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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传奇在于和国家命运同步

2012-09-29 02:05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舒晋瑜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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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近影

    夏初,来到宁夏这座陌生的城市,只为着拜见一位陌生而又熟悉的知名作家。他的名字和一座影城、一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说影城因他而存在,或者城市因他而夺目,并不过分。

  他就是张贤亮。19岁因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43岁因《绿化树》等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一生有着众多职务,宁夏作协主席、文联主席……连任2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但他最爱的是“作家”的称谓。

  在以《绿化树》女主人公马樱花命名的茶楼,我见到了张贤亮。他身材颀长,上身着一件蓝色条纹的衬衣,下身是一条深蓝的牛仔裤,休闲而不失品位。因为劳累,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表述清晰、敏锐,出口成章。

  听说,马樱花茶楼是他自己设计的,花纹是他趴在地上去画,竹子是他亲自安排移栽摆放。小到“马樱花”几个字是镂空还是悬空,大到整体布局都是他一手操办。整洁幽雅的茶楼从设计到落成只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我由衷地赞叹其环境优美,赏心悦目,他仰头哈哈一笑:“玩嘛!”他的确是个很“贪玩”、很“会玩”,也“玩”出了名堂的人。

  败也文学,成也文学

  在张贤亮的书房里,有一张放大了的照片,是他的母亲抱着周岁的张贤亮,母亲美丽优雅,仪态万方。张贤亮的语气颇为自豪:“只有这样的母亲才能生出我这样的儿子!”从4岁开始,张贤亮在母亲的教导下背《四书》,读《古文观止》。“我是独生子,而且是张家的单传,12岁以后才有妹妹。小时候家里很娇惯我,我10岁都不会系鞋带。但是母亲对我管教很严,我没少挨母亲打。”对于这样的教育方式,张贤亮是赞同的:“我一天大学没上过,但是我可以给大学生讲文学课。这些都来自小时候的储备。”

  1957年,张贤亮发表了长诗《大风歌》。当时正值“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张贤亮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被戴上了各种帽子,开始了他长达22年的劳改生活。然而他的不屈在于,这22年并没有荒废,“去劳改队,我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别的书都被没收了,恰恰《资本论》,他们一看是马克思的著作,让我留下了。其实这本书是临走时硬塞进去的,因为很厚,可以当枕头。”这偶然的一塞,改变了张贤亮人生的命运。《资本论》教给他基本的道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张贤亮说,刚开始的时候,马克思的思想没打动自己,但这是一部文采华美的科学著作,仅就政治经济类作品,他至今没有看到有人能在文采上超越马克思。“看了之后我就知道,当时中国所实行的是一次错误的政治决策和路线,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使我觉悟,错的不是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张贤亮说,自己是作家中背负“身份”和“成分”担子最沉重的一个。直到1978年底,张贤亮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但他不着急,他认为平反是迟早的问题。“我自认为对经济学、对马克思有一定的认识,就写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投给《红旗》杂志。《红旗》不接受自由投稿,所以稿子都退回来了。”这时候一个朋友建议他写诗,但是22年没有写诗,他已经写不出来了。他写了小说《四封信》,投给了《宁夏文艺》。居然采用了,放在头版头条。“我写第三篇小说时,被当时在宁夏主持工作的老干部陈斌发现了,他就问张贤亮是什么人,写得好!一查我是带帽子的右派,陈斌说要想办法摘掉。”

  1979年9月,张贤亮平反了。很快,他被调到宁夏文联当编辑,之后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剧本写作训练班。在这里,张贤亮大开眼界,他想,艺术应该有像人生一样广阔的宽度。

  勇闯禁区的领军人物

  让张贤亮感到自豪的是,将来谈到中国文学史,谈到80年代这一章,他是不能回避的人物。他说,自己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的。张贤亮因此招来很多非议。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张贤亮的性格依旧,在中南海,他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言论引起重视。“这是我的秉性。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便会口无遮拦地侃侃而谈,无所畏惧。自那时以后的25年,我连续任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直到今天超龄退出。”在很多高校演讲,他都大声疾呼:“凡是希望改变中国的有志之士,都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你入了共产党才具有改变中国的位能和势能。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20多年过去了,不仅知识分子在党内已占多数,市场经济中的主力军——优秀民营企业家也大批入党,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自我改造”的大无畏的勇气。

  “有幸我的经历和中华民族的经历同步。民族遇到灾害我也遇到灾害,民族开始复苏,我也开始复苏,民族开始崛起我也开始崛起,民族兴旺发达我也开始兴旺发达……”张贤亮这样解释自己广泛受到媒体注意的原因,“我不是一个传奇,我的传奇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步。”

 一不小心弃文下海

  1980年,张贤亮分配到宁夏文联,正好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张贤亮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正在采景的摄制组。《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后来大导演谢晋来这里拍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后来谢添又根据他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滕文骥来拍了电影《黄河谣》。由于张贤亮的引荐,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掀起了中国的经商热。张贤亮认为作家要深入当前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潮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他把所有的外汇版税全抵押进去了。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后来中央又下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必须和下属的“三产”脱钩,张贤亮一不小心成了民间企业家。

  对此,张贤亮倒觉得,自己下海经商适得机会。“90年代文学已经衰竭,文学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文化多元化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分流了。90年代起,人们开始向钱看了,而又是90年代,我该写的都写了,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火山爆发期’过了,进入了休眠状态。我们这一批新时期的文学作家逐渐退到二线。80年代风云一时的旗手也开始进入衰退期。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我自认为是精英”

  管理作协文联与影城,张贤亮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对于作协,他采取的态度是:“主要是给人宽松的环境。不管是最好的管法。”但恰恰是他的放手,他担任作协主席的几年间,宁夏的作家们是最团结向上的。而对于影城,他却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一竿子插到底。

  他的确具有管理者的天赋。因为他有超前的眼光、严密的思维和大胆的魄力。创办影视城是在1992年,当时已有很多美国大片进口,从画面来看,尽是三维动画。他立马就想到未来电影发展,是依靠高科技来达到导演想象的自然环境和人类超自然的功能。影视城没有前途了。怎么办?“趁中国在城市化建设中把大量明清的古建筑当垃圾处理时,我全部原价收回。我认识到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就把那些东西收来置换电影电视中的场景。他们的作坊是破三合板做的,我弄成真的,慢慢的古堡里面全是古董和文物,我就想,中国北方古代小城镇才是未来的发展前景。这是几代人都做不完的事情。”

  张贤亮有一句著名的话:“要在市场上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影城管理中,他首先要求员工工作时间放弃自由;其次,他把企业办成了员工的第二家园,这样员工便有了依附性,有了凝聚力。第三,必须要有利益驱动精神,每月为员工兑现奖金,有员工评议表,不允许泄露隐私。

  “我自认为是精英,但不是不爱护农民。我是贵族,能真正关心农民的贵族。很多革命者出身都是贵族。”他富有作家的悲悯情怀和愿意无偿付出的爱心。在影城,有个无驾照的农民工,爬到拖拉机上开车摔死在工地,安全部门认定属于交通事故,责任自负。但张贤亮连保险赔偿在内一次性抚恤12万多元,还每月给他母亲发放600元补贴。他认为,企业对下属有人性化关怀,才能真正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汶川地震发生,他当即组织全体员工捐出一天的工资抗震救灾,并立即开通川籍员工专线电话用以和家人联系,优先安排川籍职工返乡探亲。而他本人,很真切地希望领养一个灾区的孤儿。

  张贤亮来到镇北堡时,这里只是一处城堡的废墟,他领着一帮农民工打造文化产业,可说是“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现在西部影城已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被旅游业界和媒体广泛征集游客意见评为“中国最佳旅游景区”之一的宁夏旅游热点。张贤亮说,这是自己另一类型的文学作品。文化部长孙家正为影城题词“真好玩!”张贤亮很开心,他想,小说的最高境界大概也不过是“真好玩”而已吧!

  “我改革开放前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这个现象体现了改革开放过程的变化。”张贤亮说。“我对中国的前途乐观,我对企业的前途也乐观。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就会尽一切可能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我通过实践体会到保卫自己既得利益的两条方法,一是使广大人民群众都受益;二,改革开放的制度不断完善,对于制度性的建设提出建议。”

  作家首先应该是改革者

  作为当代中国作家,张贤亮提倡首先应该是一个改革者。只有作家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作品才有力量。张贤亮说:“作为一个作家,‘下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他说,另一方面,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21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

  张贤亮把自己的创作分两方面,一是文字创作,一是立体创作。“我现在还在写作,但要突破过去的作品有很大难度,这是个既艰难又有乐趣且具有挑战性的玩意儿。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回首往事,不胜感慨,总想给后人留下一点人生经验和‘亲历’的历史。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而历史最珍贵的部分恰恰是那惨痛的、人们不愿意回忆的部分。历史和物质一样,越是沉重的部分质量越高,密度越大。我认为在文学中再现那个部分是我的一种责任。”

  但是评论家们对新时期作品的文学艺术性评价不是很高。虽然那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一笔。对此,张贤亮很自信:“我的艺术性是站得住的,我是从人性出发,一开始就接触到了文学的本质,一开始就应用了小说的基本手法。”直到今天,北大的研究生能成段成段地背诵他的作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的新时期文学那样推动社会的进步,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和社会现实那么地紧密结合,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新时期作家的群体,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至今没有估计充分,将来人们会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的思想打开。”

  近几年,除了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张贤亮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他要补上早年因写作而落下的阅读课。“小时候孔子、孟子的书我都读过,儿时学的东西都深深印到脑海里,但不知所以然。80年代初南怀谨的书出来了,他提到的所有章句我都熟悉,我从他的书中加深了对我读过的书的理解,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南怀瑾的书。”

  多年来,张贤亮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不同国家,至今已有30多个版本。以色列只有700多万人口,《绿化树》在这里却有1万多册销量。谈到中外作品互译比例悬殊,张贤亮认为这和中国国力有关,中国过去一直以来和世界脱离。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还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其次,有些文学作品普世性价值不高,主要还是关注中国人特殊年代下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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