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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洪子诚: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影响,研究尚不充分

2019-04-19 09:1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首都师范大学发表了题为《俄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梳理了俄苏文学的发展历程,以俄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关联为探讨中心,检视了俄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同时由中国的历史事实出发,考察了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的继承与批判。

洪子诚 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洪子诚 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洪子诚首先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切入,说明了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界,在对外国文学传统的接受与继承方面,存在研究尚不充分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中塑造自己文学性格与特质的,其文学样貌不仅受到传统文学影响,更有外国文学冲击的痕迹。然而,中国学者却在此议题上成果较少,洪子诚认为,这是因为当前学者被语言的障碍所限制,以俄苏文学议题为例,学界中掌握俄语者寥寥,遑论亲身周游俄罗斯,对俄罗斯文化有切身感受者,这直接导致了即使学者有意图研究此课题,也只能借用二手文献,无法获取一手资料,实为憾事。

  之后,洪子诚为俄苏文学界定了范围。他认为,造成俄苏文学定义无共识的现状的缘由,首先是俄罗斯自身历史的间断性,难以发现一以贯之的特点。由此,洪子诚认为“俄苏文学”不仅仅是地理的划分,更应加入意识形态的考量,若纯粹从地理角度考量,那么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实为乌克兰人,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洪子诚认为,他们所创作的仍属于“俄苏文学”的范畴。此外,洪子诚特别强调,俄苏流亡作家群体所创作的作品,仍然属于“俄苏文学”所需检讨探究的范围。流亡在外的俄苏文学家们,在德国柏林、美国纽约等地组成了艺术团体,创作艺术,发表文章,甚至发行筹办了刊物。尽管他们远离故土,更改国籍,但他们的作品仍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

  那么,如何将俄苏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衔接起来加以考察呢?洪子诚认为,学者首先应当从文化交流的传播、译介入手。中国现代文学显然受到了俄苏文学的影响,当然同时也受到日本文学、西方文学的启迪。但中国当代文学受俄苏文学影响尤深,中国大陆在1950年代译介了大量俄苏文学。据洪子诚统计,当时仅仅是普希金诗集的译本就出版有28种,而托尔斯泰的作品更有50多种译本。除此之外,国家文艺政策亦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例如在苏联诞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0年代初被规定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准则”;收集1934年苏联作家会议章程、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文艺问题讲话、1940年代联共(布)中央关于文艺问题决议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被列为中国文艺界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读文献;仿照苏联作家协会的名称和组织形式,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中国作家协会;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仿照的是高尔基文学院。

  当代中国文学的许多批评理论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民性、党性、典型、倾向性、真实性、写真实、写本质、粉饰生活、干预生活、无冲突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人类灵魂工程师——均从苏联输入;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一度成为中国高校文艺学经典教科书;1957年《文艺报》改版,参照的是苏联《文学报》的模式……创作方面的影响,虽然具体考证起来有些困难,但是闻捷的诗与伊萨科夫斯基,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与马雅可夫斯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尼古拉耶娃之间的关联大概不需详细论证。

  在这个时期,洪子认为“白洋淀诗派”诗人的作品尤为引人关注。以诗人多多为例,在其诗歌作品中多有所谓的“异国性”,在其笔下往往出现中国难以甚至无法见到的景色、劳动、人物等等,唯有位于北纬50°以上俄国方可。在诗人多多的笔下,有咖啡馆,采硫磺的流放之地,有干酪,有锡矿,有亚麻色头发的农妇。尽管诗人多多的作品情感体验多从生活中取得,但诗歌意象的文学资源多从俄苏而来。

  此外,洪子诚认为,我们还应当从“相关性”的角度来看待俄苏文学对中国现当代的影响。此处的“相关性”,区别于以往比较文学的“影响”“相似”平行比较的研究路径,增加了文学研究中增加某些直接关联的成分,但这种关联又不一定能落实到寻找“有迹可循”的依据。从“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可以讨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在某一时期“近似”的国家,在处理若干重要的文学问题上,有着怎样的相似或不尽相同的方式,有怎样的思想情感逻辑。首先,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都有所谓的“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而对“走向世界”所采取策略的异同值得关注。在“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上,俄苏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确实有相似处境,它们都曾经处于“后发展”的历史阶段,都有一个时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与文学艺术创作者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焦虑,从而产生“追赶”的文学行为。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它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对“走向世界”的俄国文学来说,“世界”指的是西欧,中国的情况远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含义和对象变化多端。

  另一个重要差异是,对于“遗产”和自身文化传统的态度和政策。洪子诚推测,由于俄罗斯文学历史相对短暂,因而苏俄在建构所谓“社会主义文学”的时候更愿意汲取俄国古典文学的营养。而中国虽然有辉煌的古代文学,但是由于五四时期语言、观念的变革,古典文学许多时候不仅难以为新文学的合法性提供支持,更经常成为“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所批判、摒弃的对象。

  现当代中国的作家是从自身的处境和文化传统去亲近俄国品格的,读巴金的小说和他后期的《随想录》多少就能够发现这种“俄国态度”的痕迹。

  其次,文学艺术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或是历史的重担,中国与俄苏文学对此问题的看法的异同值得深究。别尔嘉耶夫曾说,俄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敏感和多情是“罕见的”,“西方人很少能够理解这一点”。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恐怕也一样。他还说,“俄罗斯的主旋律……不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而是更好的生活的创造”;“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进行创作不是由于令人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由于渴望拯救人民、人类和全世界,由于对不公正与人的奴隶地位的忧伤与痛苦”。中国启蒙主义的新文学,左翼的革命文学,甚至一些重视文学自律的作家,1950年代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也都程度不一地表现了这一倾向。这样的取向,根源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但洪子诚认为,这也与俄国19世纪思想文化的影响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现当代中国的作家是从自身的处境和文化传统去亲近这个俄国品格的,其中有特别能契合的成分,如中国的“文如其人”的观念,与“俄国态度”的人、文统一,人格完整的整体性观念。我们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读巴金的小说和他后期的《随想录》,看到丁玲晚年为证实自己的“忠诚”而活着,都多少能够发现这种“俄国态度”的痕迹。

  来源:澎湃新闻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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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1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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