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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虎:论钱锺书的学术贡献

2012-09-28 11:52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陆文虎 阅读

  钱锺书既是一位学者化的作家,也是一位能进行文学创作的学者。由于电视连续剧《围城》的热播,作为小说家的钱锺书已经家喻户晓;但作为被国际友人誉为“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的学者钱锺书,还远未被人们认识。钱锺书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学问体大思精、淹贯群书。本文就其专业成果、研究方法和主要影响介绍一二。

  丰硕的专业成果

  钱锺书说过,他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余兴”是比较文学。除了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等作品,他还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纂的《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和《毛泽东选集》英法文译本、《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以下几部:

  《谈艺录》。这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论,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弊起衰等等,皆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有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著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以及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宋诗选注》。该书卷首之序,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编颇有创见。这部选本厚积薄发、由博返约,既继承传统注本精于注疏的特点,又注意用现代观念和世界文学的眼光进行观照,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作者精熟中西典籍,宋诗的本事掌故随手就能征引。他又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在注诗时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因此可以说,《宋诗选注》的价值主要不在于选而在于注。

  《管锥编》。这是作者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该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书中引述中外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该书是作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打通”的研究方法

  钱锺书有着怎样的研究方法?说者持论纷纭,而他自己曾多次强调的只是言简意赅的“打通”二字。

  什么是“打通”?怎么“打通”?先看钱锺书的解释。他在致郑海夫教授的信中称:“弟因自思,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皆‘打通’而拈出新意。”他在《诗可以怨》中说:“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他在《谈艺录》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又说:“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还说:“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 由此知道,钱锺书的方法就是在文学研究中“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从而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打通文学各文体间的隔阂与藩篱,疏凿出其中共同的“诗心”、“文心”来。对于这一点,郑海夫教授曾概括为“以实涵虚”。实者,可通之事物;虚者,共通之事理。

  钱锺书用“打通”法考论词章及义理,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钱锺书著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以小说观点读古书史。例如,《管锥编》引《后西游记》一妖评释典之语,而称其“颇具藻鉴,未可以妖废言。”另一处论宋玉“登高而悲”的浪漫情绪,即胪列古来在赋、文、诗、词、曲中反复出现的此意境,同时简择英、法、德、意等国著名作家、诗人之名句, 但见齐心如出一口。或以小说与释典打通,或将中外文学打通,皆发前人之覆者。 

  钱锺书读书既多,思辨又精,常能在古来无人着眼处独具慧眼。为严沧浪辩诬便是一例。严羽(沧浪)为南宋文学批评家, 论诗极有见地,而其以禅喻诗之说颇遭人诟病, 至清冯班竟著专书批驳。后来上庠师宿,囿于冯说,“视沧浪蔑如也”。钱锺书曾熟读《庄子》、精研禅宗,后又细读西方神秘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等人之书, 对神秘主义经验的根本恍然有知, 回过头来再看严沧浪, 具识其独到及不足处,因而力排众议, 亟称“沧浪别开生面”。于是,物论顿移。又如,苏东坡有诗:“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清人毛奇龄曾讥此诗为“效唐人而未能者”。钱锺书抉剔入微, 只用三言两语, 便指出了欣赏此诗应取的正确思路, 颇能益人神智。诸如此类的精妙议论, 在钱锺书著作中俯拾即是。

  探索文学奥秘,揭示客观规律,是钱锺书“打通”的目的。例如,“发愤著书说”是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它,虽然一向习闻惯见,但只是任其流行,从未有人提出来给以科学分析,更没有将其当成是一条规律。钱锺书论及这个问题,所引来比较的材料约百条,记事则自左丘明、孙子、屈原、韩非、贾谊、杨雄、司马迁以还数十条,记论则从《孟子》、《荀子》、司马迁、钟嵘、韩愈、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朱熹以至叔本华、弗洛伊德、墨希格等又数十条。孟子、荀子只是“泛论德慧心志”,司马迁“始以此专论文词之才”,此“汉以来之所共谈”。后世津津乐说,莫不滥觞于司马迁“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一语,西方论者的看法也若合符节。在对如此众多的材料作了一番恰当的比较之后,钱锺书确认:“坎坷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撰述每出于侘傺困穷,抒情言志尤甚”。后来,1980年底,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又就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更为有力的论证。他说:“一个人失意不遇,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

  钱锺书的“打通”由来有自。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使他能够悠游自如地在两种文化传统中穿行,从而发现属于全人类共同的美学观念、文学思想和艺术精神。

  深远的文化影响

  钱锺书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锺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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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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