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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齐奥:作家不满自己无法与饥饿的人沟通

2018-06-21 08:4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余中先 译 阅读

  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作家不满自己无法与饥饿的人沟通

  “但愿在这刚刚开始的第三千年纪里,在我们共同的大地上,没有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说什么语言,信什么宗教,都不被遗忘给饥饿与无知,丢弃在盛宴的侧旁。这个孩子的身上承担着我们人类的未来。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希腊人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王权在他。”

  在悖论的森林中

  (节选)

  [法国]勒·克莱齐奥

  余中先

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为什么写作?我想,对这简单的问题,各人自有各人的回答。有先天的赋性、环境、条件。还有无能。一个人写作,意味着他不行动。他面对现实感到困难,他选择了另一种反应方法,另一种交往方式,一段距离,一段思考时间。

  假如我考察一下导致我写作的情况——我不是出于沾沾自喜,而是为了追求精确——我就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的起点,对我来说,是战争。战争,不是作为一个令人震撼的重大时刻,人们在其中见识历史性时刻,比如,在瓦尔米战场的两边都得到叙述的法兰西战役,德国方面有歌德,而革命军方面则有我的祖先弗朗索瓦。那当然应该是令人振奋的、悲壮的。不,战争对于我,是平民经历的那种,尤其是年幼的孩子经历的那种。在我眼里,它没有一瞬间显得是一个历史时刻。我们饿,我们怕,我们冷,仅此而已。我记得我在我家的窗户前见到过隆美尔元帅的部队向阿尔卑斯山开拔,去那里打通一条通向意大利北方和奥地利的道路。这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太深刻的印象。相反,在随战争而来的那些岁月里,我却记得我们什么东西都缺,尤其缺少可写的和可读的。由于缺乏纸张和羽毛笔,我是用一支木匠用的红蓝铅笔,在定量购货证的反面画画并写下我最初的字词的。从此,我就对粗纹的图画纸和普通铅笔产生了某种兴趣。由于没有儿童书,我就去读我祖母的词典。那是一些美妙的大门,从那里可以走向对世界的认知,在那些彩色插页、那些地图,那些生词表面前,可以尽情地流浪和梦想。我在六七岁时写的第一本书,题目叫《环球航行》。接下来写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国王的传记,他叫达尼埃三世,兴许是个瑞典人。再后来,则是一个由一只海鸥讲的故事。那是一个隐居的阶段。孩子们通常没有去外面玩的自由,因为在我祖母家周围的空地和花园里曾经埋了地雷。偶尔出去散步时,我们还记得曾经沿着海边一道带蒺藜的围墙走过,那上面挂着一块用法语和德语写着的警告,还画了一个骷髅头:严禁擅入。

  我能明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人们渴望逃逸——因而,渴望梦想和写下这些梦。此外,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讲故事人,她保留了下午那些长长的时辰,用来讲故事。她的故事总是富有想象力,常常搬演出一座森林——兴许那是非洲的森林,或者是毛里求斯的骷髅森林——而故事的主人公则是一只十分狡猾的猴子,总是能在万分危急的情景中化险为夷。后来,我去非洲游历了一番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发现了真正的森林,不过几乎没有动物。但是,在喀麦隆边境的奥布杜村的一位正骨师,让我听到了在附近一座山岭上正在捶打自己胸脯的大猩猩的动静。我从这次游历,从这次逗留(在尼日利亚,我父亲在那里当乡村医生)中带回的,不是未来小说的素材,而是某种第二个性,既喜好遐想,又迷恋现实,它从此陪伴了我一生——反正我的生活充满了矛盾的因素,有时连我自己都对这怪异颇感痛苦。生活是如此缓慢,我甚至需要用此生的大部分时间来理解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书本进入到我的生活,则是在稍晚的时候。那是以许多书架的形式出现的,当我父亲从莫卡(毛里求斯岛)的老家被赶出来之后,总算成功地把他零散获得的遗产中的一些书收集到了一起。正是在那时,我明白了那个并不马上显示给孩子们的真理,我明白到,书是一种比房地产或银行存折更可宝贵的珍宝。正是在那些大多还是精装本的旧书中,我发现了世界文学中的一些伟大著作,由托尼·约哈诺插图的《堂吉诃德》《小癞子》《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格列佛游记》;有维克多·雨果的伟大小说,如《九三年》《海上劳工》,或《笑面人》,还有巴尔扎克的《滑稽故事集》。但是,最让我感兴趣的书,还是那些成套的游记,其中大部分写的是印度、非洲、马斯克林群岛,另外还有些伟大的探险作品,迪蒙·迪尔维尔的,罗雄修道院长的,布甘维尔的,科克的,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非洲的自由岁月之后,在一个法国外省小镇慵懒于明媚阳光下的平庸生活中,这些书给了我历险的兴趣,它们帮我感受到真实世界的博大,帮我更多地以本能、以感觉,而不是以知识去探索它。从某种方式来说,它们帮助我早早地感受了儿童生活的矛盾本质:生活保留了一个庇护所,孩子可以在其中忘却暴力和竞争,而只是通过方方的玻璃窗瞧着外面的世界,以此获得愉悦。

  就在瑞典学院为我授奖这一令我吃惊的消息传来之前不久,我还正在重读斯梯格·达耶尔曼的一本我特别喜欢的小书:题为《忧伤的独裁》的政治文集。我再次沉浸于对这本刻薄的苦涩之书的阅读并非出于偶然。我当时得去一趟瑞典,去那里接受达耶尔曼之友协会于今年夏天发给我的一个奖,以便同时参观一下这位作家童年时生活的地方。我对达耶尔曼的写作总是很敏感,对他那种混杂了青春柔情、天真纯洁和讽刺挖苦的风格。对他的理想主义。对他的那种英明,他那么英明地判断战后的混乱时代,那是他的成年时代,却是我的童年时代。尤其有一个句子让我猛然停步,在那一刻确切就是针对我而写的——那时候,我刚刚发表了我的一部叫《饥饿间奏曲》的小说。这个句子,或不如说,这一段,是这样的:“怎么可能如此作为呢?一方面,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文学更重要的了,而另一方面,却根本不可能不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们正在跟饥饿作斗争,人们不得不认为,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月底能挣到什么?因为他(作家)遇上了一个新的悖论:他只想为了饥饿的人们而写作,却发现,只有那些有足够吃的人才有余暇发现他的存在。”(《作家与意识》)

  这一“悖论的森林”,就如斯梯格·达耶尔曼命名的那样,恰恰就是写作的领域,是艺术家不应该寻求逃避的地方,相反,他应该“安扎”在其中,以求熟悉它的每一处细节,来探索每一条小径,为每一棵树命名。那并不总是一种舒适的逗留。他本来认为得到了庇护,她本来信赖她的书页如同信赖一个亲密而又宽容的密友,但他们却一头撞在了现实中,不仅作为观察者,而且作为表演者。他们得选择自己的阵营,保持距离。西塞罗、拉伯雷、孔多塞、卢梭、斯塔尔夫人,或者更近的索尔仁尼琴或黄皙暎,阿卜代拉蒂夫·拉阿比、昆德拉,他们都被迫走上了流亡之路。对我这个始终熟悉——除了在短暂的战争时期——运动的可能性的人来说,禁止一个人生活在自己选定的地方,就跟被剥夺自由一样,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这一如一种特权的行动自由,其结果也会导致悖论。请看一下作家居住的森林深处长满了尖刺的树:专心于写作、专心于虚构梦幻的这个男人,这个女人,难道不是一群很幸福很有限的少数幸福者中的成员吗?让我们想象一个极端的、可怕的情景——这正是我们地球上大部分人所生活的情景。过去,在亚里士多德或者托尔斯泰的时代,这也曾是卑贱者生活的情景——这些卑贱者包括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奴仆、农民,或者光明世纪时从非洲海岸抢劫来的,并被卖到戈雷岛、艾尔米那、桑给巴尔的人。即便在今天,在我眼下正说话的时刻,所有那些没有言论权的人,在话语的另一边的人都是如此。打动了我心的,是达耶尔曼的悲观主义思想,而不是葛兰西的战斗姿态,或者是萨特彻悟的赌注。说文学是一个统治阶级的奢侈品,说它得到哺育的思想和形象是大多数人都不熟悉的,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体验到的不安的根源——我指的是那些能读能写的人。人们可能特别渴望把这一话语带给那些被排斥者,慷慨地邀请他们入席文化的盛宴。可这为什么就那么难呢?那些无文字民族,就像那些人类学家很开心地命名的那样,靠着歌唱和神话,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彻底的交流方式。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工业化社会中,这就变得不可能了呢?应该重新创造文化吗?应该返回到一种即刻的、直接的交流吗?人们很愿意相信,电影在今天扮演了这一角色,或者,还有押韵的、有节奏的、能伴舞的民歌。兴许还有爵士乐,或者,在另外的天空下,有卡吕普索、玛罗亚、赛伽。

  悖论并非始于昨天。弗朗索瓦·拉伯雷,最伟大的法语作家,早就向索邦学院那些人的学究气发起了战争,他把从大众语言中抓到的词语朝他们劈脸扔去。他为那些饥饿者说话了吗?放荡、沉醉、大吃大喝。他用词语写下了那些靠榨取农民和工人而喂得肥头大耳的人异常惊人的胃口,写出了一个假面舞会的时代,一个反面的世界。革命的悖论,如同面容忧伤的骑士史诗般的骑行,活跃在作家的意识中。如果说,他下笔时有一种不可缺少的道德观,那么,它的笔决不可用来赞美强者,哪怕只是最轻微的取悦。然而,即便是在这一道德观的实践中,艺术家也不应该感到自己洗清了任何疑点。他的反抗,他的拒绝,他的诅咒,总是停留在屏障的某一侧,在强者语言的那一侧。一些词,一些句子逃脱了。但是剩下的呢?一种长久的文字隐迹,一种优雅而又冷淡的拖延。有时候,还有幽默,它不是绝望的客套,而是对不完善的失望,非正义的奔流将它们遗弃在了这个滩岸上。

  那么,为什么写作?自从一段时间以来,作家已经再也没有了自负,会相信他还能改变世界,还能以自己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去催生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他只想成为一个简单的见证。请看在悖论的森林中这另一棵树吧。作家想成为见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窥视者。

  (下一段中,讲了一些见证的例子。略。)

  行动,是作家最想做的事。行动,而不是见证。写作,想象,梦想,好让他的词语、他的虚构和他的梦干涉现实,改变人的精神和心灵,打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另一个声音提醒他说,那将是不可能的,词语就是词语,会被社会的风卷走,而梦只是一些奇幻的意象。有什么权利想要自己做得更好呢?真的应该由作家来寻找出路吗?这难道不是在《克诺克或医学的胜利》中那位乡村警察的立场吗,他竟想阻止一场地震?只知道回忆的作家,还能如何行动呢?

  孤独将是他的奖品。它始终孤独。儿童时,他就是那个极其脆弱、不安、敏感的生命,就是克莱特描绘的那个姑娘,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母亲打得不可开交,她大大的黑眼睛被某种痛苦的注意力惊得更大了。孤独对作家来说是多情的,正是在它的陪伴下,他们找到了幸福的本质。这是一种矛盾的幸福,混杂了痛苦与愉快,一种微不足道的胜利,一种隐约的却又无处不在的痛,就像是一段萦绕人心的小小乐曲。作家是那个最善于栽培这株有毒的却又必需的植物的人,它只在自身无能的土壤上生长。他想为所有人,为所有的时代说话:他或她就在那儿,在他的房间里,在灯罩里透出的一种神秘光线下,面对着空白纸页这面过于光洁的镜子。面对他的电脑过于鲜亮的屏幕,听着他的手指头在键盘上打出嗒嗒的声音。他的森林,就是它。作家实在太熟悉它的每一条小径了。假如有时候某种东西流露了出来,就像一只被猎犬惊飞的小鸟,那也是在他惊讶的目光之下——那是偶然的,那不是他或她的本意。

  (以下几段讲语言对文学而言的重要性,文学对语言的必要性。略。)

  (下面讲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第二个理由——出版业。略。)

  给一个陌生的孩子,有一天,我在达连森林中,在图依拉河畔遇见了他。夜晚,他坐在一家店铺的地板上,在一盏煤油灯的火苗底下,读着写着,他身体前俯,根本注意不到周围的一切,也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姿势有多么不舒服,根本顾及不了身边的各种声音,各种杂乱,以及苦涩的、充满暴力的生活。这个在密林深处,盘腿坐在店铺地板上,就着微微的灯光,正在独自读书的孩子,并不是偶然在那里的。对我这篇演说一开始就谈到的另一个孩子来说,这一位就像是一个兄弟,还记得吧,那一位在战后的忧郁岁月,用一枝木匠铅笔,在购货证的反面努力地写作。他使我们回想起我们人类历史远未完成的两大急迫任务。根除饥饿,扫除文盲。

  斯梯格·达耶尔曼关于作家基本悖论的那句话,带着浓郁的悲观主义,触及了最深刻的真理,作家很不满意自己无法与饥饿——得不到食物与知识——的人沟通。扫除文盲与跟饥饿作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紧密地彼此相依的。缺少了一个,另一个也不能成功。两者都要求——甚至是敦促——文盲的行动。但愿在这刚刚开始的第三千年纪里,在我们共同的大地上,没有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说什么语言,信什么宗教,都不被遗忘给饥饿与无知,丢弃在盛宴的侧旁。这个孩子的身上承担着我们人类的未来。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希腊人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王权在他。

  (该文收入刘硕良主编《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1901—2012〉》〈下〉,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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