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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论“儒家启蒙主义”

2018-05-25 09:3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玉顺 阅读

  这些年来,“反思启蒙”乃至“批判启蒙主义”成为了学术界的一种时尚,更是儒学界的一种时髦。实际上,西方人的“反思启蒙”和中国某些人的“反思启蒙”,毋宁说是来自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前者是要更加彻底地“兑现启蒙承诺”;而后者却是“强国压倒启蒙”。今天的中国,救亡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现实的运动是实现“强国梦”,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判断亟需修正,即压倒启蒙的已经不是“救亡”,而是“强国”。在这种态势下,儒家当中的不少人也被裹挟或裹胁,以至存在着使儒家再一次陷入毁灭、乃至自取灭亡的危险。有鉴于此,本文倡言“儒家启蒙主义”[1]。

  一、“反思启蒙”的三种立场

  仔细观察分析迄今为止的所谓“反思启蒙”或“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不难看出,它们来自三个不同的方向,出自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或原教旨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极端变异形态的极权主义。

  (一)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兑现个体解放的启蒙承诺

  有一种很普遍的误解,以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启蒙的反叛。其实,后现代主义绝非现代性的对立面,毋宁说是现代性的深化,即寻求更加彻底的个体化,亦即真正兑现“启蒙的承诺”(The promise of the Enlightenment)——“人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man)、个体的解放(现代性启蒙的根本精神乃是个体性,详见下文)。我们看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诸如解构普遍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诸如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其实都是在更彻底地强调个体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这恰恰是“启蒙承诺”,即启蒙所许诺的“解放的理想”(the ideal of emancipation),而不是对启蒙精神的否定。

  所以,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反思启蒙的同时,并不是抛弃启蒙承诺,而是寻求一种新的、更彻底的启蒙,即更彻底的个体精神,亦即“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这是“一种历史-实践性的检验,从而也即是我们自己对作为自由存在的自身所开展的工作”。[2] 福柯所强调的乃是个体自我作为主体的自由存在,这恰恰是现代性启蒙的根本精神。

  因此,需要严格区分两个不同的“启蒙”概念:一个是既有的诸如法国、英国、德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另一个则是一般的“启蒙”本身(the enlightenment itself)。前者指既有的现代化历史,它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是应当反思、甚至批判的;后者指现代性的根本精神,即人的解放、个体的解放,这其实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坚持的。这类似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rung):一方面,既有的“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幸福的因素本身变成了不幸的源泉”[3];但另一方面,“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要准备好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盲目统治的纠结中解脱出来”[4]。这种“积极的启蒙概念”绝非现代性启蒙精神的对立物,尽管是一种“新启蒙”[5]。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见解值得注意。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的现代化之所以出现问题,并不是由于实现了现代性的启蒙承诺,恰恰相反,是由于未能真正兑现启蒙承诺,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这确实是一种深刻的洞见。但哈贝马斯的观点也存在着错误:他误以为迄今为止的启蒙和现代化之所以出现问题,是由于观念上的“主体性范式”(subjective paradigm);因此,要兑现启蒙承诺,就需要实行“范式的转换”(change of paradigm),从主体性范式转变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主体间性”)范式。这是德国哲学一向的毛病:总是把现实的问题归结为观念的问题。事实正好相反:启蒙承诺所要解放的“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而不是什么“交互主体”;真正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也不是要推翻现实的自由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实际需要的乃是“前主体性”的,亦即存在论(Being theory)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的社会运动,由此促成真正的人或个人的诞生。[6]

  (二)前现代主义的立场:徒劳的传统型“复魅”

  与“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相伴随的,是当今流行的“复魅”(re-enchantment)思潮,这是对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现代性“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叛。此所谓“魅”(enchantment)涉及韦伯所说的权力合法性的三种类型当中的前两种:(1)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基于某种传统惯例的权力认同),韦伯对此其实并不看好;(2)魅力权威(克里斯玛权威)(Charisma Authority)(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权力认同),韦伯对此也不看好;(3)法理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基于理性法律程序的权力认同),这是韦伯最为赞赏的,其实就是现代性的法制化的权力认同。[7]

  所以,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复魅”:一种是前现代主义的或原教旨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另一种则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变异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或克里斯玛型。在目前的中国儒家里,这两种“复魅”倾向都存在着,而且具有某种合作、呼应的倾向。

  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儒家中,传统型“复魅”已成为了一种时髦。一些儒家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宣扬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男权主义、父权主义、君主主义、专制主义,主张中国人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抗拒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等现代文明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为此所进行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三)现代极权主义的立场:危险的克里斯玛型“复魅”

  目前某些儒家当中的某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倾向,则属于韦伯所说的魅力型“复魅”思潮的。极权主义并不是前现代的或原教旨主义的现象,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但不正常的现象。极权主义的“复魅”严格来说并不是“复”魅,而是“造魅”,亦即制造某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精神崇拜、现代领袖形象的个人崇拜等。

  极权主义对启蒙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本质上是对启蒙承诺——“人的解放”的背叛。这与后现代主义“反思启蒙”的方向正好相反。这里,李泽厚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描述,同样适用:“任何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8]个体的消失,即意味着人的消失;剩下的只是作为空洞口号的“人民”、“国家”。所以,极权主义还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现代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利用民粹情绪。我曾说过,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并非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因而可以与任何主义结合,包括与极权主义结合。民粹主义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大众对社会之严重不平等的强烈不满;因此,极权主义往往假“平等”之名而行。但是,假如不强调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平等就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基础;除非“平等”是说的人人同等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平等就是极权主义的温床。

  二、启蒙的普遍意义

  本文的宗旨是通过对“反思启蒙”的反思,提出儒家的启蒙主义。为此,首先必须澄清“启蒙”的概念,即康德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9]。在“反思启蒙”的浪潮中,“启蒙”的本质其实仍然模糊不清。观察欧洲早期启蒙运动,其表象是针对封建势力,特别是政治领域的君主专制和思想领域的教会统治;因此,启蒙运动往往被叙述为“阶级斗争”、“阶级解放”。这其实是肤浅的认识,并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启蒙与理性

  有学者指出,有三种意义的“启蒙”:“启蒙主义在狭义上特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而广义的启蒙主义则可以看做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然而,还可以有更‘广义’的理解,不是把启蒙主义看做是某个国家(例如英国或法国)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例如近代)的历史性的思潮或思想运动,而是理解为人类必经的阶段,也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它标志着人的成熟。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广义’的启蒙,是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所阐发的观点。”[10] 显然,康德意在揭示启蒙的普遍性。以下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康德的说法: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1]

  这个启蒙除了自由,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一切可以称作自由的东西,最无害的就是这个东西,即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2]

  在康德看来,启蒙意味着人类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是指的不会使用自己的理性,而这并不是由于人们缺乏理性,而是由于人们缺乏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勇气和决心,而最根本的是由于缺乏自由。因此,启蒙的特征是理性,启蒙的前提是自由。

  康德将启蒙普遍化,即启蒙不仅是法国的事情,也不仅是英国、德国的事情(据此也不仅是西方世界的事情),而是人类的事情,即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这无疑是正确的判断。但他根据自己的先验哲学,把启蒙归结为理性的事情(自由也不过是实践理性的共设之一)[13],这未必是启蒙这个“事情本身”的实情。

  诚然,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说:“‘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取得的一切成就”[14];但正如施密特(James Schmidt)所说:“如果启蒙只是看到一个没有阴影、把一切东西都沐浴在理性的光芒之中的世界,那么这个梦想实际上就蕴含着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因为想看到一切东西,就是想站在上帝的立场上,或者想站在圆形监狱的瞭望塔中卫兵的立场上。”[15] 所以,福柯批评康德:“我丝毫无意把它(指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引者注)视为对‘启蒙’的恰当的描述;我想,没有一位史学家会对该文就18世纪末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变革所作的分析感到满意。”[16] 不仅如此,而且:

  首先,康德根本没有意识到,当时与启蒙运动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过程(生产力的发展,信念的理性化,官僚机构的成长,等等)会逐渐渗入人类的人格,而且可能像福柯本来会说的那样把人“标准化”,从而妨碍自主性。其次,他也没有意识到,自我必须发展在这里与个性和真实性相关的那种抵抗力中,以免被淹没在对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之中。[17]

  这种“理性化”、“标准化”的结果并不是人的解放,后果恰恰相反,“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18]。所以,德国经过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哲学[19]之后,出现了纳粹第三帝国那样的极权主义。

  诸如此类的问题,促使人们反思启蒙,至少是反思德国的启蒙,而寻找别样的启蒙。例如美国学者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推崇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诸如哈奇森、休谟、亚当·斯密、托马斯·里德等。[20]她批评道:“在一般的与启蒙运动相关特质——理性、权利、天性、自由、平等、宽容、科学、进步——的冗长陈述中,理性总是放在这个列表的最前面。引人注意的是‘美德’这个词的缺失。”[21]在她看来,英国、美国的启蒙运动恰恰是把“美德”摆在首位,因此,“英国和美国启蒙运动能容纳不同意见,很多信仰与怀疑都可与之并存。在这些国家,没有‘Kulturkampf’(德国的文化斗争)那样的事发生,从而分散老百姓的注意力,并分化他们。它们也没有让过去与现在斗争,让开明的见识与落后的习俗对抗,在理性与宗教之间制造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宗教派别的多样性本身就是自由的保证,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它是精神得救的工具一样,它也是社会改革的工具。”[22]

  其实,希梅尔法布与康德一样,将启蒙的根基、不同国家启蒙的差异及其后果,归结为某种纯粹精神性的东西,而恰恰忽视了这种精神性的东西的存在论渊源、即生活渊源。其实,启蒙乃是一种时代现象,即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它渊源于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即是人类社会转型的产物。

  (二)启蒙与现代性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亦曾将启蒙视为一个关乎“时代”的问题。他说:

  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这种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立法凭借其威严,想要逃脱批判。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怀疑,并无法要求获得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把这种敬重给予能够经得起它的自由的和公开的检验的东西。[23]

  然而,康德没有、也无法给出存在论的说明:这个“批判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究竟是怎样的生活情境造成了这么一个“批判的时代”?为此,我们必须追究“时代”问题。黑格尔曾经说:经过启蒙运动,“自由变成了世界状态,与世界史结合起来,变成了世界史上的一个时代:这是具体的精神自由,具体的普遍性;笛卡儿哲学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现在我们有了具体物的原则。”[24]这个原则就是个体的自由,即是“启蒙承诺”;这个“普遍性”意味着“自由……变成了世界史上的一个时代”,就是所谓“现代”社会。

  因此,可以明确一点:“启蒙”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所以所谓“反思启蒙”与“反思现代性”密切相关。这就牵涉到“现代性”的问题。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社会的转型,进而带来观念的转换。大致来说,人类社会经过这样三大阶段:古代社会(例如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时代,中国的商周时代);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之后的中世纪社会(例如西方中世纪前期的罗马帝国时代、后期的封建时代,中国自秦朝至清朝的帝国时代);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之后的现代社会。所谓“启蒙”,总是发生于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因此,启蒙所批判的对象总是中世纪的政权(制度方面)与教权(观念方面),例如西方的启蒙运动针对西方的专制王权和基督教权,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也针对中国的专制皇权和“礼教”[25]。

  当今西方的所谓“反思启蒙”和“反思现代性”,缘于他们的现代化已经完成,“启蒙运动”已经过去,而“人的解放”即个体自由的“启蒙承诺”却未真正兑现;其所针对的其实并非追求个体自由的启蒙精神、“现代性”(modernity),而是具体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模式的结果。

  然而后现代主义者自己对此也是不太明了的,甚至稀里糊涂地将一般的“现代性”追求与具体的“现代化”模式混为一谈。例如《反思现代性》的作者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认为:长期流行的观点以为,“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最终将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及现代社会照单全收;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它们将在全世界流行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动态。”[26]由此,他倡导所谓“多元现代性”(multi-modernity)。他没有意识到,“具有共同的特征”的正是一般的“现代性”本质,“几种现代文明”毕竟还是同质的“现代文明”;而“几种现代文明”和“制度模式”却是具体的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模式是多元的,这里可以诉诸特殊主义;而“现代性”本质却是一元的,即是普遍的,这里只能诉诸普遍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关于启蒙的普遍主义立场必须坚持。

  所谓“多元现代性”诱使人们寻求独特的“现代性”,而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历史已经表明,造成这种灾难性后果,只须满足两个条件:“现代性”被理解为“强国”——寻求一个民族国家的强大、甚至世界霸权;“多元现代性”被理解为某种“特色”——这个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是独一无二的。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是如此,其后果是极权主义带给人类的灾难。而我们注意到,目前一些儒家恰恰抱有这样的特殊主义企图。这是非常危险的!

  (三)启蒙与个体性

  因此,必须强调:启蒙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这个“人”不是任何集体,而是个体(individual)、个人(person)。“启蒙的承诺”就是个人的解放,这是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必然要求,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个体性。所以,胡克(Sidney Hook)指出:“对启蒙思想家来说,人权的存在是共同的信条,……大家一致认为,所有个体都拥有这些权利,这些权利不由任何社会、国家或政府所创设或授予;后者在道德上是否有权存在,能够而且应当以其是否推进人权事业为判断依据。”[27]

  显然,从根本上来说,现代性就是个体性。这种个体性在哲学层次上的表达,就是笛卡儿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28],这里,作为个体的“我”乃是作为理性的“思”的前提,而“思”是一切存在者的前提,于是,个体自我便成为了存在论的根基。这种对个体性的自我的强调,在宗教领域中同样体现出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否定了教会的集体主义的上帝:“基督已死,而基督是上帝,因此上帝已死”[29];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接着以个体主义的方式论证上帝:“我存在;故一种必然而永恒的存在存在”[30]。这与笛卡儿的哲学化表达“我思故我在”如出一辙。所以,哈贝马斯指出:“启蒙使个体获得了洞察力,并转化为行为动机,从而打破了集体力量的束缚。”[31]

  现今之所以出现“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并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追求个体解放的“启蒙承诺”未能真正兑现。笔者曾撰文说:

  今天之所以仍然需要提出“人的解放”这个启蒙命题,是因为迄今为止,现代化并没有导致真正的“人”的诞生。前现代的“臣民”(subject)尽管变成了现代化的“公民”(citizen),但是,这种“人民”(people)其实并未成为真正的“人”(person),而是成为了“大众”(mass),即成为了被某种或某些社会势力所控制的“大众传媒”(mass media)的奴隶,换言之,成为了奴隶的奴隶。仿照一句常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可以说:大众传媒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人人平等”意味着:人人都等于零。只要某种或某些社会势力成为了至高无上的上帝,那就人人都等于零。真正的人尚未诞生。[32]

  这里的“人民”(people):“大众”(mass)是先发国家的状况,“臣民”(subject)是后发国家的状况。

  回到刚才对康德的追问:为什么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再进一步追问:如果说自由根本上意味着个人自由,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现批判的前提,即个体“自由”的观念?答案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这是一个个体的时代、个人的时代。前现代社会是以某种集体——诸如氏族、宗族、家族等等为主体的社会;那里没有真正的个体、个人;而现代社会则是、或应该是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会,这里的任何集体都是“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语),也就是说,作为这种“联合体”的前提的“自由人”都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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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2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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