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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对当下国学讲习的期待

2012-09-28 12: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冯天瑜 阅读

  作为汉字古典词,“国学”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时至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为着与来自西洋的“西学”相区分,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一名出现。如江户幕府时期(1601-1868)的日本人,自18世纪起,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汉学(从中国传入)、兰学(从欧美传入,19世纪扩称洋学)、国学(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国学”一名,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1902年梁启超(1873-1929)撰文,以“国学”与“外学”对应,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梁氏曰:“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5年国粹派创刊于上海的《国粹学报》,公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宗旨,这里的“国学”意为“国粹之学”。该刊发表章太炎(1869-1936)、刘师培(1884-1920)、陈去病(1874-1933)等人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方面文章,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自此,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为“国故之学”的简称。所谓“国故”,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1794-1857)认为,学者不应迷恋词章,学问要从“讨朝章、讨国故始”(《圣武记》卷11),这探讨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

  经清末民初诸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阐发和研究,国学所涉领域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史、哲相当,但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内容,自有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据。

  国学包括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方面面,儒、释、道及其他诸学均在其内。所谓——

  以佛治心

  以道治身

  以儒治世

  三教达成互动共济的文化系统。而“三教共弘”正是国学的基旨。

  自20世纪初叶以来,“国学”之名在中国已经流行百年。中国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而现行高等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科体制,高度分科化,此法有利有弊。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张打通文、史、哲壁垒,于是便有综汇传统学术的“国学课”的设置,武汉大学依此旨开办“人文试验班”、“国学班”,前后已历十载。近年中国人民大学还专设“国学研究院”,效尤者不少。这些做法都试图在综合式的“国学”名目之下,开展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研讨和创发。

  近年来,有的社会教育机构高张“国学”旗帜,提倡少年诵读经典,一些学人则利用大众传媒讲论古典,意在突破传统学术讲习的学院式门墙,以“国文”、“国史”、“国伦”对国人实施人文知识普及与伦理教化,竟然一时洛阳纸贵,颇受大众欢迎,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专业研究者从学术规范角度提出的批评。平心而论,讲习国学受到欢迎,显示了国学的感召力,反映了社会对它的渴求;遭遇批评,则有益于讲者和听者学术水平的提升,推动人文素养的上扬,故两者皆为好兆头。这样一种对国学的倡导,试图以国学滋养国人的智性与德性,特别是激发国人的爱国心、道德感,以因应现时代渐次发生的信仰危机、道德沉沦等社会问题。国学讲习由此汇入现实的人文教育轨范,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中事。

  对于“国学”在大众教化意义上的展开,似宜抱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所以应予“肯定”,是因为在中国渊富的学术文化中,包蕴着多层面的精神资源,诸如——

  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

  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哲学

  和而不同、互动共济的和谐理念

  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精神与物质兼顾的文明观

  好学、善学的重教传统

  诸如此类的中华元典精义,历千百年仍光耀万丈,经过现代诠释,可以转化为救治“现代病”的良药、滋养今人心田的营养。故我们有理由期待国学在人文教化方面取得实绩,并在国学普及进程中,实现古今推助、雅俗共进,开辟国故之学发展的新生面,以有益于众生。

  然而,我们又必须“谨慎”,第一,昌明国学,切勿抱残守缺、视“国渣”为“国粹”,任沉渣泛起。即使是“国粹”,也有一个古今推衍、现代诠释的过程,不可生吞活剥、食古不化。第二,昌明国学,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排斥异域学术。健康的国学,应当古今贯通,后浪逐前浪,切忌以古蔽今,开历史倒车;健康的国学,应当开放胸襟,汲纳外域英华,在学术本体与方法诸层面,都要与异域学术既相辩难,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会中,达成新的综合与创造性转换。

  宋人张载(1020-1077)在《正蒙·大心》中把国故之学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前者指通过感官接触外物获得的知识,约为智性知识;后者指通过内心修养参悟出来的知识,约指德性知识,唐人韩愈(768-824)谓:“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窦公墓志铭》),强调国学在养成“德性之知”方面的功能。此种分类自有道理,却又不必载然分作两橛。国学讲习应注意于二者的兼顾与互动,一方面介绍基本的国学知识(语言文字、典籍、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典章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彰显国故之学蕴涵的大义,把“小学”功夫与“大学”授受结合起来,达成“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水乳交融。

  德性之知当然有赖智性之知的浇灌,但二者不能替代,有些学识广博者德性并不高,而有些文化水准较低者蕴含着丰厚的德性。故德性之知的获得,并非单凭知识传授,还自有生成机制。

  对于健全的国学讲习,我们乐观其成。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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