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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庆:中国历史里的义气和江湖

2020-08-04 10:25 来源:澎湃新闻 阅读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武侠小说和江湖电影,从古老的舍生取义到俯拾即是的情义闪光,“江湖”文化影响着代代国人的日常感性经验。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师冯庆看来,“江湖”是一个复杂的语词,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江湖”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身为一个80后的重庆人,从小对光怪陆离耳濡目染,目睹过无数转型中的“江湖”故事。学校里的学生也不全然专心于书本,有人打架、染发,不少人沾有浓烈的社会气质。

“我初中时当班长,在维持班级秩序时,也必须和这类学生处好关系。”时间久了,他逐渐对这一群体的心理产生兴趣。读博士时,他经常和一些艺术家来往,也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同样的江湖气质,这使他产生了对“江湖”和“义气”的研究兴趣。

身为学者的冯庆,在书中对说唱文化的深度阐释颇为引人注目,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最早接触到的是四川方言说唱,被其质朴而粗犷的气质深深打动。之后,他开始注意到重庆、长沙的“江湖流”说唱,例如GAI、C-Block等等。“中国说唱尚在起步阶段,其中蕴藏的青春活力与社会自信都是不言而喻的财富,应该得到文化研究维度的集中关注。”

近日,这本探讨“江湖美学”的新书《中国人的义气》出版,澎湃新闻专访了作者冯庆。

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师冯庆

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师冯庆

【对话】

“江湖”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

澎湃新闻:“江湖”文化是否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背后的土壤和独特生长环境是什么?

冯庆:中国出现“江湖”的时间,根据诸多社会史甚至是帮会史前辈学者的考证,不会太早,而大致在清朝前中期。这个时间段的重大社会变化,就是“康乾盛世”带来的人口暴增。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力强盛,同时在底层社会也出现了社会生产结构的前所未有的调整。大量无法在有限土地上得到安置的民众必然会成为游民,进入“江湖”。

但要说“江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则不是很准确。在欧洲大陆,在18、19世纪,也曾经出现过显著的人口增长及其带来的社会转型。比如,法国的重农主义,就带有直面这一问题的意识,在卢梭等思想家那里,朴素的农民被赋予了道德上的自然正当,其实也反映出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心态。此后的革命与浪漫主义思潮,均和这种根本性的人口结构问题息息相关。

如果说,“浪漫派”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史、文化史议题,那么,“江湖”也应该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在大众文化层面,这种自发的艺术表达已经俯拾即是;在文学史、艺术史层面,也有过许多相关的前人研究,如王学泰先生对“游民社会”的论述,秦宝琦先生、邵雍先生、刘平先生等关于帮会史的系统梳理,胡小伟先生对关羽形象的考辨,陈平原、龚鹏程、汪涌豪等文学学者对武侠文学的研究,等等。

在我看来,“江湖”的独特性恰恰在于中国相比起西方而言更为稳定、整一且具备自我协调能力的大一统秩序。如果不是这种秩序的调节,“江湖”也就可能发展为西方现代的民众力量,其中可能具有更为激进的反叛性,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动荡。但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智慧则让“江湖”与“庙堂”“山水”等秩序空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平衡关系,这在过去的某些激进主义者看来不是好事,但事实上却带来了更具弹性的社会自由。

澎湃新闻:你为何会有对“江湖”的研究兴趣,对其的研究最初起源于哪里?

冯庆:我从小都会接触到许多光怪陆离的“江湖”现象。在学校里,有很多学生也会有“社会”气质。我初中时当班长,在维持班级秩序时,也必须和这类学生处好关系。在高中时也有不少这样的经历。渐渐地我开始对他们这类青少年的心理感兴趣。在我读博士时,经常和一些艺术家来往,也能在他们身上感觉到这种江湖气。总而言之,问题的开端都在于“经验”。一种长期的经历,伴随着反思与日益增进的理论化,使得我愿意去写作一本书。

间接的兴趣,则在于博士期间对古希腊城邦文化的了解。当时我读了《尼各马可伦理学》、《伊利亚特》等,发现到,其实古希腊人的英雄血气和彼此友爱的道德诉求,是可以在其他民族那里找到一些对应的。中国的春秋义士,再到宋元以来“死节”的文人,再到近现代的烈士、豪杰,其内在的道德冲动究竟和西方古典世界的有什么异同?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里意味着什么?这个带有比较古典学意味的问题也会驱使我返回中国历史找寻关于“义气”的理论可能。

政治权谋常被经纶大义牢牢压在字里行间

澎湃新闻:在《义气的政治美学》中,你多次引用《水浒传》中的吴用来表达“江湖知识人”的形象,你心中的吴用是怎样的形象,如何看待他与诸葛亮之间的区别?

冯庆:吴用的形象,在小时候看《水浒传》时,当然是一个冷静的智者或知识人。等我学了西方政治哲学史,带着不同的视角去重读《水浒传》时,就发现这个人物实在太复杂了。在金圣叹的评注里,吴用的权谋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令我想起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想起莎士比亚悲剧中的阴谋家形象……但我回过头一想,会意识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少。

只要细读《春秋》以来的各种史书,甚至是读《世说新语》,都能感觉到这种权谋人格的普遍性。但有趣的是,除了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流派外,这类权谋主义却甚少直白地暴露在中国的经典当中。政治权谋会被经纶大义牢牢地压在字里行间,非有心人不能读出其中奥妙。其实,中国人的“春秋战国经验”大多埋伏在历朝历代的史书中,只是史书同时还有道德劝导的功能,因此,要读透这种双重写作,非得下点功夫不可。

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都渴望在道德上达到某些楷模的标准,比如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楷模。当然,他的形象是被逐渐建构出来的。在宋朝,我们也能从苏轼的策论里看到他对诸葛亮的态度其实是比较辩证的。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里,诸葛亮就几乎成为了半神。

尽管吴用的小说形象并不像诸葛亮,但后世的许多艺术再创作均会让吴用和诸葛亮有某种形态上的对应,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基因中自带的调和经权的“无意识”表达。诸葛亮身上未尝不体现“春秋战国经验”,但人们更愿意看到这种气质最终朝向更为崇高的家国大义。

最近还看到一个文章谈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的汉族士人也喜欢自比诸葛亮,尽管他们在战争和权力斗争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其实更像吴用。有经也有权,中国文人正是在这种现代人看来略显矛盾的表里结构中自我建设起来的。

澎湃新闻:你为何选择韦小宝作为金庸笔下“义气”的代表?

冯庆:因为金庸自己这么说的。其他金庸人物未尝不讲义气,但韦小宝的“讲义气”格外令人困惑,其中似乎和其他的高尚品质毫无关联。郭靖、杨过、张无忌的成长,少不了很多前辈师长的正面引导。反派的性情扭曲也往往有某种社群性的温床。那么,在市井中摸爬滚打的韦小宝的“义气”品质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有趣了,进而值得进一步去分析。因此,我回过头再次细读《鹿鼎记》的开头两个章回,发现了金庸刻意设计的不少门道。

澎湃新闻:以你的观察,香港文艺作品为何会形成浓烈的“江湖”气质?当代的香港文艺创作和八十、九十年代相比,审美和趣味发生了怎样的区别,可否简要谈谈背后原因?

冯庆:香港本身是一个游民城市。外来移民是帮会的基本组成力量。那要表达香港的现实生活题材,肯定少不了对“游民”的气质、对帮会文化的关注。

至于游民文化何以总是围绕一个“义”字展开呢?那是因为你很难用其他的忠、孝、智、勇的德性去约束作为整体的游民。忠是庙堂秩序的延伸,孝是血缘秩序,智勇是人性使然。唯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只有“义”。如著名古惑仔人物靓坤所言,“義”就是“我是羔羊”,里面有一种牺牲自我的高尚特质,但同时在现实主义的江湖中,这种牺牲又和自我的沦丧和毁灭有关。

因此,在一个位处中西文明碰撞边缘的游民城市,对“义气”的追问和反省也会时刻出现。和早期的江湖审美相比,现在的文艺创作几乎不愿意再去相信“义”的共同体意义,只愿意相信个体之间的有限情感牵连,这也是游民化进一步在全球化秩序中推进的一种重要经验反映。

如果“主流”无法获得青年人关注,就不是真正的主流

澎湃新闻:你对说唱的兴趣是如何开始的,如何关注到“说唱”和“江湖”之间的关联?

冯庆:说唱文化我关注了很长时间,原因也很简单,只要对“地下秩序”的相关议题有兴趣,就绕不开说唱文化。在西方,说唱艺术和黑人族裔的底层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其中也包含了游民文化的内容。因此,一些粗粝的、现实的丑恶也会在这种艺术中得到直观的体现。在中国人眼里,这种现实主义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给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

这也是一方面的真理。但基于我的荀子式的人性理解,在面对现实中的恶的呈现时,最为重要的教育工作不是掩盖这种恶,而是用更高的旨趣去引导青少年正视这种恶的必然性和不可欲性。

我最早借助互联网听到的中国说唱是四川方言说唱,也就是成渝两地的说唱,如2012年的说唱会馆,就非常有魅力。音乐的艺术本身是有吸引力的,其“地下”感也是一种令人震惊但又可以理解的美学元素。之后,我开始注意到重庆、长沙的“江湖流”说唱,令我欣喜的是,这是一种和我的“义气美学”完全同步发生的艺术形式。当我在写作《中国人的义气》时,说唱歌手周延(gai)的音乐风格,乃至于他这个人本身的“游民气质”,也正在逐渐获得全球华人的注意和重视,而C-block的成功,也为我的思路提供了更多的参照。

中国的“江湖”文化基因是深深铭刻在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和对上升途径的渴望当中的,这一切都在他们这些说唱艺术家的作品里表现了出来。我觉得这些作品不光是嘻哈音乐而已,还是中国江湖经验史本身的沉淀和注释,其中有着无尽的话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说唱在主流文化界的研究价值是否被低估?为何近年来说唱文化频繁被重新审视?

冯庆:不存在低估和高估这个问题,因为甚至已经不存在“主流文化界”了。如果所谓的“主流”无法获得日益增长的青年人的关注,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主流。在学界如此,在大众文化界也是如此。当然,青年文化自身的症结也需要得到逐步的疗治,但疗治者只可能是文化的创造者亦即青年自己,而不是“主流”。

在大众文化这个领域,实际上“江湖流”才是主流,正如在日本,热血少年漫画才是“王道”一样。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的人群,其实可以从社会的流动结构和消费阶层的角度再加强一些思考。

大众文化必须营造激情和共鸣,差别只是在于,我们时代需要什么人的激情?是自信昂扬的人呢,还是消极颓废的人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江湖流”是自信昂扬的,因为其中一直在说明一个道理:对自己身处的土地、社区、文化的天然信赖,会让流荡不居的个体最终找到勇气和依托。如果我们时代的症结就是“空心病”、“颓加荡”,那么,“江湖”的回归和重启,也将带来更加亮丽的风景。

澎湃新闻:尾章《义的钟摆》想向读者传递怎样的内涵?

冯庆:《义的钟摆》是一个群口相声,带有反讽和谐谑性质,旨在让读者回顾一番本书中的某些观点的同时,也加深对更为基本的人性论、生存论和共同生活尺度等问题的思考。有心的读者不难从中看到对柏拉图《会饮》的某种解构式模仿,其中的主题,也恰恰和《会饮》中的“爱的阶梯”形成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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