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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谈张爱玲

2012-09-28 16:12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曹可凡 阅读

  己丑新夏,白先勇先生翩然抵沪。我和徐俊兄设宴于愚园路镇宁路口的“福1088”,为白先生及其助理郑幸燕小姐接风。饭店建筑原为李鸿章嗣子李经方旧宅,里面陈设也一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格,无论是Art Deco式样的沙发、泛着幽光的西洋吧台,还是别致奇特的吊灯,都是饭店主人不辞辛劳,从古董铺淘来的旧货。连底楼走廊里的瓷砖都是从其他老房子拆移过来的。端坐在这样的环境中,品尝着白斩鸡、烤麸、熏鱼、红烧肉以及黄豆肉丝汤,不免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席间,从李鸿章、张佩纶,一直到张爱玲,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关于时下风靡一时的《小团圆》,白先勇先生坦言,读了之后,觉得张爱玲似乎要在小说中吐尽这辈子所受的苦难与怨恨。她的笔就如同手术刀,冷冷地挖着一块又一块伤疤,不留丁点情面。即使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仍固执地解剖着亲人、朋友、自己,甚至有时已到了残忍的地步。这样写,好看固然好看,也可以满足读者窥视欲,但终究离文学的本源渐行渐远。因此,白先勇先生以为《小团圆》的价值或许更多在其资料性,从中可以看出张爱玲的过往经历、人生态度,以及她的孤独感和隔绝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不少评论家常常喜欢拿白先勇与张爱玲作比较,认为白先勇的小说里有着浓浓的“张腔”。王德威在《影响的焦虑》一文中说: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重又聚集台北的大陆人,无论如何张致做作,踵事增华,掩饰不了他们的空虚。白笔下的女性是强者。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地飘荡在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那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凄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所以,他认为白先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私淑张爱玲最有成就者之一。因为他们都以“雕琢文字,模拟世情”著称,只是白先勇比张爱玲有着更多悲天悯人的情怀。

  但白先勇先生显然不太认同这种简单类比。他说,那时的张爱玲名气并不像现在那么大,没有众多读者追捧,连卖文为生也无法做到,丈夫赖雅又半身瘫痪,经济上相当拮据,不得不靠写电影剧本维持基本的生活。而他也仅仅读过《传奇》中《沉香屑》、《金锁记》、《茉莉香片》和《心经》等有限的几篇,并未仔细研究,更谈不上刻意模仿或受其影响。在白先生眼中,张爱玲的文学风格似乎直接脱胎于《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而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或多或少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可奇怪的是,张爱玲对此却视若无睹,反而对张恨水那样“鸳鸯蝴蝶派”小说视之若命。至于西洋文学方面,她虽然曾说过受海明威等人影响,但实际上,她迷醉的只是一些通俗英文小说。因此,张爱玲的文字不但没有欧化倾向,而且还直接承接“旧小说”的叙述传统,中间绕过了“五四”新文化那一段,读来感到极为“正统”。张爱玲又有着非比常人的悟性,一些看似世俗、琐碎的素材片段经她手一拨弄,立刻“化腐朽为神奇”。张爱玲晚年更是对《红楼梦》倾注了全部心血,锲而不舍地“十年一觉迷考据”,先后“五详红楼梦”,最终写成《红楼梦魇》一书。无独有偶,白先勇先生也对《红楼梦》如痴如醉,推崇曹雪芹“看人不是单面的,不是一度空间的”那种深刻性。故而他在小说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受到《红楼梦》影响,譬如《游园惊梦》中“以戏点题”的手法与《红楼梦》第廿三回“黛玉听曲”就有异曲同工之妙。“曹雪芹用《西厢记》来暗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用《牡丹亭》来影射黛玉夭折的下场。利用戏曲穿插,来推展小说故事情节,加强小说主题命意……”而《牡丹亭》“这出戏在《游园惊梦》这篇小说中也占有决定性的重要位置。无论小说主题、情节、人物、气氛都与《牡丹亭》相辅相成。甚至小说节奏,作者也试图比照《游园惊梦》昆曲的旋律”。毫无疑问,《游园惊梦》这种用戏串联小说情节的手法是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的,尽管客观描写方法截然不同。白先勇先生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读《红楼梦》,直到今天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张爱玲和我都是《红楼梦》濡养而成的,难怪大家会误认为我的小说里有她的痕迹。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都有曹雪芹的文学基因。”白先勇先生感叹道。

  从《小团圆》又聊到了《重访边城》。《重访边城》是张爱玲唯一一次书写“边城”台湾的文章。那次台湾之行,也促成了白先勇与张爱玲的唯一一次会面。居间介绍、安排的是当时任台湾美国新闻处处长的麦卡锡。麦卡锡毕业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对文学有着异乎寻常的鉴赏力与敏锐度。他早前在香港任职时认识了张爱玲,立刻为她的文学才华所折服,聘请张爱玲为美国新闻处担任翻译工作。张爱玲后来以难民身份去美国,麦卡锡不但为她担保,而且还亲自为她签发了赴美签证。1960年,尚在台大外文系读书的白先勇和同学创办《现代文学》。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王祯和、李欧梵、叶维廉的名字很快进入了麦卡锡的视线,他本人也成了《现代文学》的忠实读者。当《现代文学》出现财务危机时,他以出资购买杂志的方式帮助白先勇他们渡过难关。他还请殷张兰熙将《现代文学》中的部分小说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其中就有白先勇的《金大奶奶》和《玉卿嫂》。张爱玲读了这些大学生的小说也觉得很新鲜。到台北后,便决定和这些“小朋友”见面。

  白先勇先生记得,那天和张爱玲的聚餐安排在西门汀附近一家名叫“石家”的苏州菜馆。虽然在那个年代张爱玲还不是个明星人物,但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苍凉哀艳的文字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所以,当张爱玲踏入饭店的一刹那,大家都带着好奇、期待的眼神望着她。她身穿素淡的旗袍,随身带着一件暗紫色绸缎棉质外套,特别显眼。白先生猜测,6月的台湾已相当炎热了,但饭店的冷气通常又特别足,这件外套可能是用来挡风的。印象中,白先生觉得张爱玲优雅、得体、平和,也不乏热情,不像后来表现得那样古怪。大家有说有笑,谈论着生活中的琐琐屑屑,属于闲聊性质。那晚,白先生与张爱玲相邻而坐。“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她的眼神因近视略显得有些朦胧迷离,一旦特别关注你,便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两道白光直射而来,难怪她观察周围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彻、深刻。”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白先生说起那次会面,仍意犹未尽。

  由于对王祯和《鬼·北风·人》所描写的民俗民情感兴趣,张爱玲想让王祯和陪同去一趟花莲,顺便收集写作素材。临行前,白先勇送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学》给张爱玲,供她在旅行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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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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