自己的圈子,可以交流学习心得。而我在乡下,孤陋寡闻,没看过歌剧、舞剧,没看过电视,连火车我都没见过。所谓“插队”,对我来说,是从一个山村来到另外一个山村,见识自然很有限了。从那么低的起点,到广州上大学,到北京念博士,就这样一步步走出来,很不容易。也只能这么“聊以自慰”了。

  前两年,为了纪念恢复高考多少周年,媒体上把我的高考作文给翻了出来。我的学生很好奇,也想看,我反对。你想想,1977年的高考作文,会是什么样子!当年《人民日报》之所以选登我的作文,除了政治正确,也得益于我是语文教师,没有错别字,段落分明,主题清晰,中规中矩的。我的同学不服气,他们程度比我好,是小作家,但他们写的不是“作文”,而是文艺作品。那是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章,好处很明显,让我获得了一张入场券,进了中山大学。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多了不起。我爸爸甚至说,早知道你考得这么好,应该报北大。其实,我当时报考中大,已经被人家嘲笑太狂妄了。

身份二:平原君

  我上大学那年,24岁,同学中有30出头的,已经结婚生孩子的。大家学习都很刻苦,因为“生逢其时”,全社会都对我们寄予厚望。一上大学,就知道自己以后的前途一片光明,不用顾虑毕业后怎么找工作,以及如何适应社会。我们想的是如何拯世济民,复兴中华。这种感觉,和今天的大学生是大不一样的。77级的大学生,真是命好,后来晋升、提干、入海,干什么都是第一拨,很顺。

  大学毕业20周年,我们同学在广州聚会,来采访的记者都说,你们77、78级多了不起,是社会中坚。我说,其实没什么,按年龄也差不多排到这个位子了。“位子”和“贡献”,是两回事。位子是永远要有人坐的,可位子好并不表示贡献大。一百年后,谁会记得你是77级、88级还是99级的,那时候算的是总账。要算总帐,77级不一定有优先权。

  我们的问题,除了知识上断层,还有文革前教育的偏差。身处知识转型和思想过渡的时代,我们有很多尴尬。记得刚上大学时,很多课没教材;课都上完了,文革前编的教材才重印出来。我喜欢举的例子,当年学文艺理论,教材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生要求多讲点古代的和西方的文论,授课教师很雄辩: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记得期末考试的题目是:“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你说,你能怎么答?你敢怎么答?

  所以,我从来不说“青春无悔”之类的大话。对我们这一代人,面临那么大的挫折,只能是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有的人善于调整,没被过早地淘汰,现在成了所谓的“成功人士”。可那是以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换取这么点成绩,没什么好骄傲的,不应该说大话。我的很多同代人,比如我们农校的教工子弟,比我高几届的,碰到1966年取消高考,只好去了农村。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他们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没办法或没心思走进考场。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他们很快就下岗,或者退休了。他们只比我大五六岁呀,一辈子什么事情都没做成,生活上也很困顿。你这么一想,就能看清命运的残酷。他们本来也都很聪明,可一旦错过,就再也赶不上了。很多老三届,都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因缘凑合,转型成功的人,应该低调些,千万别太得意。

  我这么说,你别以为我很自卑。不是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资本”。就专业知识而言,我们有很多局限。但另一方面,就因为当初条件很差,迫使我们左冲右突,乱军之中,杀出一条生路来。我们这代人,普遍生存能力很强,擅长自我选择与自我定位。名门正派也有名门正派的缺憾,条件很好,可都是老师带出来的,同一代人之间,同质性太强了。而我们则山高水长,自由发展,自己给自己做设计,什么“学科边界”等,对我来说都不太重要。什么都想试一试,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财富。跟日后成长起来的名门正派比,你会发现,我们这代人多少有点“野路子”。这是个缺点,是一开始训练不到位造成的。可到了整个社会都很规范,学生们全都按照“教学大纲”严格培养出来,那时候,你或许会怀念我们这些野路子———因为有活力,有激情,有创造性,敢胡思乱想,有时候还会出奇制胜。现在回过头来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念书,不太受学科限制,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而且放言高论,那种状态,还是令人怀念的。

  说到“打破常规”,包括思考,也包括表达。当初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学术准备其实是不足的。只有在意气风发的80年代,才会那样大胆地提出问题。80年代的人文学者,做学问时,大都有明显的生命投入,而不是技术性很强的那种。从论证的角度看,确实有很多毛病,但那种激情和生命燃烧,是后来的学者所没有的。作为一种学术姿态,值得怀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清初的学问,“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当然,不同时代的学术,气象不一样,不可强求。

  我在中大读完大学和研究生,要找工作,跑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联系,差不多定了;但去北大看黄子平,认识了老钱(钱理群),就变卦了。老钱觉得,我应该来北大。中文系也同意接收,可学校不干,说北大不收外来的人。王(瑶)先生说,那好,我今年就开始招博士生,等读完了再留校,就名正言顺了。就这样,我成了北大第一批文学博士。

  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很好,不是说成绩有多大,而是研究的题目都是自己感兴趣的。我不敢推销这经验,因为,我可以自由读书作文,不受“课题指南”的拘束,但年轻人做不到。一个学术评估,就把他们给卡死了;更何况还要外出开会,出版学术著作等,这些都要钱。我很幸运,因为出道早,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可以不受这些限制。

  现在想想,以前我们很穷,可学术环境好,读书全凭兴趣,自己来设计题目,并控制工作进度,做学问做得喜气洋洋的,不太考虑外在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一上来就得拼课题,而且是按照“课题指南”的要求搞,除了发文章,还有一大堆杂务。现在的大学教师,薪水高了,课题费多,出国也容易,但做学问所需要的那种心境上的“自由”,反而没有了。我很感激,当年留在北大,得益于老一辈的遮风挡雨。为了让我专心治学,系里好多杂事都没让做。比如,我留校后,没当过班主任,这在中文系是特例。现在我成了“老教授”,没办法为年轻一辈撑起一片天,说实话,问心有愧。

  你问我这些年思考的重点,我想,是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中国转变,尤其关注文学表达、学术转型、教育制度等问题。为什么关注教育,不完全是现实刺激,而是因为我认定,所有精神、文化、观念方面的革新,必须“制度化”,才能真正落实。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是关键。当然,作为人文学者,我谈制度,跟社会科学家很不一样。说到底,我对具体的“人”感兴趣。因此,研究的入口处,往往是特定人物在特定制度下的生活状态、趣味、感觉、表达等。

  我研究的面比较宽,这样做,弄不好就会显得“浅”。好在我还晓得“自我控制”,知道怎么避短。对于学者来说,“避短”其实就是“扬长”;或者说,“避短”比“扬长”更重要。因为,好的学者大都很自信,不相信自己也有致命的“短板”。我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儿,尽可能回避。比如,我没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撰写《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时,更多关注章太炎、胡适之学术表达的“姿态”,而不是他们述学的具体内容;做大学研究,更多地关注大学史、大学精神以及大学理念,而不是具体的教育管理、教育经济之类的问题。另外,我有个工作上的轴心,那就是“在古今中外之间”。不是“古今中外”,那太可怕了,我没那么大的野心;是“之间”,也就是说,特别关注晚清民国这段时期的文学、教育、学术、思想等。这是我用力最多的地方,其他都是延伸开去的。

  一个人研究什么东西,跟学术能力有关,也跟个人的性格、才情、趣味等联系在一起。我的研究背后,其实潜藏着个人的阅历与志趣、理想与情怀,只是我不愿意多说,更不愿意直说。原因是,我反对学者为了某种理念,而在学术著述中含沙射影,借题发挥。像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就有借学术写政论的意思。当然,我也不希望把学问作成纯粹的“技术活”。在确定选题和独立思考的时候,背后要有东西,要有压在纸背的“生命之惑”。没有这一底蕴,这课题,你能做他也能做,今天做明天做关系不大,那就没多大意思了。别人常说,老钱和我代表了两种治学路径,其实没那么严重。我们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讨厌学问的“匠气”;只不过老钱把感慨放在纸上,我把感慨压在了纸背。这是因为,我们的学术训练和性格不太一样,角色也不同。老钱更多激情,我会比较冷静,学生说我是“冷幽默”。

身份三:陈胜的后代

  人生伴侣嘛,不好说,撞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这是运气问题。嘿嘿。

  晓虹是北京人,她读的景山学校,是试验性质的,十年一贯制。她读到六年级,遇到文革,就到吉林插队去了。1975年底回来,歇了一阵,被安排工作了,干的是“领袖”的活,就是在皮毛厂学做衣领和袖子。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了北大。她硕士毕业时,近代文学还没有开始招博士;既然留校工作,再让她读,她就不愿意了。

  我在中大念硕士时,就认识了她,她和黄子平是同学。不,不是黄子平介绍的,依我的性格,不用别人来介绍认识。

  你问我们在一起聊什么,当然,会聊一些与专业有关而又好玩的问题。比如,前些天读谢泳文章,他说不少现在很儒雅的人,反右或文革中其实很左。后来他想明白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最激进以及最聪明的,都被铲除了;能留活下来的,都是有一点聪明,但不是极端聪明,有一点激情,但又不那么激烈的。在上海讲学,还听陈大康说了,某科学家认为,中国人现在之所以脾气越来越好,那是因为,以前造反要诛灭九族;这样一来,有反骨的基因都被消灭了,留下的就基本上都是驯服的良民了。诸如此类半真半假、有学有文的话题,容易成为我们聊天的资料。

  晓虹随母姓夏,因为中国有一段讲男女平等,他们家的孩子,老大、老三跟爸姓,逢双的随妈。晓虹是老二。她爸爸姓刘,以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因此,她说她是刘邦的后代,族谱上写的祖宗是刘向,然后点点点,省略号,就到了明代后期。她老是有这种骄傲,说她们刘家的人多,刘邦、刘向、刘备、刘勰,再次一点,刘少奇,也比我们陈家的陈友贵好啊。我就说,我们家祖上是陈胜,打了天下给你们家坐了。

  我们的专业领域和学术趣味比较接近,别人常开玩笑说,我们一个人读书两个人用,很合算。我说没那回事。不过,我看了什么书,觉得某个材料对她有用,会告诉她的。她的文章我看,我的文章她也看,会相互讨教。我们做的,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文化、思想。但在学校里,她上本科的课,是教宋元明清文学;我则教现代文学。至于学术课题,我做教育史、画报研究、学术史等,她不做。她做女性研究,我一般也不做。只写过一篇文章,那是为了陪她去开会。两个人一起走,比较好玩。那是在美国休斯敦,开女性研究方面的会,我那时正在做画报研究,于是提交了一篇讨论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的论文,从图像史角度讲女性生活变迁。还不错,颇获好评。不过,今年四月,她们又要开会了,这回在海德堡,我就不去了。因为,海德堡我去了好几次。如果是别的什么好玩的地方,我还会努力努力。

  我们在同一个单位,评职称或评奖什么的,评上了我,她肯定就会往后排。你说的对,是有这个问题。在国外,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很注意,不会把她当“陈夫人”。一般都把我们俩作为独立的学者,同时邀请。不过也有例外,2005年秋天,我到哈佛讲学,本来说好两个人一起邀请的,可具体操办的人搞错了,把她弄成了家属签证,晓虹就很不高兴,说要提前回来,反正她本来在北大就有课。其实,偶尔当当家属也没关系。有好几年,她已经是北大老师了,我还在念博士,出外活动,我都当家属。老让我当家属,也不好,是吧,嘿嘿。

  其实,她不太计较这些的。好玩的地方,不叫上她一起去,她会在意,别的都不在乎。她不是那种竞争意识特强的,比如拼命做学问、争强好胜,不是的,她更讲性情和趣味。她的第一本小书,是我写的序,我说她的性格是,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怎么舒服怎么来。有个笑话,到现在,她还搞不清楚国家主席和政协主席是谁。

  我们俩都喜欢旅游,顺便做学术演讲。到国外去,教两三个月的专业课,或做一年半载的研究,这样挣钱不多,但好玩。如果出国教汉语,时间长,挣钱也多,但意思不大。因为专业的关系,我一般不愿意在国外呆太久。

  最快乐的是旅游。老钱说了,别的不羡慕我们,就羡慕我们去了趟以色列。我们俩去办手续的时候,国际合作部的人说,我们学校只有校长去过那里,据说很危险的。

  晓虹很少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不是因为人事关系,而是那些开会的地方,大多数她都去过了。这几年,她国外走的比较多,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后记里,居然写着,这一章是哪个会议的,那一章又是哪个会议的,我一看,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会议。每一回,她都照着会议主题,往自己正在撰写的书稿靠,辛辛苦苦写论文,在她,起码有一半是为了出去玩。她做妇女研究,是她近代中国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只做历史,不高谈女权主义。不过,她这方面的研究,在学界影响比较大。不是刻意追求,是刚好撞上了。

  她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收藏。我总说,她退休以后,第一本书,应该就写“我的收藏”。她的藏品全都是不入流的,就是说,不值钱的,但她有兴趣。至于收藏项目嘛,我只能说,军火不收藏,火车汽车也不收藏,别的都收藏。

  我们没有孩子,家里事也不多,外面都传说我会做饭,其实,还是她做的多,我只是偶尔露一手。有个问题,我们夏老师坚决拒绝用保姆。大概是受共产党的教育,平等观念很强,觉得不能指挥别人干活。我们现在只是请小时工,一星期来搞一次卫生,这还是我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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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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