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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人系列访谈:潘洗尘

2012-09-28 10:2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潘洗尘: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
  
  ——中国当代诗人系列访谈·潘洗尘篇
  
  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核诗歌小杂志》主编。
  
  回答:潘洗尘,1963年生,诗人,现经营一家公司,主编几种诗歌刊物。
  
  一、记忆
  
  问:您出生于一个叫恰博旗的小村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村子?它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哪些变化?
  
  答:我的出生地恰博旗村坐落在松花江边,距县城中心不足两公里。全村拥有七百户人家三千多人口,其中潘姓家族是村子里最大的一个家族。虽说我的家住在东北的松花江边,但那里并没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所以直到1982年我离开家乡去省城读书时,仍有很多乡亲们还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如果说到变化,那唯一可以让我直接感受到的变化就只有当年和我一般大小的少年伙伴们的身形,如今都早已渐呈老态,再就是家中日历盘上那总是一闪而过的时间了。
  
  问:内蒙古有很多的地方叫什么什么旗,以前蒙古的每个部落都有一面旗帜代表这个部落的象征。而现在内蒙古的旗,是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县。那么恰博旗,是一面什么“旗”,有说法吗?
  
  答:我曾查过当地的县志,这里过去确有大量的蒙古族人居住,现在也还设有蒙族自治乡。但对于我的出生地恰博旗村,县志里没有任何记载,村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她的来龙去脉。
  
  问:我记得您有一组诗,专门描写恰博旗人物的。比如在《我的小学校长陈立本》这首诗中,你说“陈立本是我的小学校长”,同时还提到了陈立本的儿子陈小三,您的舅舅王清录,以及乔乔、张连祥等人。这些乡村人物构成了关于“恰博旗”的主要记忆。请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吧。
  
  答:在我的组诗《恰博旗人物志》里,陈立本和乔乔我都使用了化名,前者曾给我的少年时代留下过许多心理阴影,但毕竟早已时过境迁,这个人物之所以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会出现在我的诗歌里,主要是为了检验一下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自己对旧有事物的认识有了那些改变,以及心性上有了哪些变化;而乔乔则是我从那个始终“冥顽不化”的小村里发现的唯一的“亮点”。在恰博旗,乔乔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道德观的代表,不仅从此为那个始终固步自封死水一潭的小村注入了多元的元素,也为我更深入地感受和感知这个北方小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场域;而王清录是我死去的舅舅,更是我少年时代的精神原乡。他不仅在文学上启蒙了我,更教会了我做人始终应该保有的两种最基本的品格:“宽容”和“坚强”。另外,他还是我的朋友,这在那样一个精神和物质都极度贫瘠但传统的辈分观念却森严壁垒的地方,恐怕就是我所接受到的最早的“民主”与“平等”意识了;至于张连祥,则是我在《恰博旗人物志》里写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物,前后一共有四首诗吧。他和乔乔一样,代表着恰博旗的现在。而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乔乔和一个令人忍不住绝望的张连祥,不仅构成着一个完整的现实的恰博旗,也正好暗合了我全部的生命观和未来观。
  
  问:“父亲没读过一天书,不满十三岁/便靠一支小小的牧羊鞭/独自赡养我四体不勤的祖父/和一生都神经错乱的祖母”。迄今为止,您从“目不识丁”的父亲那里得到了什么?如果有两个不同的“潘洗尘”,即诗人潘洗尘和商人潘洗尘,要求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您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答:作为诗人的潘洗尘,我从父亲那里承袭的是一种叫“宽厚”的品格,以及对一切“手艺”的尊重感与好奇感(父亲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铁匠、木匠和厨师);而作为商人的潘洗尘,则从父亲那里获得了一种叫“勤劳”和“坚韧”的精神。
  
  问: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1970年冬季,甘肃陇西县枪毙一个裁缝,好像叫“小杨师”。1970年冬天,周恩来在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的中央专委会议上谈中国发展载人飞船计划。1970年,散文家周涛写下了题为《冬天里遇到的童话》的一首诗……那么1970年的冬天,当青年人“上山下乡”的时候,潘洗尘,您在干什么?
  
  答:真的是很巧,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吧,我曾写过一首《遥想1970年的冬天》,现录于此,正好作答:
  
  1970年的冬天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儿郎
  背着粗布的书包上学堂
  
  两间茅草屋  一块打麦场
  屋子里读书  院子里打闹
  一篇课文念八遍
  加减乘除写满墙
  渴了一捧雪水 饿了一块干粮
  爹娘打  我不哭
  老师骂  泪汪汪
  
  快乐的小儿郎 早起晚归上学堂
  天天长学问  大字识几筐
  转眼春节到  娘铺纸  爹研墨
  歪歪扭扭字两行
  里一张  外一张
  抬头见喜  六畜兴旺
  
  噢  快乐的小儿郎
  背着书包上学堂
  蹦蹦跳跳青草绿
  蹦蹦跳跳青草黄
  就是不怕日头晒
  就是不怕风雨狂
  ……
  
  如今 故乡早已成梦乡
  每当夜深人静时
  我就会看见1970年的冬天
  看见那个背着粗布书包的
  快乐的小儿郎
  
  而那两间茅草屋啊
  梦中是学堂
  醒来是天堂
  
  问:孩子和诗人的思维方式是相互关联的,在我看来,这是高度的赞扬诗人。想必孩子时代的您也是有着诗人的思维了?您最初写诗的目的是什么?说说您的“启蒙”吧。
  
  答:孩提时代是不是就有诗人的思维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最初写诗的目的说起来却非常简单。那还是在青涩的中学时代,我非常非常喜欢同班的一个女孩儿,当时那个女孩儿应该也很喜欢我。为了向对方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就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当时看来最可以“强说愁”的诗——不过那时我们写的不是自由体的新诗,而是词。为此,我当时甚至填过所有的词牌。所以说,我的诗歌“启蒙”应该是宋代的词人们,我尤其喜爱柳永、李煜和李清照。   问:应该说,当年《大学生诗坛》的创刊,《多梦时节》的出版,乃至一些诗歌刊物的栏目……可以看出,您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界,可算是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了。但是所谓的“鼓动与煽动”并非一人所能,更重要的是得团结一大帮“志同道合”的文朋诗友,那么当时您最得意的手下“干将”有哪些?他们现在都写诗吗?
  
  答:当年结交的写诗的朋友应该很多,但做事时我却都一直是孤军奋战,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手下“干将”。
  
  问:大学毕业后您在党报做过不到半年的编辑,虽说时间短,但应该刊发过一些诗人的诗作,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为什么一毕业不去干别的,比如当老师什么的?
  
  答:我在只做了半年诗歌编辑的那家省报,曾破天荒地编发过诗歌专版,至于当时都发过哪些作品我早已记不住了,但有些作者我还记得清,比如李琦、马合省等。另外,我大学毕业时,曾因在写作上的“成就”而受到了当时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的特别批示照顾。当时省里给我的分配指标就是那家报社,我也就因此如愿以偿地做了半年报纸副刊的诗歌编辑。
  
  问:您的爱人就是那个“将玉照和求爱信夹在诗稿里”的业余女诗人吗?最终的“结合”,您觉得跟诗有关吗?
  
  答:当然不是,最后的结合也当然与诗无关。
  
  问:辞掉公职后,南下深圳。当时为什么要“南下”?而且选择“深圳”?对于你的选择,家人能理解与支持吗?那时候想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要做一个“归来者”?
  
  答:哈尔滨市是中国最北的一个大型城市,所以我要动就只能向南。而深圳又是一个“南”到了头的新兴城市,经济开放而思想活跃,所以当时对我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至于我的家人,他们向来不管我的事,也就谈不上理不理解支不支持了。另外,我也从来就没有想过做所谓的“归来者”,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离开诗歌,事实上自己的心也从一直从未离开过诗歌。
  
  问:1983年,您曾经得过一个“绿风奔马奖”,为此获得80元的“巨额奖金”,之所以说“巨额”,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80元能买26.67件衬衣,能吃40桌菜,能治160次感冒……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呢?跟《绿风》诗刊现在评的“绿风诗歌奔马奖”有关系吗?
  
  答:我只记得我那届由《绿风》诗刊评出的“绿风奔马奖”是首届,当时获得这个奖项的还有曹剑等,也包括现在已做了多年《绿风》诗刊主编的曲近。但那个奖好像评完首届就从此没了下文,至于现在是否恢复了或是什么时候恢复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二、观点
  
  问:何以证明您就是一个诗人?
  
  答:在我眼里,诗人的桂冠始终是非常神圣而崇高的。一个配得上诗人桂冠的人,他不仅要有好的诗歌“手艺”,还必须有健康的人格,也就是说,只有“文本”与“人本”兼备的人,才配得上诗人这个称谓。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努力争取获得这样一个神圣而崇高的称谓,也将努力使自己有朝一日能配得上这样一个神圣而崇高的称谓。另外,是不是一个诗人也无需自己去证明,时间和读者会自有公论。
  
  问:您的一首诗是如何完成的?这期间还修改吗?在您的诗中看不出“难度的设置”,您不提倡诗艺吗?
  
  答:我的写作一直坚持“有感而发”并始终保持着一气呵成的写作习惯,期间很少修改。同时,我也反对在诗歌中人为地“设置”所谓的难度,这不能据此就认为我不提倡“诗艺”,我一向都认为写诗首先是一门“手艺”,是“手艺”就自然会有自身的难度,而在诗歌中再人为地刻意“设置”难度,我担心这种刻意的“设置”如果一旦过度,就会导致“非诗化”现象的频繁发生。
  
  问:您生于农历九月九,30岁生日写下了名篇《饮九月初九的酒》,名篇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呢?40岁生日时您写诗了吗?如果以10年为一个单元,那么在过去的差不多4个半的单元里,最令您值得回味和逗留的是哪个单元?
  
  答: 30岁的生日,那是对我人生促动很大的一个日子。当时的我正远离亲人,事业也尚在起步,目标虽然明朗但前路并不明了,自己也很久没再写诗了,恰逢当时《星星》诗刊的一个新任主编向我约稿,《饮九月初九的酒》由此诞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和心绪里。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只想和陌生人说话》,但其间心境的变化自是不言而喻了。而如果以每10年做为一个人生单元,那么在过去的差不多4个半的单元里,令我最值得回味和逗留的,当然是从20岁到30岁的那个单元,因为我美好的大学时代,以及一去不复返的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还有我的整个艰苦创业的时代,都已一一定格在了那个单元里了。   问:您相信命运吗?您有过第一次面对死亡的经历吗?您对疼痛的体验是什么?比如病,失恋等。
  
  答:我不仅相信命运,而且也始终信任命运。比如我们每个人,不论活的怎样“殊途”,都要面对死的“同归”。我的肉身虽然还没有过直接面对死亡的经历,但在我的意识里,已经对死亡做过无数次的演练了。而最后可以彻底消除对生命必然死亡的恐惧,这也是我确认自己是否已经拥有独立人格的唯一标志。至于对疼痛的体验,疾病从来没有让我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痛感,反倒是年轻时的一两次失恋,让我疼的时有记忆犹新之感。
  
  问:您的《六月,我们看海去》一直被誉为八十年代校园诗歌的经典,可是好多人始终不明白它成为经典的理由。对于这样的疑惑,有什么看法呢?这首诗一向被认作您的代表作,那么您认为它到底“代表”了您的什么?
  
  答:《六月,我们看海去》严格上说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对于这首自己十九岁时的青春呓语,人们在当下对其有任何的评价甚至质疑,都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更何况我一直认为一首诗一旦发表,其实和作者就再也关系不大了。如果硬要说《六月,我们看海去》是我的代表作,我想说她也只能代表我曾年轻过并对自己的人生也曾积极乐观过而已。
  
  问:您说过,“我自己从来没有从诗歌的角度来回顾这首诗歌(《六月,我们看海去》),它对我来讲只是我青春年代的一个记忆”。没有从诗歌的角度来回顾这首诗歌,为什么?您要对自己进行“清算”与“重写”吗?
  
  答:之所以我不再从诗歌的角度去回顾这首《六月,我们看海去》,是因为从当下的诗学角度来看这首诗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足之处。但我也绝不会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所谓的“清算”或“重写”,因为就算一首诗歌你可以对其进行“清算”或“重写”,但对自己的青春和那些与青春有关的记忆也可以“清算”或“重写”吗?
  
  问:诗歌的位置本该归于边缘,也就是说回到它应有的“生态语境”中,而那种时代的纠葛与混乱,就成了“异质的镜像”,真正的诗歌却以对抗喧嚣而获得进步。您如何理解“真正的写作”?而所谓“诗歌江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江湖呢?
  
  答:我理解的真正的写作就是自由的写作,而所谓的自由写作,就是你已经可以自觉地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一切个人功利意识的束缚。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诗歌江湖”,恰恰就是由以上两种束缚性写作造就的产物,其主要特征为拉帮结伙和话语权争夺,前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大行其道,后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盛极一时。
  
  问:作为诗人您沉浮于商海十年,那么在这十年当中,有没有一种“流亡”感呢?有人说诗人只存在于诗中,这话您怎么理解?
  
  答: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但我并没有所谓的“流亡”感,因为在我看来,诗歌始终就在我们一切日常的经验与氛围里,她与你从事什么职业和工作无关。另外,我夜不能完全地同意 “诗人只存在于诗中”的说法。在我看来,一个真真正正的诗人,不仅要拥有出色的文本,同时也应该拥有优秀的人本。 小时候,当我们阅读屈原、李白、陶渊明时,我们的头脑中不仅有中国汉语诗歌的瑰丽形象,更有或慷慨悲歌或飘飘欲仙或悠然自得的中国诗人形象。那些伟大的诗歌不仅使我们伟大的母语复活了,也使一个个同样拥有伟大人格的诗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复活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屈原的诗歌就是屈原的风骨,李白的诗歌就是李白的性情,陶渊明的诗歌就是陶渊明的人生。而谁又能说,离开了《离骚》的屈原、离开了《将进酒》的李白、离开了《读山海经》的陶渊明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呢?
  
  问:您说过,“我既做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产阶级。财富对于我来讲,只有两个意义:一是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些,二是可以为自己一生挚爱的诗歌办一点实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您是否在实施一个关于诗歌的救济与扶贫计划?
  
  答:诗歌是高贵的,她本来就在高处。所以,任何“救济”与“扶贫”的想法或字眼儿不仅与诗歌扯不上任何关系,更是对诗歌的一种亵渎。
  
  问:《诗歌EMS》周刊,这种特快与专递的诗歌服务,在中国诗歌普及与发展史上,可谓别具一格,其意义不言自明,那么这种创意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答:当下,诗人的新作要想通过传统的纸质媒介发表或出版,一般最短的周期也要三个月到半年,而《诗歌EMS》周刊却可将这个周期最短缩短到8—10天。创办《诗歌EMS》周刊的直接灵感应该来自我多年从事广告和媒体经营的经验,很多年以前,我的公司就创办过国内最早的广告直投杂志(DM杂志)。
  
  问:“我不过是拿出一点钱,办了一个与诗歌有关的卡拉OK厅。让全国各地的诗人诗评家们在这里娱乐娱乐!”这样的比喻虽说通俗,但也十分馁切。不过大家普通认为,《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诗歌EMS》周刊、《诗探索》和《中国诗人》这些“厅”的姿态还是昂得过高,您不担心那些众多进不了“厅”的“优秀诗人”起哄或怨恨吗?从另一角度看,您不担心管理内部的权益、名份之争吗?
  
  答:从小到大我一直信奉两句古训:一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所以到目前为止,你上面提到的那两种“担心”在我这儿还都尚不存在。
  
  问:里尔克有一本英译诗集,书名是“一个非官方的里尔克”,您如何给自己划定“圈子”?如果将一种个人化的民间投资行为,转为“官方化”,您觉得这种行为有风险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赌了,您赢了,然而今天您又为诗歌押上了赌注,您还会赢吗?您现在找到自己的“新大陆”了吗?
  
  答:我不会在诗歌上给自己划定任何所谓的“圈子”,但在生活中却不乏会有三五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至于你的“将一种个人化的民间投资行为转为‘官方化’”的说法,我想你是指《星星》诗刊的“官方”背景吧,但目前的《星星》诗歌理论月刊,应该说编辑的自主性还是相当有保障的,而《诗探索》和《中国诗人》,一个是学术机构自筹资金创办的,一个是由诗界同仁自筹资金创办的,这些刊物虽然都有正式的刊号或书号,但同一般意义上靠“吃皇粮”的“官方刊物”在机制上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至于《诗歌EMS》周刊,她原本就是一本血统纯正的民间刊物。所以,目前也根本谈不上存在你所担忧的“风险”。我现在到觉得这种办刊方式也许正代表或预示着中国诗歌媒介的出路与未来——因为这种办刊方式既可以有效地规避某些“官方刊物”的条条框框,又同时免去了大多数“民刊”随意性过强和持续性较差的弊端——而这一点,也许就正是你所说的“新大陆”吧!至于“赌”与 “赌注”,“输”与“赢”,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对于我,现在只想把诗写得尽可能好一点儿,把事情做的尽可能有用一点儿和好玩儿一点儿,仅此而已。
  问:你一直强调,要“重拾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诗歌精神,恢复诗歌‘门槛’,重建诗歌‘标准’,让诗歌重新回到文本,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重拾”就必然意味着“回味”,“恢复”就意味着“重复”,但是与八十年代相比,时间不同了,背景不同了,如果再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您觉难度大吗?
  
  答:首先我想纠正你的一个说法,就是“恢复”不一定就是“重复”。而就算是恢复诗歌“门槛”的“恢复”是某种意义上的“重复“,我也觉得这种重复对当下的诗坛来说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而“让诗歌重新回到文本,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这本就是诗歌的本质之所在,对于这样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难度”。
  
  问:年初您荣获新一届的柔刚诗歌奖,如果要发表一下获奖辞,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答:应“柔刚诗歌奖”评委会之邀,我曾专门写过一个“答奖辞”,现录于此,以作答:
  
  自从我的处女作《六月我们看海去》第一次获奖,本届柔刚诗歌奖是我写作生涯中获得的第二个诗歌奖项。这25年的间隔,既有时光无情的流逝,也有诗歌精神的慰藉。唯有诗歌青春永在。这青春将激励着每个诗人向着远方,向着未知的世界!
  
  感谢柔刚先生,感谢柔刚诗歌奖的各位评委。今天你们能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诗歌奖项授予我,这对我来说不仅是一项莫大的荣誉,还可以使我重建诗歌写作的信念。而在我看来,不论是写作还是人生,能够最终战胜自己都是多么值得庆幸!
  
  一部《离骚》和一部《神曲》,不仅成就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和但丁,更让诗歌从此超越了文学、戏剧、哲学、历史、天文、地理等等一切社会与自然属性的科学范畴,成为了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我们热爱的诗神,她担承着整个人类的尊严和理想。而能在屈原和但丁的光辉照耀下写作,这才是每一个诗人真正的幸福!
  
  写作是保持自我对话的秘密路径。诗歌就在我们日常的经验与氛围里。捕捉它们需要诗人的手艺,然而更需要诗人气息、眼光和造化。诗歌的语言涵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源泉,她涤荡污泥浊水,澄清世间万物。
  
  对我而言,诗歌在高处。但我不可能飘在比我更高之处落笔,更不可能沦入比我更低之处写作。我只能站在这里,站在地平线上,我可以是弱小的,但我要求我的的诗歌必须是坚定的、牢靠的、充盈的。让我的写作和我保持着相同的高度。我不求我的文本可以传世,只求能通过持续写作,不枉对一个诗人的名号。
  
  而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我都将继续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与浮躁、虚伪、谎言、贪婪、懦弱和恐惧做斗争!
  
  最后,我还要感谢从北京等地专程赶来的挚友林莽、宋琳、莫非、树才、潘维、李少君,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我甚至无法想象自己是否还会有信心将写作坚持到今天。
  
  问:说说您心中的大师或偶像?大师是人创造的神话,有没有自信将来有一天您也会成为被他人创造的对象?
  
  答:我心目中的大师,在东方叫屈原,在西方叫但丁。至于“有没有自信将来有一天您也会成为被他人创造的对象”,这个问题过去我就从来业没有想过,现在和将来也永远不会去想。
  
  问:曾经以非凡的鼓动和造势能力,第一个在中国搭建了学院诗歌的阵地,堂堂正正地竖起大学生诗歌的旗帜。作为“过来人”,您现在如何看待当下的大学生诗歌现状?
  
  答:对于当下大学生诗歌的现状,我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仅从我前几天在南京师大参加的一场“诗人与大学生”见面会的情况来看,我只能说目前喜欢诗歌写作的大学生可能仍然为数不少,而且起点也远比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高。
  
  三、生活
  
  问:“一个爱父母的人,一个爱弟妹的人,一个渴望有自己孩子的人,一个一生为诗歌奔走的人,一个对中国的许多事情,有话要说的人,一个对英语可能一窍不通的人。”这就是您一生的全部吗?
  
  答:我想起这是我大学时代的诗歌挚友,现已远在夏威夷定居教书的诗人程宝林写的一段话。这段话只是一个朋友从某个单一的角度对我人生的一种概括,而且因友情其中也不乏 “溢美”的成分,所以,这也就不可能成为我一生的全部。
  
  问:“那一片白衣飘飘的年代,那白衣飘飘的年代……”老歌里是这样唱的。好多细心的人发现,无论何时何地您总是一身名牌白衣白裤的打扮,有人戏说,穿白衣的人绝对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风华绝代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一树梨花压海棠宇宙超级无敌霹雳世纪的美少男”。那么对您来说,追求着装的“白”与“喜欢把公寓里所有房间的灯全部打亮,让夜如白昼”的“白”,这二“白”之间有什么区别或关联呢?
  
  答:这是个每次都要被人问起也每次都使我很头疼的问题。我喜欢白色的着装,这仅仅是因为我在万千色彩中最偏爱白色而已;而之所以我“喜欢把公寓里所有房间的灯全部打亮”,这是因为我讨厌一切阴暗的地方。在这个语境里, “夜如白昼”的“白”完全不同于白色的白,她不是色彩,而是光明。前者是感官上的,后者是心理上的,所以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问:天问文化传播机构遍布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地,作为董事长,您如何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合理地分配到这四个城市里?设想一下,某一年某一时刻,您同时出现在这四个城市的街头,将会是什么情景?
  
  答:虽然我现在仍是天问文化传播机构的董事长,但具体的经营和管理事物早已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搭理,目前专事与公司业务毫无关系的个人写作和诗歌刊物的编辑与出版。所以,现在作为一个“离休人员” 的我,就跟本不会再出现你所说的“如何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合理地分配到四个城市”的问题,也就更不可能出现“某一年某一时刻同时出现在四个城市街头”的情景了。
  
  问:耗费巨资,在家乡肇源县,为父母修建了一栋完全是西式洋楼的两层别墅。现在在父母和邻居眼里,您是不是很出息?
  
  答:我想是吧,虽然这个问题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
  
  问:据说您的厨艺不错。介绍几道拿手菜吧。
  
  答:如果有机会,让我请你品尝我做的红烧排骨和鲫鱼炖茄子吧!
  
  问:平常看什么书?喜欢看电影吗,或以什么方式去旅行?
  
  答:由于多年做企业养成的行动力,我每月虽然要编几本刊物也不会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因此,我平时用于看书的时间就很多,书也看的很杂,但这一两年主要是在重读;喜欢看电影,有时会一个人去电影院,但大部分的电影还是在家里看的“DVD”,而平时看的更多的“DVD”,还是又烂又长的电视剧,这主要是用于大面积地打发晚上的时间;喜欢旅行,有时会请朋友一起,但更多时候还是“天涯孤旅”。
  
  问:想想从现在开始,“20年后再相会”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答:20年后再相会?只要那时地球还健在,只要那时自己还健在,我想就应该和现在没多大差别吧,至少从心理上。
  
  问:最后谈谈对宁夏诗人或诗歌的看法吧。感谢您的配合!
  
  答:对于宁夏的诗人和诗歌,我现在了解的还不多,所以也就不能轻率地谈看法。但我知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宁夏就是一片诗歌的热土,那里从来就不乏默默耕耘的优秀诗人。如果可能,我会尽快安排手中的刊物集中推介一批宁夏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同时也为自己补上宁夏诗歌的这一课。对此,我还诚恳地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为我们多组织和推荐一些宁夏的优秀诗人和优秀诗歌作品。
  
  记者手记:
  
  采访潘洗尘时,我不由地想到黄怒波。
  
  1977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在宁夏农村做会计的黄怒波,作为首个宁夏考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多少年来,在这个商业几乎湮没文化的时代,黄怒波写诗,抓钱,两不误,并时常关照宁夏诗歌。
  
  比黄怒波小十来岁的诗人潘洗尘也是这样,他始终肩负着诗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演绎着他独特的双轨人生。
  
  严格来说,黄怒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宁夏人,潘洗尘更不是,但他们都有意无意地跟宁夏诗歌发生着“关系”。然而当我真正“对话”一个诗人的时候,这样的“有意无意”显得更为真实,作为采访者,我很想知道他们眼中的“宁夏诗歌”是什么样子,作为受访者,他们却以最直接的方式还原给你一个没有整体的“宁夏诗歌”。接受也罢,不接受也好,反正这就是事实。
  
  宁夏诗歌到底有没有整体性呢,我想纵使你说上万言千语也不足以涵盖宁夏诗歌全部的意义。
  
  也许我们的“整体性”,就是没有整体。也许这种“整体性”存在于每个诗人的个体之内,只是没有被很好地关照、总结与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自己酣然大睡,他人却觉醒了——诗人潘洗尘充当了那个为宁夏诗歌“拨亮灯芯的人”,他给了宁夏诗人展示与梳理整理形象的机会。
  
  “如果可能,我会尽快安排手中的刊物集中推介一批宁夏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同时也为自己补上宁夏诗歌的这一课。”当我第一眼看到如此动容动心的“邀请”时,一个真正的诗歌推动者,一个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的诗人,他的谦卑,他的无私,令我等佩服……
  
  应该说,潘洗尘的眼界属于整个中国诗歌。
  
  这,是宁夏诗人之幸,也是中国诗人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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