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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内地没出现自己的巴尔加斯·略萨太遗憾

2012-09-28 12:28 来源:北京晨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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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中  1952年出生于上海,长大于香港的著名文化人。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陈氏是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的先行者,曾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波西密亚中国》、《香港三部曲》等。

  陈冠中的头发几乎全白了,那标志着,《号外》时代的潇洒已经过去,如今,迟缓与矜持更适合他。陈先生说话慢,动作慢,甚至过马路都慢。握手时,手柔软得像一团光滑的布,绝无力道,却有种扯不断的韧劲。

  12年前的《什么都没发生》刚在内地出版,提起它,陈冠中一脸落寞:“如果能说清楚写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还要去写小说呢?”轻啜着咖啡,意思很明白:那,是不可言说的所在。

  对一代人来说,心总有一块神圣的地方,不堪触碰。即令,从外表上看,你已经被这世界揉搓得如此圆熟。

  可以被改变,但不可以被同化。这,算是最后的坚持吗?踩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不知不觉间,陈冠中在北京已生活了很多年。满眼都是陌生人,以及灯红酒绿的喧嚣,在每条繁华的街道上,赤裸裸地写着欲望。一个人被忽视又能算什么呢?在这个城市中,小说都已经被忘掉。

  坐在书吧的桌边,一切如此安静。聊到了奥兹、莫言、马原,还有巴尔加斯·略萨获奖,突然,陈冠中有些大声:“为什么不是米兰·昆德拉?”那一刻,那颗似乎平静多年的心,显示出它的本色:永远在流浪,永远在燃烧。

  北京是一座更包容的城市

  晨报: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能融入这个城市吗?

  陈冠中:还好。如果说不习惯的话,这不是个能逛街的城市,马路太宽了。不过北京很包容,从某种方面看,甚至比香港更包容。

  晨报:比香港更包容?

  陈冠中:是的。香港也是个很包容的城市,一个大厦就会有100多个民族,但香港有以粤语为代表的主体文化,并不是人人都能进入的。香港人包容却不往来,北京没有文化排他性,外地人生活不难。

  晨报:这是否意味着,北京缺乏主体文化?

  陈冠中:北京有主体文化,但不能成为主导,因为北京也是全国文化的首都,不断有外地文化进入,所以这个城市的主体文化总在变化,不断出现新的组合。

  晨报:作为外来者,这种变化也许有趣,但对于土著,这可能是一个很幻灭的过程。

  陈冠中: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是一个记忆不断在磨灭的过程,物质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北京本来可以走上一条不这么剧烈变化的道路,它本应保护好自己的遗产。   那些被毁灭的传统

  晨报:为什么我们成了现代化的牺牲品?为什么理性与发展如此伤害了我们?

  陈冠中:因为人们总是以为自己很理智,把握了绝对真理,便急于去毁掉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甚至是新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宏大的蓝图,传统是不会被毁灭的。其实,真正的理性是沟通,是可以探讨的。但绝对的权力加上绝对的真理,结果往往是最大的破坏。而在其他地方,很多传统之所以能保护下来,源于公权力被约束,这就延缓了破坏的速度。

  晨报:这些破坏不能避免吗?

  陈冠中: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原因,有些毁灭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上世纪90年代,理念已经有了,但破坏仍在继续,10年后我们明白错了,却无法挽回,理念的时间差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比如香港一度向房地产倾斜,以拆天星码头为最高峰,很多人发声,但无人倾听。今天大家明白错了,可有什么用呢?这是体制问题。

  晨报:反省一下,我们在传统文化上的强拆,可能更多。

  陈冠中:历史有时非常吊诡。当年为对抗新文化运动,殖民地政府力推国学,到1930年代,内地全用白话,香港报纸上的色情小说都还在用文言,鲁迅对此很不满,认为是唱老调子,但正是这些努力,为后来香港的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能仅从当下的需要来看问题。

  香港与北京,体会的误差

  晨报:不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普遍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

  陈冠中:但事实上,香港在当时华人文化圈中光谱最宽,国粹派、托派、新儒家等在你们这里没有,左派、新左派在台湾没有,虽然都比较边缘,没成为主流,却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晨报:但为什么香港文学没能因此崛起?

  陈冠中:因为文学没有被提倡,我中学时只看武侠小说,大学时看英文小说,没人看现代文学,后来才知道,在一个大厦7层有盗版的台湾小说卖,我也是偶然才找到的,如果错过了,也就再也补不回来了。印象最深的是那里也卖张爱玲的书,所以我一直以为她是台湾作家。

  晨报:所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内地作家也普遍轻视香港文学。

  陈冠中:但在香港看来,当时内地文学也有很多误区,“文化热”的许多讨论比较肤浅,今天说重建80年代历史,其实是重建当时知识界的历史,并不是普通人的历史。当时内地年轻人都在看卡通片,听邓丽君,远比今天肤浅。所谓“文化热”,不过是恢复高考后,舞台上有了文化的位置而已。今天回头看,当年学者们认认真真在争论的问题,都是一些很基础的常识,香港文化界很奇怪,那些还值得争论吗?

  寻找生命意义

  是个人的事情

  晨报:对这些看法,内地知识界可能会感到很恼火,会觉得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热情被低估了。

  陈冠中:那是一个思考的时代,也是年轻人普遍关心世界大势的时代,确实很有激情。但讨论的都是人生、世界、文化等大问题,这些话题的同质性比较高,容易达成共识,所以“热”是难免的。毕竟,那时人们生活相对简单。但随着生活自由度提高,人们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就很难再达成80年代那样的平衡了。所以现代社会更碎片化一些,也没有了当时的天真。

  晨报:您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必然要超越的过程?

  陈冠中:那时的人们因为失去了一个意义,所以努力去寻找另一个意义,此前内地是不可以讨论终极意义的,放开了,自然会产生思考的热情,但基本原则并没变,人们依然相信存在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真理。

  晨报:人生不应该寻找生命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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