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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风骚独领,文学中的江南势力

2018-10-22 08:52 来源: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作者:王凡 阅读

江南,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栖心之所。

江南,不止于一个地理概念,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江南文脉,留下无数值得传诵的经典名篇。

9月28日成功举办的走读江南·中华经典传诵活动,给了我们一个契机,通过8小时不间断直播的形式,在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五座江南名城,重温经典,致敬先贤。其中,著名作家叶兆言、朱辉、评论家何平进行了一场以“文学中的江南势力”为主题的精彩对谈,为我们梳理了江南文学的发展脉络。

王凡 | 文 马晶晶 | 摄

叶兆言

叶兆言

何平

何平

朱辉

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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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一个特别有温度、有格调的词,提起它,我们不禁会想到江南的富足,江南的美丽,以及江南的韵味。而所有的这些美好,都有赖于一代一代江南文人学者对江南文化的精彩描绘和记载。

叶兆言曾在一篇《江南文人》的文章中梳理过江南文脉。江南的文明是从东吴开始的,东吴是我们文明的源头。在东吴之前,整个江南地区基本上都处在蛮荒年代,那时候江南到处都是沼泽地,人烟稀少,关于它的文字记录的历史,都是虚无的,更多的是一些传说。

江南真正形成气候是在东晋,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得富裕。不过,东晋的江南文化其实是北方文化。永嘉南渡,大批士子拖儿带女,一下子全跑到江南来了,江南像样一些的文人最初都是北方人,因此,江南文人骨子里还是北方文人。魏晋风度历来是江南才子们仿效的样板,是他们精神上的源头。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年代,既有建安七子,又有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这些辉煌的人和事,其实都发生在北方。只是南渡以后,北方的文人成了南方的文人。“既然是失败的北方,此时就谈不上什么强秦雄视天下,也没有一点点西汉的恢宏广大,聊以自慰的一点魏晋风度,因为接二连三掉脑袋,此时迅速堕落变质,只剩下一些空谈和装疯卖傻。”

六朝时期,这种魏晋风度在文学上延续,但在叶兆言看来,骨子里其实就只有软弱两个字,史家所谓“气格卑弱”。“江南文人所继承的,正是这种颓败的北方文人的传统。古老的吴越文化,究竟什么样子,江南文人其实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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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学是在南宋以后变得特别厉害。”叶兆言说道。

在唐宋时期,唐宋八大家提倡的是古文,反对骈文,矛头直指六朝文风。唐宋八大家中,以北方人居多。

随着南宋定都杭州,汉文化的中心又一次完全转移到南方。江南文人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了,有人对《宋史》中的儒林人物进行统计,浙江一跃为首,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不仅是儒林,当宰相的、写词的、绘画的,都是第一。

尽管宋朝南迁和西晋东移,原因差不多,结果也有很多相似,但江南文人在南宋时期,并没有走六朝文人的老路。江南文人中,既出秦桧,也出陆游这样的爱国诗人。宋以后的江南文人,差不多成了一支职业军团。

真正继承唐宋八大家衣钵的传人,仍然出在江南。明朝的归有光、唐顺之,为维护古文运动的正宗地位,不懈努力,终于成了地道的八大家弟子,成为后来风行一时的桐城派的师宗。

江南文人的再一次辉煌是在明清。科举中,他们如鱼得水,表现卓著。在明代,浙江和江苏能入《明史》的列传人物,占据了前两位,进士及第人数分获第一和第三,中状元的人数占第一第二。到了清朝江浙两省势头更猛,尤其是江苏的苏南,已明显超出自宋明以来,一直排名于前的浙江。清朝一共只有112个状元,江苏状元有50人,而苏南的仅苏州一府,就出了25人。科举得意,就其根源,还是和江南的经济繁荣分不开。

不过,在叶兆言看来,江南文人引以为自豪的,绝不是出了多少个状元,封了多少名宰相,有很多人得意于仕途,驰骋大大小小的官场,也不是因为有了东林党,有了复社,出了很多风流才子,潇洒于秦淮河畔,画舫笙歌,酒食争逐。江南文人骄傲是因为有了顾炎武,有了黄宗羲。在这样的乱世中,依然能有几位保持头脑清醒的文化人,江南文人才不至于一下子完全被人看扁。因为有了顾炎武和黄宗羲,江南文坛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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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著作等身,为后人所熟悉的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最早便是在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中提出的。

叶兆言说,顾炎武的学识和宋朝开始流行的理学不一样,不是如程门师徒雪夜相对静悟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双脚,脚踏实地到处调查研究,然后才变成文字著作。顾炎武曾批评过当时的信口空谈,认为世人所谈论的时髦理学,其实只是一种禅学,不货真价实地取之经书,而是依靠一种偷懒省事的“语录”。利用前人的只言片语,作出后人自说自话的全新解释,这种学风正是顾炎武力图要改变的。

顾炎武的学问人格,也被清统治阶级相中,清政府逼顾炎武出来做官,一而再,再而三,他拒绝一切诱惑,就是不肯出山。冒杀头的风险,他大讲经世致用之学,奔走南北,与明遗民在一起,随便发表政见。清政府不仅不加以干涉,还由当时的陕西提督张勇的儿子出面,向顾炎武请教学问,并想刻他的著述。

“顾炎武为江南文人做了最好的表率,是后来一切读书人的楷模,江南文人的骨气、硬气,在他身上体现,值得后辈景仰和学习。”叶兆言说。

当然,除了顾炎武所代表的江南风骨之外,评论家何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文学还有抒情的一面,讲究生活的艺术和趣味。晚明的张岱,清代的袁枚、李渔、沈复的作品,都有江南风味。而作家朱辉认为,五四之后的鲁迅、张爱玲、钱钟书,他们也是江南文人的代表,特别是鲁迅,除了刚毅之外,他的江南柔情常常被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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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学在今天依旧鲜活。19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阶段性地进入了先锋文学阶段,叶兆言、苏童、格非、余华,一批有才华的江南作家成为先锋文学的主力军,他们形成了一个江南文学圈,或者说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江南势力,也成了中国文化史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叶兆言说,这是一种巧合,他们几位恰好所属的区域都是吴地,而他们的创作又恰好都被北方所认可。从不被人注意、孤独写作,写具有一定探索性的作品到成名,叶兆言提及,这过程呈现出一种“先锋”的姿态和心态,先锋并不是一种时髦的文学流派。先锋一旦成功了,就消亡了。

何平认为,1930年代文学中心南移,纵观中国文学生态,确实存在着一种江南势力,这是以北方为参照系的,相比北方喜欢巨大的长篇小说,像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苏童《黄雀记》、余华《活着》等,都不是巨大型的,有一种江南独有的审美,不遵守文学教条,拓展一些新的可能性。当然,除了先锋文学之外,江南还有陆文夫、高晓声、汪曾祺、毕飞宇这样的一类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作品,也不应忽视,而葛亮这样的一些作家的出现也代表着一种江南的“新势力”。

朱辉表示,先锋文学在文坛横空出世时,形成江南势力,是因为江南文化积淀深厚,此地多出文人,得风气之先,对外来的文化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如新感觉派。另外,江南人有一种“精益求精”的特质,在创作上不断磨砺。

而对于江南文学的未来,叶兆言“预言”,机会更多的会属于外地人。从江南出发,最终会超过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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