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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的性格适合写作

2012-09-28 22:4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舒晋瑜 阅读


  王蒙:1934年10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南皮县,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从事青年团的区委会工作。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

主要著述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尴尬风流》;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不成样子的怀念》;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等。其中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萌生采访王蒙的念头很早了。不仅仅缘自他一本接一本的新书,更由于他带给我们目不暇接的变化,总带给读者太多的新奇想要探知。

  然而他总那么低调,对于媒体的热情往往是婉言相拒。我在中国艺术院听过他关于红学的评述,也在各种不同性质的会议上领略过他的风度。不论哪种场合,王蒙的敏锐和深刻,风趣与智慧,总是平添许多欢乐的气氛。

  有评论家评价王蒙是一个很让人意外的作家,他给读者带来很多清新,但对评论家来讲,面对王蒙这样的作家是十分为难的,一个是追不上,你追不着他,即使你追上了也很难定性。王蒙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这就使得我对此次采访充满不同以往的期待,格外珍惜这次采访的机会。夕阳西下,阳光透过窗帘斑驳地洒落在书架上,零散摆放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小玩意儿,墙上虽然挂满了诗书画,但是错落有致,均显示着主人丰富而有童心的生活情趣。这样一位有着国际影响的大师,自然常常参加一些重大的国际文学、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足迹遍布亚洲、欧州、美洲和非洲诸多国家。是的,他对这个世界有兴趣,有善意,才能写出那么多丰富的、打动人心的作品。

关于写作 写自己所不能预见的作品

  上小学时,我姨妈经常指导我作文,她经常拔高我的文章。二年级的时候我写作文《风》,我姨妈给我的作文里添了一句话,“风啊,你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黑暗吹散吧!”我当时觉得这是什么呀!但作文本发下来后,我发现这句上竟然划满了红圈。我对阅读很入迷,读冰心、巴金、鲁迅,也读苏联、俄罗斯、英法等国家的作品,这种阅读使我太入迷。

  萧军说,写小说跟娶媳妇一样,是年轻人的事。我70多了,娶媳妇是不可能了。但是写小说还行。只要身体不出大的问题,还会陆续写下去,而且会有不同变化。因为你会从人生中获得不同感悟,或从阅读或从人生。

  今年刚出版的《尴尬风流》写的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书中充满着我对这个世界善意的理解。如果离开了人间烟火,表现很深刻的思想就会产生“便秘”的结果。你算什么都行,你把它算成一个长篇小说也行,把它算微型小说也可以,都是老王的事迹,老王事迹大观,老王一世大全,都没关系,有的地方像散文,有的地方像诗,反正都是我撒着欢儿写下的。我本来是叫笑而不答的,后来叫尴尬风流,我自己还挺喜欢这四个字,因为我自从想出这四个字之后,无事不尴尬风流,有时我觉得用“尴尬风流”可以概括很多东西,比如度过了“尴尬风流”的一天,生活在“尴尬风流”的世界里。

  我最早看《红楼梦》时,提出一个观点,时间是多重的。《红楼梦》一上来就预言了,一个时间里包含着现在、过去和未来。我不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分割的,某种意义上是多重的。我知道有些作家很喜欢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对时间感的描述,其实《红楼梦》里早就这么写了。我的作品里,时间的特点很明显,这不是优点。我还想写点时间不明显的,如果我能有更多的时日可以写。我相信今后还有可能,写我自己所不能预见的作品。因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心境,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这里也有不变的东西。我所说的对世界的态度受青年时的影响太深了。

  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在北岛的诗里4个大字,“我不相信”。这是那个年代的特点。我们这个年代,相信理论,相信爱情,相信领导,相信群众,相信政策,相信书,相信苏联,相信电影。我什么都相信。相信打下了我的世界观和情感生活的基础。尽管这相信里,不可能什么都相信,也有上当的时候,马克思有一句话,最能原谅的缺点是轻信。这非常有意思。回想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都与轻信有关,已经被马老原谅过了。

关于红学 真正的文学类小说不大好续写

  作家研究《红楼梦》,多接触这样的作品,当成非常成功的小说来读,从中产生对他写作的影响。对特别成功的地方会产生共鸣,甚至产生揣测。这是写作人的特点。阅读《红楼梦》,我常想,有些内容,曹雪芹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比如秦可卿的丧事,元春省亲的排场,饮酒、赏雪;也有些他没有第一手的经验,比如写尤二姐、尤三姐,就没有细节,只有戏剧化的过程。还有些地方,能感觉到他写到这里时有意的没往深处写。《红楼梦》后四十回也太夸张了一些,比如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那一章为止,书中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死光了,也就是说平均一章里面死好几个人。我觉得这有点太过牵强,除非用重机枪扫射才能有这样的效果。但是我们也想不出什么办法那些人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死。对后四十回的批评,写作上办不到,曹雪芹自己写也办不到。

  《王蒙活说红楼梦》,提出后四十回并非后人续作,事实上,《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著的问题没法判断,因为大多数的老百姓已经认同了这个结尾。即使很多人痛骂后四十回,但这后四十回已经与前面浑然一体。再说《红楼梦》的续作实在太多了,而大多数都续得一塌糊涂。从理论方面来讲,真正的文学类小说不大好续写。况且,我觉得作者不能给自己的小说续作,我再弄一个《青春万岁续》多别扭啊!

  红学研究大致有三个方向:第一是学术考证、第二是文学欣赏、第三是趣味研究。刘心武主要是趣味研究,他的研究引起了大众对《红楼梦》的兴趣。我觉得刘心武对促进红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网上的阅读者支持刘心武,这是很好的事,很正常,大家谈《红楼梦》,毕竟还是文明的话题,比谈论股票、吸毒什么的好些吧!

关于人生 作家首先是个感受者和表达者

  我是从做实际工作出发的,而且是在区里做工作,和许多一上来,坐机关或大学里做研究不一样。我做很多具体的事,1957年,我还当过农村的副大队长,管过水利。我在伊犁待了16年,有很多伊犁的朋友。有个外国人问我在伊犁待了那么多年都干了些什么,我说读维吾尔语博士后:3年高中、4年本科、3年研究生、2年博士……

  我的维语讲得很好。1988年访问土尔其,我用维语语种;我访问塔什干,用乌兹别克语。英语是我的遗憾,总不过关。但是如果我做好准备,可以做45分钟的英语演说。我在挪威的外语学院、老布什的家乡就用英语演讲。

  我学外语也没什么诀窍,就是兴趣。我保持一种学习的兴趣。我是作为有趣的、有用的知识。我在德国住过6星期,还报名参加了德国外语班,我明明知道不可能学会,但不失为一种学习。多一种语言首先是多一种快乐,和别人交流,缩短距离是一种最大的快乐。我敢讲,拿起电话来就讲。比如在德国坐出租车,必须打电话通过公司调配。第二是有用,比如点菜,至少能点到自己爱吃的菜。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听外语,当音乐听。

  从审美的角度,我很喜欢读老庄的书,喜欢读与佛学有关的书。如果跟我较真,非要和我讨论什么佛学,问我佛教的历史我答不出。但佛教中的故事,作为读者我爱不释手。人生中最好的故事之一是瞎子摸象,就是《易经》上的。文学上尤其这样。很多争论真是瞎子摸象。摸到鼻子说像柱子,摸到耳朵说像扇子,摸到腿说像墙。文学包含的故事是领会不完的。

  我觉得文学中的故事,应该用审美的态度读书是最好的,特别快乐。老子主张“治大国,若烹小鲜”,一种说治大国就跟熬小鱼,不能频繁地翻,意思是治国要稳;还有一种看法,一定要来回翻,否则就糊了。我不想掺合这种是非辩。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不能作为治国的标准。再比如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不用考证,就是一个审美。山稳定从容,水凝炼轻灵。有这种感受就行了,如果非要论证,说明你太呆,根本就不懂,不配读《论语》。应该求甚解,还要慎解。

关于评奖 希望中国的评奖越来越好

  上海的朱大可在《上海作家》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诺奖有二流化的趋势。可以设想,近十年、二十年以来,获得诺奖的作家,至少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奖的影响是越来越大,诺奖的奖金是20万欧元,我们的茅盾文学奖的奖金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获诺奖的文学作品,对中国的作家读者有什么影响?我有一个观点,应该把文学看成生活的一部分。诺奖毕竟是一个奖,奖是一部分,学者、专家对作家的奖励和认可,并不代表文学。我很多次讲过,诺奖好,文学更好。就像一个广告叫“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我希望中国的评奖越来越好。我希望中国起码也关注一下世界。我们也可以设立汉语、华语的文学奖,我们的眼界也放宽一下,把其他地区的中文写作也容纳进来。

  我们有大量的作品翻译出去,我的作品被翻译得也不少,面也广,有意大利版、日本版、德文版等20多个版本,但不畅销。今年韩国出了我三本书,《活动变人形》、《我的人生哲学》(韩版的书名叫《我是学生》),还有一个中短篇小说集。销量最大的是1986年俄国引进、莫斯科红出版社出版的《活动变人形》,印量有10万册,一抢而光。这两年法国和意大利出了不少小本。《尴尬风流》法文版也有,书名改成《智者的笑》。

关于世界 作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

  我对世界有兴趣,有善意。尽管很多事情我不能得出结论,作家不是审判官,虽然有人认为是世界的审判官。我认为作家对世界来说,首先是一个感受者,是表达者,是世界的情人。作家有各式各样的。有的是世界的诅咒者,这是特殊的。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希望和诅咒者接触太多,影响健康和食欲。

  我上网主要是浏览,还有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和中国友好的国家的相关信息,比较容易看到。新浪网、人民网我也经常看,常用Google搜索一些资料,对写读书笔记很有帮助。涂黑了点复制,一粘贴就行,好像读了好多书,但贴之前一定找到出处,注上,就好像你亲自读过一样,实际上就是从网上找来贴的。

  作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应该是世界的情人,应该对世界充满兴趣,充满爱。也有作家是世界的诅咒者,我尽量远离这类人,他们影响我的食欲和健康。世界是丰富的,搞文学创作的人不要把自个儿的目光弄得太狭隘。好像言情小说一见面就是调情,侦探小说一翻开就是杀人一样。我的新书《尴尬风流》描写的就是人生的一个个侧面。

  对我来说,最实在的、最重要的就是政协文史和委员会的主任,不是空名。但是,我毕竟还是用每天一半的时间用于写作。一般是上午写作,如果下午也写,就会头晕眼花。我用五笔打字,虽然不会盲打,但是手快。《北京晚报》上招聘打字员,我看一下招聘要求,完全符合要求。我参加革命比较早,我去新疆也从最具体的组织工作做起,建立团支部,吸收团员。后来当官、当文化部长,那时我有时还坚持“全天候”创作。我分析自己的性格,相对做官、搞研究,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写作,因为我性子直,说话尖刻,易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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