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给人的感觉,是作者谈人叙事,分寸都拿捏得极到位,该对谁狠,对谁柔,可谓心如明镜,丝毫不爽,让人感慨于姜还是老的辣。与对江青的鄙夷不屑、凛然相向的态度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作者对当时的文化界领导人胡乔木同志的称美。谈到乔木同志,书中写道:“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我们受到(乔木)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锺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锺书感到惭愧。”(均见《我们仨》158页)书中写到胡乔木“突然袭击”式地任命钱锺书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锺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接下来杨绛又写道:“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均见《我们仨》160、161页)一小段文字,发散出的是世故老人以退为进的柔术。
不管怎么说,从《我们仨》,确可见出钱氏夫妇书生其表,骨子里实为洞察大势的圆通人。同样受到“国母”礼遇的汪曾祺就傻得多了,可叹他全无先知先觉未雨绸缪之能,整个儿把自己裸裎于众目睽睽之下,主动授人以柄。这种处世之道,也许最为切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生态了:想想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莫不才华惊世而性情趋于佻达褊躁、飞扬直露,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又怎会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