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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向海外传播孔教的思想及其活动

2012-09-28 15:5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灵玢 阅读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日趋加重,甲午战争一役,更给中国带来巨大震动,亡国、亡种乃至民族文化的毁灭顿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康有为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奔走于救亡活动,而保教又是其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康有为自谓:“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康有为所说的“教”乃是孔教。孔学本无“教”之称,被改造成“孔教”亦自康有为始。“光绪十四年,长素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次年会里,始言孔子创教。”他著《孔子改制考》,则是“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自此,康有为亟亟奔走于立教、保教,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他更提出“传孔子之道于外国”的建议,其论曰:“设‘道学’一科,该科之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余皆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从而发出了向海外传播儒学之先声。

  一、以建立孔教和向海外传播孔教与基督教抗衡

  康有为向海外传播孔教思想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基督教传教的刺激。近代以来,基督教教会以空前规模与态势进入中国。和基督教相比,传统儒学,虽自西汉以来,逐渐被捧上所谓的“独尊”地位,但实际上在组织力和制度化上,却远远无法和基督教相抗衡。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比较耶稣教、天主教、希腊教、犹太教等教的传播状态,认为,“诸教人数比之,二十四年耶稣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尝有传教士推广,日澌月变,所忧滋大,教变而国亦从之矣。”又说:“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后以争教取人之国。”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欲创立孔教,以体制化的孔教与基督教抗争。他的设想是:“令衍圣公开孔教会,自王公士庶,有志负荷者,皆听入会,而以衍圣公为总理,听会中士庶学行最高者为督办,稍次者多人为会办,各省府县,皆听其推举学行之士为分办,藉其名于衍圣公。衍圣公上之朝,人士既众,集款自厚。听衍圣公与会中办事人,选举学术精深、通达中外之士为委员。”“教会之名,略如外国教部之例,其于礼部则如军机处之与内阁,总署之如理藩院,虽稍听民举,仍总于衍圣公。”孔教成立后,便可以“国教”之尊与教皇定约、定律。因“教皇无兵无舰,易与交涉”,而双方处在一个等势的地位。衍圣公还可“派人驻扎彼国,直与其教皇定约、定律,尤宜措词。”交涉更为直接。这样,不仅国内处理教案“皆有定式”,“小之无轻重失宜之患,大之无借端割地之害,其于存亡大计,实非小补。”而且,形成一种与基督教对等对抗的实体力量。在建立孔教会的同时,康有为还建议,仿效基督教跨海传教的方式,到海外传教。尤其在海外华侨中争取阵地。正如其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所言:“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借传教为游历,可诇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

  二、以海外传教保存中国文明种子

  在创立孔教的思想深处,康有为还有一个深入的考虑:中国如果灭亡,如何复国,而复国的希望,就是藉孔教之海外传播,保存中国文明的种子。他通观历史:“夫耶路撒冷虽亡,而犹太人流离异国,犹保其教,至今二千年,教存而人种得以特存;印度虽亡,而婆罗门能坚守其教以待后兴焉。若墨西哥之亡也,教化文字并灭,今人种虽存,而所诵皆班文,所行皆班化,所慕皆班人,则墨人种面目虽有存户,然心魂已非,实则全灭也。”在他看来,一国之存,不在人种,而在文化。文化若存,复国有望。文化若灭,纵使人种犹存,亦无异于全灭。故而其倡议传播孔教于海外,又有保存中国文明种子于海外之心思。他的高徒,也是后来纽约孔教会的创办人陈焕章在《孔教会序》中说:“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其所言亦康有为之所欲言。   三、以孔教海外传播实现世界大同

  康有为深信世界必趋于大同,而儒学则是实现世界大同中的核心文化元素。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康有为就将儒学中的“仁”诠释为宗教的“博爱”,所谓“仁者,天地凡人类之同也”。“诸教皆本于仁”,“智、仁、勇三字,括尽天下道理”。所以,儒学的基本价值理念,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而是属于世界的。1904年康有为在赴欧途中写成《意大利游记》,阐述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变化:“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又说:“且观今者欧美风俗人心,与中国正相若,其去性善自由,皆甚远也”。既然欧美的道路无法“渐至大同”,则只有孔教可救世界。故康有为言:“如此粗浊乱世,乃正宜以《春秋》治之”。“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在康有为的文化想象中,欧美人对于孔教的海外传播,将击掌欢呼,“且喜吾孔孟之教,将盛行于彼都,而大变其陋俗”。梁启超曾择发康有为的意旨说:“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四、康有为向海外传播孔教的实效与评价

  康有为关于成立“道学”一科,并将该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派出海外的建议虽然未能得到实现,但他所创立的孔学会藉海外华侨之力,在海外得到蓬勃发展。东南亚、日本、朝鲜、美洲,都有孔庙学堂的建立。康有为自述:“鄙人于戊戌之年,开孔教之会,立大同学校于日本之横滨,与门人徐勤,实始创圣诞之纪念大典,祁祁学子,莘莘俎豆,吾华之群商及日本之元老大隈伯、与其大臣犬养毅等,咸来行礼。自是推行于海外,日盛而弥彰。”1910年,他回忆孔教在海外传播情况时说:“乃年来孔子之祀,尊孔之会,创发于海外,波靡于美亚,风发响应,雾沓鳞萃,岁月有加,增华滋盛。”考诸史实,这些说法大致不错。康有为关于向海外传播孔教的思想,成分很复杂,其基本立场虽基于保种保教保国,但又掺杂了康本人的大同思想以及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成分。在树立孔子为教主,孔教为国教的同时,亦不乏藉孔教之成立与传播,树立个人创教之教主地位的企图。但无论如何,康有为关于向海外传播孔教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件大事。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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