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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得主:文化异质性不等于中国立场

2012-09-28 13:05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李浩 等 阅读

  编者按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来一直是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说”之先,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对当下文学的整体成就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去年11月,陈晓明和肖鹰两位学者就“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评价问题又起争论。陈晓明教授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现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评价它需具备“中国立场”;肖鹰教授则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正走入低谷,“只有中国学者才能理解中国文学”的思路是一种“长城心态”的体现。此后至今,《中华读书报》、《文艺报》、《辽宁日报》、《北京文学》等就此问题展开了更广泛的探讨。究竟什么是好的文学?应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为何在中国作家、批评家、广大读者和西方汉学家之间,对同一阅读对象的评价会如此大相径庭?相比之下,国外的严肃文学状况如何?这些问题,是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本版将在今后陆续刊出作家、学者的探讨文章,以期能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观点。

  文学疆域被“窄化”的忧虑

  评判中国小说需要“中国立场”,这无疑是一个新瓶,然而在它里面装入的大约也还是旧酒,大约,是从“东方主义”延续下来的一种更为窄化的文化思潮,它的命题中有显见的伪。评价小说,或者说评价文学,无论在任何的国度,民族,都有一个普遍性的标准尺度,当然,有些小说的产生会拓展甚至“灾变性”撕裂这一尺度,然后形成对这一尺度的丰富——这种丰富从来不是以国家为界限的,不是以民族为界限的。之前,我们经历着“底层文学”对文学疆域的窄化,它用一种“道德正确”窄化了原本丰富的文学;我们经历着“市场”、“经济”对文学的窄化,把有无“读者”当成是评判文学存在合理性的标准,资本的无知和傲慢使文学多样性生态变得可危。我们还过多地强调过“经验写作”,那种把地域性差异看成是文化表达本质的观念多少排拒了人类性的“历史经验”和“阅读经验”,实现的也是对文学的窄化。现在,“中国立场”来了,它可能将文学带入民族主义的褊狭,无论这是否属于它的主观愿望。舍掉丰富性和宽阔,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视域内,是否属于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我们的文学批评者为何那么乐于给自己和文学“画地为牢”?

  好坏自有标准,无关东方西方

  提出“中国立场”说的陈晓明教授和其他阐释者没有给定文学中的“中国立场”的审美标准,我也无从打量它与所谓西方的或者说我们普遍使用着的文学标准有什么区别,这种模糊和浑浊是有意还是无意?既然“中国立场”暂时没有它的明确标准,那,作为一个写作者、阅读者,我先说出我的文学标准。在我的阅读中,我的这一标准既针对西方文本同时也针对中国作品,既针对老年作家也针对青年和少年、男性与女性,既针对古典文学也针对后现代。

  一、它首先是、也必须是有艺术质地和情感投入的好文字,让人回味、思考和会心的好文字;二、它是新的,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思想和艺术策略上有自己独特的提供和发现;三、它探究人的存在,通过对某个人的具体考察来发现和审视我们的生存,在这里,作家必须称得上是人类的神经末梢;四、发现只有小说(艺术)才能发现的东西。一篇小说或者诗歌,如果它不具备艺术质地,如果它干萎,缺少艺术的汁液感,无论它是中国人写下的还是西方人写下的我都对它了无兴趣;如果它只重复了一种被阐明的流行思想,无论它正确与否,无论它是中国人写下的还是西方人写下的我都不会给它以高度评价。假如它不能探究人的存在,使用的是所谓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哲学的“理念”资源,它即使再“深刻”再富有社会性,无论是中国人写下的还是西方人写下的都无法让我敬重。假如它不独特,不做出自己的发现和创造,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写下的,我都有理由将它忽略。我不觉得我的这一标准是什么西方的,我不觉得它不够中国化。我希望陈教授或“中国立场”的阐述者们能给我一个很“中国立场”的、相对清晰的文学评判标准,这样,也许更利于对话和交流。   文化异质性不等于“中国立场”

  如果“中国立场”强调的是文化差异,强调文化异质性对个人写作的丰富的话,我倒有部分的认同,但它和“中国立场”就没大的关联了,它实质上是对文学创造性的肯定——哪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影响的焦虑,建立自己的独特性?对地域性的依存是他借以摆脱这一焦虑的方法之一,只是之一(作家所处时代、性别、个人性格、生活经历和想象空间,都可作为摆脱影响焦虑、建立独特的条件),而且它也不是核心性的。地域差异(扩展为国家差异)并不能保障小说的成功,假设它不具备我们对小说的共通审美要求的话。就是在德国,君特·格拉斯也不同于伯尔,不同于西格弗里德·伦茨,不同于托马斯·曼和尤迪特·海尔曼,是的,他和任何一个德国作家都不同;在我的阅读中,不因他是德国作家就使用一套所谓的德国立场来评判他的小说,我依据的,是我在大量阅读中建立起的审美经验,这一经验对任何文学都适用。我承认,君特·格拉斯生在德国还是波兰不太影响我对他小说的判断,他生在美国生在日本甚至生在中国我都会使用同一标准,只是,他生在中国可能会让我生出更多的自豪来,但这一自豪也不会带入到小说的判断中。

  陈教授说:“我们没有(西方)这样的浪漫主义文化根基,我们永远无法生长出浪漫主义传统下形成的西方现代小说艺术。这就是为什么直至今天,一写到城市,我们的文学就力不从心,要么空泛,要么虚假,但我们在乡土叙事一路却有独到之处。”谬矣,大谬。在旧中国,我们也没有乒乓球的文化根基,没有跳水、体操的文化根基,它们是舶来的,就像舶来的玉米、辣椒一样生出了根,成为了“我们的”,更“我们的”,“永远无法”的判断如何得来?至于把“一写到城市,我们的文学就力不从心,要么空泛,要么虚假”的症结归于我们使用了西方标准,归于我们“永远无法”,则属于头痛开出了脚气的药方,鞍子套到了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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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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