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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文学是历史、社会或内心的证词

2020-01-20 09:1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文/汪天艾

过去的记忆与他人的遗忘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西班牙内战和战后独裁为历史背景的文学作品展开,然而每当谈论起那段自诩谙熟的历史,其实我总是会首先讲起乌纳穆诺(西班牙作家、哲学家)在1936年萨拉曼卡大学(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开学典礼上铿锵有力的反击,会去讲加西亚·洛尔迦(西班牙诗人)怎样在内战爆发的第一个夏天成为仇恨与群体疯狂的牺牲品(“诗人死在他的格拉纳达”),安东尼奥·马查多(西班牙诗人)是怎样在内战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冬天死于西法边境的小城(翻山越岭的流亡路上,病重的母亲偶尔清醒过来的时候会问他:“我们这是到塞维利亚了吗?”)……我可以历数一众“白银时代”重要作家在那三年里的迁徙轨迹,却说不出,在战争爆发伊始即沦陷于长枪党治下的安达卢西亚大区某个偏僻村镇上,对一个以务农为生的普通家庭而言,那场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知识盲点在20世纪及至1970年代的西班牙学界也曾经存在,当时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献与研究中还鲜少出现普通人的个体经历描述,更多的史书聚焦在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重要转折和国际关系角力。大众作为个体的声音并不存在,只是沉默之下冰冷的数字。当时仅有的关于西班牙内战一手经历的记述几乎都是由流亡在外的西班牙知识分子或曾经在西班牙战场作战的国际纵队成员写成。这些回忆和文学作品虽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却也只反映了某些特定社会和知识阶层的经历。直到罗纳德·弗雷泽的两本口述史专著《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和《普埃布罗:阳光海岸上的一个山村》于1972年和1973年相继在英国出版,西班牙内战中及战后工人和农民群体的个体经历空白才终于得到填补。

海达·科瓦莉(逃出集中营的捷克犹太人,2010年去世,享年91岁)曾经在她讲述自己二战经历的个人回忆录(《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中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真正幸存。”用这句话来谈论西班牙内战也同样合适。比如,对《藏着》的主人公、侥幸从战场上活着回家的曼努埃尔而言,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停止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反而是长达三十年藏匿家中躲避迫害的开始。不过,这本书并不仅是躲藏的故事本身,更有对于内战前西班牙激化的社会冲突以及内战中士兵心理的详尽刻画,并非史书上的事实与数据罗列,而是个体思考的坦陈与具体经历的重述。

西班牙内战爆发于欧洲法西斯势力把世界带入第二次大战前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出兵帮助佛朗哥政变,将伊比利亚半岛变成试验新战术、新武器的练兵场;而来自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志士也组成国际纵队在同一片土地上预演了即将到来的战斗。在我过去的阅读经历中,读到的多是前往西班牙的各国知识分子如奥威尔、柏克瑙等对西班牙内战作为国际局势一部分的观察和思考,而在《藏着》中,我第一次读到战争前线一名有一定政治头脑的普通士兵的想法:“要是我们能坚持到内战变成国际冲突的一部分,一切都会改变……如果我们坚持住,就可以为同盟国对抗纳粹和意大利打下基础。就算希特勒占领西班牙,他最终还是会被赶出去,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则会恢复民主。再撑几个月——到9月就行——我们还能坚持一年。”想到二战后西班牙的多舛命运,读到这样的判断与希冀令人不禁唏嘘。

书中还有一处动人的细节与当下的西班牙问题息息相关。经历漫长的藏匿后重获自由的曼努埃尔谈论起回归社会后最失望的事是年轻人只找乐子并不关心国家或是自己的村庄:“对于一个一无所知、更不想关心这个世界的年轻人,我们能抱什么希望?”在苦难与时代的变迁从未丧失过信念的曼努埃尔因为年轻人的状态感觉“难过到无法言说”。

在2019年一举拿下西班牙戈雅奖最佳纪录片的《旁人的沉默》谈论的也是同样的困境:如今游人熙攘如织的太阳门广场上坐落着佛朗哥独裁时期的“安全总部”,曾有不计其数的人在那里的地下室遭到酷刑折磨,然而纪录片中随意走访广场上的年轻人,他们频频摇头,对《遗忘法案》或《历史记忆法》一无所知。那些从战争和战后阴霾中活下来的人,不仅必须与自己的过去和记忆共生,也不得不与他人的遗忘与沉默共生。

女孩这一生怕什么

一个女孩需要涉过多少险滩才能无虞长大?在《兔子洞女孩》记述的那个墨西哥村子里,无人幸免。作家詹妮弗·克莱门特在十多年里走访和倾听在墨西哥暴力与毒品的世界里生活的女性,她们有的曾经被掳走失踪,有的因为种种原因锒铛入狱,有的在空洞的家乡经历日复一日的恐惧。而克莱门特在想,怎样用只有二十六个字母的语言描述这一切。

书的原名直译为“被偷走的那些祈祷”,是的,被偷走的女孩,被偷走的青春,被偷走的未来。从母亲面前被生生掳走随后被卖给大毒枭做性奴的葆拉,胳膊上一连串香烟头烫出的印记,因为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在什么地方发现我们死了,那么大家就知道我们是被抢走的,这是我们的记号,我的烟头印儿是信号。”这本书,或许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烟头印儿”吧。

故事开始于“我”与同村的几个女孩的成长故事,终结于“我”和另几个女人在牢狱中分享的人生故事。每个女性人物都像是缩影,“我”也可以是很多个“我”,如同当城里来的老师何塞·罗萨已经看到葆拉赤裸的青春美貌,主人公体会到“在那一刻,我们变成了一个女人,就仿佛他看到了我们所有人的身体”。“我”背后是世世代代浸透着拉丁美洲这片土地的挣扎、动荡与反抗。监狱里,当“我”和“我”的牢友卢娜相对而立——一个是来自危地马拉的玛雅印第安人,一个是来自墨西哥格雷罗州的西班牙和阿兹特克混血儿,也拥有部分非洲奴隶的血统——“我们俩就像这片大陆历史书的两页。你可以把我们撕下来,揉成团,扔进垃圾桶里。”

在那个女性身份意味着危险、美丽则会招致灾祸的村子里,母亲们竭力让自己的女儿以最丑陋的样貌长大。开美容厅的露丝给自己的店起名“幻想”,她的梦想是做点事情,让所有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而这确实只能是幻想,因为那里需要的只能是“丑容厅”。有女儿的家家户户都在毗邻的地里挖了能容下人的洞穴,一旦听见汽车的发动机轰鸣逼近,就要立刻躲进去,地洞里的蝎子远比人要仁慈。

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主人公在即将身陷牢狱之前,脑海中不断闪回重复着一句话:“我没必要踏上那条公路。”那是岔路的转折,是现实中祖辈们走上过并丧生过的路,是被颠沛与恐惧支配的人生,是长满罂粟和大麻的土地上,被鲜血与暴力洗刷了一遍又一遍,任何人都没必要再踏上的路。

即便诗歌是对疾病的徒劳抵御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与美国诗人毕肖普相关的某种暗示,我竟一直误以为洛威尔是一位平静的诗人,而我素来更偏爱“情绪不太稳定”的诗人,因而没怎么特别留意过他。直到2019年夏天,后知后觉读到《生活研究:罗伯特·洛威尔诗选》,方才在风暴骤起的字里行间遭遇迟来的会心一笑。所谓“生活研究”,是他研究生活的方式,原来是指如何把生活过下去。躁郁症纠缠他近三十年,每每冬季发作时,那去而复返的魔鬼会揪住他的颈后,迫使他抬起头,第无数次“面对疯癫的王国”。

精神病痛带来的挫败与反复,诗歌成了对疾病的徒劳抵御,如这本书的译者胡桑在译后记中谈及的,“写诗就是洛威尔的精神分析”。整本诗集里不乏出入医院的体验,在1954年因躁郁症入院离家三月归来之后,洛威尔回望这“另一年滚雪球式的衰弱”,写下:“我既不保持队形,也不站着。/被治愈,我蜷缩着,陈腐而渺小。”而《留意》中“我”向住院医生的发问如同抓挠心脏的手:“这只有诗歌和抑郁症的几天——/我该拿它们怎么办?/它们会帮我留意到/我无法忍受看到的东西吗?”

该怎么办?我们最终在约翰·贝里曼自杀后洛威尔写给他的诗里窥见答案:“我曾时常想,不要活到/给你写挽歌的年纪。/但我们其实过着如出一辙的生活……我们请求沉迷于写作,/我们确实如此。”救赎的办法,是沉迷于写作。同样饱受双相情感障碍困扰的阿根廷诗人皮扎尼克也曾经在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说:“我写作首先是为了不发生我害怕的事情;为了让伤害我的不至发生;为了远离大写的恶(参考卡夫卡)。有人说诗人是伟大的治疗医师。这么说来,诗歌职业意指驱邪、袚魔,还有,修复。写一首诗就是修复最本质的伤口——那道撕开的裂缝。因为我们都有伤口。”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艺术家最常抑郁,诗人才比较容易自杀,然而实际情况是,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并非文学艺术专区特供,只是更多数量的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灵魂和自行终结的生命并没有机会和精力发出声响,只有经久的黑暗和突然的消失。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当诗人用写作来疗愈自我时,他们就也以身涉险地将伤口暴露,在字字句句中留下的对精神痛苦与躯体症状的平白呈现。由此,在与他们相隔遥远的时空里,阅读这样的诗行对于同样曾经或正在深渊的凝视中挣扎的人是一种陪伴,让人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孤独、那么奇怪;而对于那些有幸从未或尚未被黑暗吞噬的人,这样的阅读或许至少能让他们对他人的痛苦多一些想象力。

美国诗人安妮·塞克斯顿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回忆说她的心理医生鼓励她多写点,因为“有一天,也许你的诗对某些人来说会有那么点意义。”塞克斯顿说“这就仿佛给了我目标,一点动机,不管我多么无药可救,总感到生活中还有事可为”,我想,文学阅读的意义大约也是如此吧。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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