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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自由是一种创造力

2012-09-28 16:14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扬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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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近照(乐黛云提供并命名:春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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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乐黛云夫妇近照(乐黛云提供)   

    题记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后湖之滨的朗润园,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每天安静地读书、写作、散步,他们已经这样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
   
    他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家、《儒藏》总编纂,一个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他们年轻时共历风雨比翼双飞,年老时文集被双双列入“大家文丛”。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们在“知天命”之年迎来学术生涯的春天,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而她本是鲁迅和茅盾研究专家,却毅然“中年变法”,另起炉灶,创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从祖父汤霖那里传下的这颇显儒家气概的家风,深深影响了父亲汤用彤一生,也同样影响着汤一介的立身行事。是的,中国哲学,不仅是学问,也是一种人生的践履,这既是一种功夫,也是一种修为,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四壁是顶天立地的厚木书架,空气中飘散着若有若无的中药香味,步入汤一介先生的家,即刻便有一种心宁神静的感觉。
   
    先生家有两间书房,虽然不是很大,却都四壁环书,晴日里洒满了阳光,他俩常常各据一间。那日我与汤先生在他的书房采访,而腿部不适的乐黛云正在另一间做理疗,每当电话铃响过,不久便能听到隔壁传来乐先生愉快的笑声。
   
    跟乐先生的神采飞扬恰好构成对比,汤先生谦和平静,儒雅从容,我们的谈话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间,从国学的使命到文化的复兴,从《儒藏》的编纂到对学术传统的回顾……对于我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会沉思片刻,然后细说从头。
    
    “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
    
    钱穆先生在回忆好友汤用彤时,曾写道:“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这段话也正是汤一介自幼成长环境的一个写照。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在“奉长慈幼,家庭雍睦”的大家庭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父亲汤用彤虽然是会通中西的哲学家,却从来不把读书之事强加于子女,“我父亲从来不强迫我读什么书,只适当地指点,看我读《三国演义》,他会建议我还要读《三国志》。”汤一介回忆说,父亲对他的身教多过言传。
   
    受父亲的影响,早在读高中时,汤一介便梦想着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47年,20岁的汤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当时汤一介正在北大读书,充满了浪漫和幻想。
   
    那时生活很苦,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极差,宿舍是七八个人的上下铺,冬天有时没有煤,非常寒冷,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
   
    然而,进入50年代后,他的这种梦想逐渐消失。从1950年代起,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国哲学界横行霸道,青年一代既无条件又无可能向哲学家目标迈进。汤一介抛掉了哲学家的梦想,自愿或半自愿地做了“哲学工作者”。“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接受的实际是前苏联式的教条主义。”汤一介说,“这样的思想紧紧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三十年。”
   
    195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后的第6年,“反右”运动开始。“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年代。”汤一介说,“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文革”后迎来学术生涯春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春天。
   
    1981年春,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能容纳200人左右的教室里,经常座位紧张,连换三次教室,最后没有办法,学校不得不发“听课证”以解决学生抢座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当时没有过。那时教条主义的课程受冷淡,而传统哲学的东西只要讲得好一点,符合道理一点,大家很愿意听的。”汤一介回忆道。
   
    他当年的学生、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景海峰,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课堂笔记:“老师得戴着麦克风讲课,有时麦克风坏了,几百人的大课堂鸦雀无声,每个人都似乎竖起耳朵听课。”
   
    讲台下的景海峰“如饥似渴”吸取知识,而讲台上的汤一介,正怀着冲破多年学术教条的决心,就像多年后他自己说的:“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裹过小脚后再把脚放大一样。”
   
    在讲过两轮课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写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他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在方法、观念上进行了一系列“突围”。
   
    接着,他又将《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胆提出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探讨,均是在此前的道教研究中很少讨论到的。
   
    在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的时候,汤一介首先想到要找寻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这种荡涤陈规的突围意识,一直伴随他日后的哲学研究之路。
    
    中国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
    
    季羡林先生曾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各种新思潮萌动。1984年,以北大哲学系为核心,学界酝酿筹组了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70多位海内外学者被聘为导师,没有学科之间的分际,也无身份和等级差别,思想分外地开放与活跃。
   
    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蔚为大观。中国文化书院被公认为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对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当时我比较主张‘兼容并包’,谁都可以讲,我们都欢迎,有很传统的梁漱溟先生,也有冯友兰先生,还有年轻一代的李泽厚,更有激进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尊信。梁漱溟被批判以后很多年没有公开演讲,他做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在我们文化书院做的,我们还留了一个录像,那是很不容易的。”汤一介先生回忆说。
   
    正如祖父汤霖传下的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作为一名学者,汤一介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
    
    要让《儒藏》成为最权威范本
    
    汤先生家的书架上,在最醒目的三个格子里整齐排列着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汤先生起身从中抽出一本来,翻开来,指给我看:“这是原文,这是校勘记,哪些地方有问题我们都注解出来,方便大家使用。”
   
    收集儒家典籍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要编纂“儒藏”,却都未能实现。由于并非出身古籍整理专业,汤一介曾形容自己做《儒藏》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
   
    汤先生说,佛藏一共有20几种不同的版本,而现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用的本子是日本的《大正藏》,为什么?因为它是排印本,有句读,还有校勘记。“所以我做《儒藏》就是做实用的、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是一个比较规范的本子出来。”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先生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性工程。
   
    “我希望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沉潜、内敛的学者,汤先生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学术双璧
    
    世界汉学大会上,在掌声里结束演讲的汤先生,缓缓从讲台走下来,在一拥而上的媒体包围里,他一边应对递过来的名片一边挪步向观众席,寻找老伴乐黛云,而此刻乐黛云也正被另一群人环绕,她爽朗地笑着起身,拄着根拐杖,跟在汤一介身后,这时两群人合拢成一圈,继续围在他们身边,直至最后目送两位坐进车里离去。
   
    寒风中,乐黛云帮汤一介穿好大衣,戴好围巾。坐进车前,他们一并向搀扶他们的学生连连道谢,乐先生温蔼的笑声,像一缕明媚的阳光穿过那日灰沉厚重的云层。
   
    1949年,他们在北大相识。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两人常在一起工作,一起聊天,渐渐的,他们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952年9月13日,乐黛云一毕业,他们就结婚了。自此,他们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也亲身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至今,有一个多年的习惯,在他们看来寻常不过,而在外人看来,却是极尽浪漫而奢侈的事——每天午后,他们会一边绕未名湖散步、晒太阳,一边讨论问题。“每天都会有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讨论问题,最近在讨论我研究的普世价值问题,还讨论她在写的一篇文章,我建议写得再积极一点,她后来接受我的观点。”汤先生笑着说。
   
    当文学遇到哲学,会有冲突吗?乐先生解答了我的疑问:“他最不满意我的是,觉得我这个人做学问不够严谨,但是我的思想比较活跃,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很快写出来。他常提醒我要好好地推敲,他写文章都是要改好几遍的。但是我的文章都要经他看一遍,他会抓出我很多毛病,哪个地方不确,哪个提法不妥,对我很有裨益。”
   
    现在,汤先生除了忙《儒藏》、写文章,还在整理自己即将出版的10册文集,而乐先生不仅要带博士生、忙她主编的几套丛书,也在整理出版自己的英文文集。他们一个82岁,一个78岁,却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也不以含饴弄孙为乐,而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汤先生曾写道:“曾多次设计着改变忙乱的生活。”我问乐先生,现在状态如何?“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乐先生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
    
    伉俪情笃
    
    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这一张一弛的“儒道互补”,让他们平安度过岁月中的无数坎坷。
   
    因筹办一本“同仁刊物”,乐黛云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划成“右派”时,她正在坐月子,并不知情。细心的汤一介把校刊全藏了起来,直到她坐满月子的第一天,学校让她去挨批斗她方才知道,“他这个人是非常能控制的,他一点都不表现出来,可他自己心里就比较受苦。”
   
    在那荒唐岁月里,他是“黑帮”,她是“右派”,不是他被“隔离审查”,就是她在深山“劳动改造”。乐黛云记得,很冷的冬夜,汤一介常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写检查,她便坐在哲学系楼门口的台阶上等他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会把他带到哪去,那时常有这种事,审一审不知怎样就关起来,关在不知哪个小屋里。”
   
    他们互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时,两三周才能回次家,每次回家呆半天就又要离开,乐黛云会炒好一罐雪里蕻,送他到未名湖的小桥边。
   
    乐黛云在乡下“劳动改造”时,汤一介会每周写一封信,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为了这“同志”二字,他被批“划不清界限”。忆及此,乐黛云动情地说:“这是支撑我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可惜的是,见证了他们信任与爱的那些信件,“文革”中因担心抄家,被埋在槐树街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后来却找不到了。
   
    现在,他们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上午,他们工作或者读书,然后一起散步;午后,会睡一个午觉;下午,还可以有三四个小时工作,或是接待各种各样的人。
   
    汤先生喜欢古典音乐,尤好舒伯特、莫扎特。乐先生说:“贝多芬对他来说太重了,现代的新一点的流派马勒什么的,有时我还能欣赏一下,她就不愿意听。”他们也会为看电视而“吵架”。“他不喜欢我看的那些电视剧,说太无聊了,昨天我看《金大班》,他说真难看就走了。最近的《密战》我觉得太简单太幼稚了,他竟看上瘾了。”不过,也会有让他们能一起看到底的,譬如《潜伏》,惊险、有情节,他们都爱看。
   
    “所以我常跟学生说,不一定两个人非得性格那么相同才能够好,有时不一样倒是可以互补一下。”乐先生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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