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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史:研究要把情感“带进来”,但不鼓励形成套路

2020-07-28 09:48 来源:澎湃新闻 阅读

【编者按】理性和情感构成了人的主观世界,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很难讲支配人行动的到底是理性还是情感。然而在历史书写中,理性占据了极大比重,情感由于其主观性、无序性,较少被历史学者接受。西方学者基于其哲学发展、语言学转向等因素,较早认识到“情感”的重要性,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情感史”研究范式;相比之下,“情感史”在国内学界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

情感入史何以可能?如何研究人的情感?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副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袁松副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助理研究员五位学者,通过“视频圆桌”的方式讨论中国历史研究的情感面向,同时延展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等问题。本文为该圆桌讨论的下篇。

瞿骏:刚才黄道炫老师说到缺材料的问题,确实是这样。这是两面的,一方面,情感性的材料大概只有日记和其他一些私密性的材料中比较多。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觉得,我们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常有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其实我们材料已经足够多了,任何多和少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那些做中国古代史的同仁特别会在“没有材料”里面挖一些东西出来。而他们挖的方式和挖到的东西经常是“虚实”结合的,其中包括不少情感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是什么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把情感和私人性的东西,如个人的喜怒哀乐、情爱世界连在一起。这些情感不少太过“现代”。在中国传统里,纲纪这张大网其实是跟情感紧密联系的,但它未必是一种“现代情感”。除了纲纪之外,中国古代各种共享的文化观念也是如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周兴起的时间很长,商兴起的时间也很长,镐京和朝歌其实距离很远,它们互相共存的时间也有几百年,为什么它们能够共享那个今天我们所谓的“国际秩序”,能把商作为一个天下共主?从当时的实际说,距离那么远,武力震慑效果是不大的,而恰恰是一套它们都认同的文化和观念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这之中都有情感的因素。做古代史的学者,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前历史的学者,因为缺少材料,所以经常在这些地方做假设、讨论,他们都会有意识地做这些问题。

接下来想向大家求教的是一个最近我在思考的问题。我注意到胡绳说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五四运动当中分化出一些知识分子,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形成一个先进的思潮,然后走到工人中去搞工人运动,过去都是这样说,也是事实。但是在看到这个事实以后,人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占了优势?这个问题当然一方面和国际的社会主义潮流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带来的伟大目标、高尚追求和献身精神使得当时人们对这个理论虽然还不明究竟,但接受了它。”

我觉得就像黄道炫老师刚才说的,是不是要读了理论才能够去接受革命,或者说把理论理解得很深刻,才能够去干革命?这些逻辑都是可疑的。胡绳晚年在谈话中提到的这个东西,我们目前关注还不够。“人们虽然对理论还不明究竟,但接受了它”这样的看法其实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很多人的史料中是能够得到印证的。那么怎么理解革命者对于主义的内容“只知皮毛”“说不出来”,却对投身革命奉之不渝?其实可以用长程的历史逻辑去解释,我觉得这与江浙地区的“五四”前史是有关系的。一方面,这和刘桂生老师所说的,不要把《大同学》、《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等直接当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五四”前后在江浙地区和石川祯浩研究的京津地区形成了另一种“主义”氛围,这个氛围和江浙地区从晚清到五四的长期的、地域性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在这个地域性背景的推动下,在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中共革命带来的“精神召唤”或“情感召唤”其实要强于理论的召唤。情感的召唤使革命行动经常能超越社会实存而发生。其实我很想请教各位老师,后面历史情况的演变究竟是一个延续,还是一个断裂?胡绳的这个说法,它的笼罩性仅仅是在中共革命的早期能够成立,还是能够延伸到中共革命后来比较长的时期?

黄道炫:胡绳的这句话还真的没有注意到。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和我的观察应该是一样的。绝不仅仅是瞿骏老师讲到的这个时期,起码在我研究的苏维埃时期和抗战时期,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只是解释的途径可能会有一点区别。因为我研究的时间段已经过了“后五四”时期,“五四”的那些东西基本上不大会进入视野,所以会设法从其他角度解读,比如,用康德的话,用海登·怀特的理论去解释。不过,注意这样的问题真的很重要。

瞿骏:情感其实未必要和统计或者客观化完全割裂开来。我觉得这里可以考虑一个问题:“清党”其实是把我党,包括国民党里相对识文断字的“读书人”群体清除出去的过程。我的一个刻板印象是,日后党的主体是比较多的,用通俗的话说是“泥腿子化”,或者说是把“小资产阶级”“读书人”排除出去的过程。那这是否意味着剩余的群体和“情感动员”更有契合性,还是说“小读书人”“小知识分子”会和“情感动员”的过程更有契合性?

黄道炫:应该这样说,中共的领导阶层里边“知识分子”始终占主流地位。中共的教育更多时候还是面对“知识分子”。当然这个“知识分子”要考虑当时的环境,不能用现在的划分去界定当年的知识分子。我认为,要以当年这些群体在他们的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来理解“知识分子”的范围。在上世纪20-30年代,如果高小毕业,基本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是有文化的人,就可以也需要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在城市可能不一样,但起码在我研究的江西、以及后来研究的北方地区的乡村基本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用这样一个框架的话,到抗战结束,中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级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即使我们把这个定义下得再严格一点,初中以上算“知识分子”,比例也会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中共主要面对的还是这些人,这是中共需要教育、提升的干部的主要来源。当然即使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水准也还是有限的,让他们去接受高深的哲学理论很困难。我这些年一直在处理中共干部的学习和教育问题,说实话,对中共当年通过理论教育能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如果我们把情感带进来,视野或许会有一个打开。之前在写作中也曾有意无意地触碰到一些情感的点,但那些不是有意识地去处理,而是因为碰到了这些材料,感觉到了这些点的存在,并没有把它纳进来做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思考。

瞿骏:黄道炫老师刚刚说的话让我很受启发,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黄老师的基本意思是:一方面,以当时情境下“知识分子”的标准,给他们讲比较高深的理论,即按照我们现在设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应该达到的一般水平,其实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我看到徐特立一直强调说他在瑞金“找不到书”。我不知道到延安后的情况怎么样,在延安到底有几部《资本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挖掘的问题。如果连书都看不到,何谈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学习?他们是怎样把材料编辑、分配、分发,然后通过一种情感的方式去学习的?我很期待黄老师公开发表这方面的研究。

黄道炫:我没有专门研究,但延安时期确实比苏维埃时期好得多,延安有两个途径获取书。第一,当时国共合作,很多书籍可以从大后方购买。毛泽东在抗战初期购买了大量的军事书籍,还在延安成立了读书小组。针对《战争论》就做过专门的研读。第二,共产国际和苏联是很重要的一个渠道。苏联当时不定期地派飞机降落在延安,一方面送一些物资、补给,另一方面给中共运书籍。比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出版,莫斯科就马上组织翻译,然后就用飞机运来。还有当时成立了马列学院,有一批人专门做翻译工作。延安时期倒是打下了物质基础,但是有多大效果也不好说。我一直用两个逻辑解释:一、做肯定和不做不一样,何况是认认真真地做;二、模糊传输并不一定比条分缕析的灌输效果差。

赵妍杰:我觉得刚才瞿骏老师说的,现在谈论的都是“现代”情感,以前的纲纪也是情感,这让我特别受启发。以前看到“礼顺人情”的说法,还有“五服”这些都是情感的亲疏远近所产生的行为和表达感情的规则。还有刚才说到的材料我倒是觉得挺多,我看到的日记、书信、诗歌、小说,这些都带着某种情感和目的。

我现在关心两个情感,其一是烦闷。青年的烦闷将家庭革命转化成为一种可行动的思想。在思想解放的大语境下,从旧礼教中解放出来的新青年再也不愿按照父辈的样子展开自己的人生。阅读传播新思潮的报刊、杂志不仅改变了他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他们的行动。作为言论的载体,报刊杂志为作者、读者提供了互动的空间;在新青年的掌握下,这种特定的思想交流吸引着、震撼着更多的读者去“发现”自己或身边人的家庭痛苦,引起青年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和共鸣,并迅速转变为集体性的烦闷。作为思想与感情的汇集区,报刊还起到某种组织的作用,将分散的个人情愫汇集为集体诉求,甚至演变为集体行动。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与虚幻、公共与私人之间的边界模糊了。

其二是同情。为什么在近代中国这么多人开始同情中国的女性,认为女性应该解放。这可能和王汎森老师所说的近代以来的“扶弱哲学”有关,受它的影响,人们不仅是对弱小民族、穷人,还有对尼姑、婢女等女性都产生了同情,而同情进一步发展为对受压迫者的同情。

瞿骏:“扶弱”这个话题我们现在相对缺少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比较忽视亚非拉等不在欧美范围内的那些国家和民族。四十年来的比较忽视慢慢变成了学界的不关注,其实在上世纪20-30年代我党还有其他各路人群都很关注他们。文学界现在仍然会为俄罗斯、苏联文学的重新出版而兴奋,因为他们还有专门做这个的人。其实俄罗斯、苏联文学应该进入历史学的视野,我们经过了四十年已经把它们基本给忘掉了。其实从水准来看,二三十年代我们对理论的研究水准要低于我们文学研究的水准。我个人觉得瞿秋白对自己理论水准的评价并不是谦虚,但是瞿秋白、郑振铎、茅盾那些人对俄罗斯文学评论、研究的水准其实不低。

黄道炫:确实,如果说古代涉及情感的材料比较少,近现代会多得多。我前两天就买了民国时候人写的《恋爱日记》,是复印本。我记得上研究生时读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如果做“五四”时期人的情感,那些材料是特别能反映的。那些人表面上看是写小说,是文学,但“五四”文学有很强的自说自话的色彩。很多是当时作家生活的记录,他的所思所想,某种意义上可以当作历史材料使用。

李志毓:几位老师讨论的内容都很有意思。我回应一下瞿骏老师提到的“新”、“旧”情感史的问题和澎湃新闻提出的“情感史是什么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情感是从何时开始被“知识化”的。情感在历史写作中确实一直存在,但常常是被直观地、常识化地谈论,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研究领域。如果情感仅仅是非理性的、变动不居的,那么它能否作为一种“知识”来把握呢?还有,如果“情感”是抽象的、普遍化的,换句话说,如果爱恨情仇古往今来都是“同质性”的,那它能否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对象呢?毕竟历史学讨论的是在时间中的“变化”。我想情感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有一些认知前提的。比如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情感被当作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在生理上对于人的认知意义。另外还有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它要处理情感到底是抽象的、普遍化的,还是历史性的、有文化差异的、由特定环境打造的这类问题。

瞿骏老师谈到“新/旧”情感史的差别,我想,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语言学转向”之后,我们可能没法再向从前那样去讨论情感问题了。我们不会再认为“情感”和“理智”是截然二分的。认知心理学已有结论认为情感是参与反思过程的。在《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这本书里对“情感”有一个定义,说情感是“短时间内超出注意的翻译能力的、与目标相关的思想材料激活”,如果脱离了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背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会觉得不知所云。但如果看了作者整个知识脉络,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讨论问题,他这个定义的前提就是情感是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刚刚赵妍杰老师也提到情感在认识上的能力上并不比理性弱。如果说情感会被扭曲的话,其实理性也会被蒙蔽。所以情感史在西方成为一个强劲的史学潮流是有知识前提的。

袁松老师的发言特别有趣,他有非常鲜活的现实感。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中国在历史实践上做得很好,但是在历史理论上总是不足,关于情感问题也是如此。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情感实践,但还没有把它充分的理论化。我很期盼袁松老师能把这些实践在知识上发展出来。赵妍杰老师做的家庭研究也很有意思,我刚好看到迈克尔·弗雷泽(Michael L. Frazer)《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一书中说:“亲密稳定的家庭关系是与同情和共情能力直接相关的,所以关于公民教育的情感理论必然是先从家庭的情感理论开始。”

迈克尔·弗雷泽著《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胡靖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11月

迈克尔·弗雷泽著《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胡靖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11月

黄道炫:李志毓老师推荐的《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也成了我了解情感和理性的启蒙书,这本书写得很清楚,特别好读。现在的翻译水平比我读书时好得多,记得1980年代看译著基本都“看不懂”,经常前言不搭后语。尽管现在很多人批评翻译质量差,但我认为比起当年好到不知哪里去了。感谢李志毓老师推荐了那么多好书。

李志毓:刚才瞿骏老师还提到1960年代以后的左翼理论家,他们确实把唯物主义贯彻到了非常根本的地方,让我们认识语言作为思维的物质基础对我们的制约性。这里可以回到开始时讨论的“客观性”问题。我们历史学者一般不太会去反思主体的认知能力问题,不太会去反思我们自身被文化所建构的层面,而是觉得我们先天就是一个认知主体,只要我们不带情感、不带偏见的处理史料,就能客观的认识历史。但是像结构主义、语言学,包括福柯等思想资源都告诉我们,主体的“自由”是受到先在于我们的整个象征系统制约的。当我们在追求一种“客观”、“公正”的历史认识时,当我们在反思主体的自由和能动性时,不能忽视这些思想资源。比如《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里面提到的“emotive”这个概念,书中翻译成“衔情话语”,其实就是“情感表达”,这种“情感表达”本身作为一种话语,它具有生成现实的能力,这里讨论的就是语言对世界的建构能力。

黄道炫:我对袁松老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农民的苦难所作的发言印象很深。中共革命中,对“苦难”这一概念有很大的迷恋。比如我们从小熟背的一句语录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又比如吃忆苦饭。宣传中常常是面对灾难如何付出与牺牲,比如“南京路上好八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些话告诉人们怎么样面对苦难、克服苦难。这可能与我们小时候的现实生活有关系,当时的生活其实是比较艰苦的,宣传需要告诉人们怎么样面对苦难,苦难是磨砺人的,是“成功的摇篮”。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要解决现实问题。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中共已经在不断教育自己的阵营如何面对苦难,克服苦难。读刘荣日记,就可以看到党教导、领导人们克服苦难的记载,以及党宣传苦难如何磨练意志等等。这是否可以与古人“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说法相关联?当然可能有。不过我一直对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动辄联想“中国传统”有抵触的态度,还是愿意从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去理解共产主义的逻辑,这个值得进一步研究。起码可以说,克服苦难就是情感磨练活生生的实例。中共在情感的运用上一直肯下功夫,不断运用情感磨练、情感动员、情感说服,说服这个词好像不那么准确,或者像袁松老师所说的“做工作”?

袁松: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在《情感社会学》中曾提到“情感唤醒”的概念。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在看《新闻联播》时,国外永远是“水深火热”,而国内则是欣欣向荣,即使有问题,报道的也是党政领导亲临现场指挥。它实际上是在灌输一种认知框架,这种框架不断进行信息和内容的重复,使人唤醒一种感恩的情感,也就是把党比作母亲,始终给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乔纳森·特纳著《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乔纳森·特纳著《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黄道炫:“情感唤醒”特别好,比“情感说服”精当、有力,更有动感。中共经常会做“情感唤醒”的工作,比如刚才袁松老师提到的“做工作”,这是一个特别形象的说法,我们可能无数次听到这样的词汇,但是想不到背后“情感唤醒”的含义。中共特别强调干部作风,特别强调干部要下基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这其实都是在官和民、干部和群众、“上”和“下”之间形成一种情感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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