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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2017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篇)

2018-02-06 09:4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刘擎 阅读

  2017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篇·政治与思想)

  刘擎

  天际晦暗的时刻,很难分辨是暮色还是晨曦。2017年初,《华盛顿邮报》决定在报头下方刻写一句铭文:“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黑暗的隐喻不只在警示民主政治面临的威胁,甚至不只是对美国动荡时局的忧患,而是对西方文明再次陷入严峻危机的预告。回顾2017年西方思想的流变,透露出多种明暗交织的迹象:美国社会的分裂在加剧,欧洲开启了“马克龙时刻”的转机,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改变西方世界的感知,民主的危机再次成为焦点议题,反性侵扰运动席卷全球,“思想工业”正在转变公共领域的结构,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令人兴奋也让人忧虑。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2017年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但在一些结构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制约下,这个晦暗时刻更可能是漫漫长夜前的黄昏,而不是黎明将至的预兆。

  美国的特朗普元年

  2017年的美国政治很容易被视为“一场喧哗的闹剧”。闹剧是真的,但不是仅此而已。特朗普及其现象背后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文化意义。

  就任总统的第一年,特朗普在身陷重围之中取得了乏善可陈的成绩。他实质性的主要政绩——作为“圣诞节大礼”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以及4月将年轻的保守派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送上最高法院——对于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而言(在参众两院的多数优势下)都是轻而易举之事,它们之所以显得隆重而喧哗,主要在于特朗普费尽周折克服了他自己制造的额外障碍。这位在任总统延续着竞选时期的战斗精神:善于制造和激化对立而不是化解冲突,勇于攻击而不是倾听异议并寻求妥协。但他在强大抵抗的逆境中生存下来,没有辞职也没有被弹劾,守住了自己的总统职位,这本身是他更难得的成就。

  从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开始,特朗普就不断遭遇新任总统前所未有的抵抗。华盛顿特区有近百万人参加了“女性游行”,抗议活动从美国辐射到全球各地(远至南极)。4月,成千上万名科学家走上街头“为科学游行”。8月,夏洛茨维尔的右翼游行与冲突发生之后,特朗普的言论激怒了更多人。“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17位成员中有16位联署公开信抗议并集体辞职,白宫随后宣布聘任该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不再延续。而另外两个新近成立的白宫顾问机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以及“总统战略与政策论坛”中,也有多位著名人士退出以示抗议,特朗普干脆直接宣布解散了这两个机构。

  连绵不断的抗议以及媒体的负面评论,都困扰着这位总统的感知与心态。《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收看电视和媒体的反应,并时刻准备反击。对他来说,这个总统职位是“他在那个美妙的胜选之夜获得的奖品,一个在他每个苏醒的时刻都必须奋力守护的奖品,而推特是他的王者之剑”。反击每一个批评和贬低自己的言论,包括自己的内阁成员。

  当被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言不逊斥责为“白痴”(moron)时,特朗普立即发推文回应,“我们必须用智商测试来比较一下,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谁将会胜出。”(许多评论表示,这条推文已经测出了他的智商。)信口开河的言论夹带着大量的不实之词。一位研究谎言的专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据她计算统计,在执政的298天中特朗普做过的“虚假、误导或前后不一的陈述”高达1628次(平均每天5.5次)。毫无忌讳的言行又给媒体和脱口秀节目输送了大量素材,造就了更多的批评或嘲讽,使他感到必须不断反击,形成永久化的反馈循环。

  特朗普的固执己见并没有妨碍他的反复无常。最初一些言之凿凿的理念(包括决意从阿富汗撤军,判定“中国是货币操纵者”以及宣称北约“已经过时”等等),都发生了逆转。根据NBC新闻公布的统计,从当选到执政百日,特朗普在13个政策问题上变换了32种立场,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难以预测的美国领导人”。易变的风格同样体现在白宫高层官员的频繁变动之中。有任职6个月的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和新闻发言人斯派塞,7个月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和白宫顾问格卡,还有23天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以及最短10天的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在2017年,大约34%的高级官员辞职、被解雇或调任,这个更变比例之高是史无前例的(此前的记录是里根总统第一年的17%)。

  对特朗普精神健康状态的疑虑从大选期间开始就从未平息。10月6日《新闻周刊》报道,27位心理医生与精神卫生专家联名发表一份报告《特朗普的危险案例》,评估他有“暴力、不成熟和缺乏安全感”等多种精神障碍。由于总统的健康事关国家安全,这些专家认为有必要向公众警告“这位总统的危险性”。这是出于“道德的与公民的责任”,高于他们本应遵循的“职业中立性规则”。实际上,连班农也曾在访谈中说过,特朗普“就像个11岁的孩子”。《纽约书评》一篇文章的作者指出,“这是第一次,美国有了一位行事不像成年人的总统”,他那些不成熟的品行不只孩子气,而且是“大多数家长努力要让自己孩子去避免的”。

  因此,这届行政当局的运行机制就是,特朗普制造混乱,然后由白宫里的“成年人”来帮他清理。这些“成年人”在管教他、让他长大并防止他失控。他们时而成功但常常失败。的确,特朗普“没有总统的样子”(unpresidential)。

  在许多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自恋症患者,一个自称“天才”的弱智,不可能成就大业,也很难获得连任。或许三年之后,美国政治将重归正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评论说,特朗普现象很可能是“美国历史曲线上的一次异常波动”。也许,这最终不过是一场闹剧,借用莎士比亚的名言形容,“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但特朗普绝不是一个笑话,特朗普现象也不是一场闹剧。诸如此类的蔑视论调或许能满足对特朗普的反感心态,但这种认知包含着危险的误解和误判。

  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具有真实的民意基础,主要来自两种(相互重叠或独立的)否定性的民众意愿: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以及对建制派政治的反抗。特朗普执政也带着并不含混的政治议程,简言之就是“还我美国”:不仅从全球化的得益者那里,也从建制派的政客那里,以及从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那里“夺回我们的国家”。特朗普的政治议程吸引和集结了一大批经济与文化上的受挫者,构成了他的选民基本盘。所谓“特朗普主义”以反全球化、反建制派、反少数族裔与边缘群体为特征,这样的政治议程是任何政治建制派(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无法容纳和胜任的,这也注定了特朗普的政治实际上是一场造反的政治运动,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他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借(共和党之)壳上市”的“第三政党”。

  特朗普具有造反派的特征,但他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获得权力,也必须遵循宪政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行使权力。许多人曾预测他会被制度的力量逐渐驯化,但这似乎低估了他反叛的野性。身处美国的宪政传统,特朗普如同一头困兽,既不愿接受建制派(所谓“房间里的成年人”)的驯化,也无法彻底突破体制的笼子。这种冲突状态解释了大部分白宫的混乱与喧闹,而他“精神障碍”病象至少部分地来自于他挣扎中的挫败感。他欣赏普京或埃尔多安那样的强势领导人,更羡慕他们更能自由发挥而更少受到限制的权力。

  许多承诺落空了,他没能完全废除(更不用说替代)“奥巴马医保计划”,发誓要修建的“长城”还无影无踪,基础建设大发展也仍然是纸上谈兵。但在否定性的意义上,特朗普绝非无所作为。美国已经退出了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议,并可能退出北美自贸协定和伊核协议。他也成功地撤销了许多奥巴马以“行政命令”方式签署的政策和条规。同样重要的是,他也一直在冲击体制限制的边界,试图将频繁的“反常”言行“正常化”,改变何为总统规范(norms)的定义。而这种重新界定本身,也是对共和党建制派的“绑架”努力,使僵化的体制屈从于新总统的“活力”。

  特朗普主义会在曲折中步步为赢吗?竞选的奇迹效应能在执政时期延续多久?特朗普仍然面临许多艰难挑战。在国际事务中,特朗普已经被大部分盟国视为“信誉最低、危险最大”的美国总统。在国内,“通俄门”的调查仍然在进展,弹劾动议时隐时现。而解雇“正在成为麻烦的”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作为一个反叛的当政者,特朗普处在各种交错的压力之中:主流媒体的抨击,社会运动的抵抗,民主党的对抗,共和党建制派的要求,白宫西翼的内斗,家族亲属(尤其是女儿和女婿)的诉求,以及其选民基本盘的要求。12月中旬在盖洛普发布的民意调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5%,低于现代历史(在这个任期的节点)上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统。

  目前的经济形势对特朗普有利。《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幸运继承者:“自他当选之后美国股市增长了25%,但从2009以来增长了195%,失业率在奥巴马时期已经从10%的峰值下降到4.7%,然后在特朗普执政后继续下降到4.1%。”特朗普当然会毫不谦让地将所有经济成就归功于自己。

  而《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光环很可能会破灭。Vox杂志发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向全美42位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所做的调查,其中同意这项法案会刺激经济增长的仅有1人,多数人反对,其余少数无法确定;而所有42位经济学家都认为这项法案会增加债务。另外有许多经济学家和评论者指出,虽然这项减税法案声称会极大地惠及中下层阶级,但实际上将加剧贫富差距,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的神话从未实现过。

  然而,经济冲击会影响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吗?如果经济政策未能满足那些经济受挫者的期望,甚至低于他们在建制派执政时期获得的收入与福利水平,那么他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反建制派的选民支持。但是,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者而言,他们的身份关切往往高于经济需求,可能会不离不弃地留守在基本盘的核心。

  凝聚这些选民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特朗普主义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筑师。像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之类的新保守派(neocon)思想精英是不可指望的,他们大都激烈反对特朗普或与他保持距离,认为他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的真精神,有些成为“绝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运动的核心。克里斯托尔主编的《旗帜周刊》在11月发表社论《投降》,指责共和党建制派毫无抵抗地“向特朗普势力投降”。

  然而,特朗普主义已经吸引另一群原本边缘的保守派思想家。《纽约客》、《新共和》与《纽约书评》等报刊都发表长篇文章,开始关注他们的来龙去脉。这些人主要是与加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门特研究所”有关的成员,在智识血统上属于雅法(Harry Jaffa)开创的所谓“西岸施特劳斯派”(West Coast Straussians)。早在2016年大选期间,他们就创办了支持特朗普的网刊《美国荣光杂志》,试图为他奠定清晰融贯的意识形态论述。而智库出版的季刊《克莱门特书评》现在被称为“高雅特朗普主义的圣经”。2017年,这个群体中有多名成员进入特朗普政府任职,包括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安东(Michael Anton)和立法事务主任肖特(Marc Short)等。这种情景有点像早年布鲁姆掌门的“东岸施特劳斯派”对布什政府的影响。在特朗普时代,沉寂多年的“西岸派”迎来复兴,压倒了家族内部竞争的对手。

  意外的变节事故也会发生。年轻政治哲学家克赖因(Julius Krein)曾在哈佛大学受过曼斯菲尔德指导,早在2015年9月就力排众议撰文支持特朗普,称其为“最有份量的候选人”。他也是《美国荣光杂志》的创办者之一,而后又创立在理论上完善特朗普主义的新杂志《美国事务》季刊。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作为让他深感失望,“夏洛茨维尔事件”之后,他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高调承认“我投了特朗普的票,现在后悔不堪”。一位年轻的特朗普主义思想健将幡然悔悟,哗变为反特朗普的斗士,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他在接受NPR的采访时说,特朗普完全是没有政治理想的政客,同时表达了对班农的极度蔑视,说他“在思想理念上完全是无能的和错乱的”。

  班农当然不会理会这种书生精英的看法。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班农是更为彻底的造反派,他无法忍受建制派的束缚,在体制之外另外开辟群众运动的战线,推进他所理解的更为激进的特朗普主义。在离开白宫之后,他公然对共和党建制派发出战书。他自夸是他将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两大利器授予特朗普,成为他获胜的法宝。

  然而,班农力挺身陷性丑闻的候选人穆尔(Roy Moore),结果使阿拉巴马州迎来了25年以来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在《名利场》发表的长篇报道中,班农申辩说,把选举失利与政治失败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我不是一个政治操作员,我是革命家”。就在2018年伊始,特朗普与班农公开决裂,指责他“不仅失去了职位也丧失了心智”。但班农不会气馁,革命之路总是漫长而坎坷的。他正在考虑自己在202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可能。他清楚地知道,存在一群愤怒的美国民众,而他拥有杰出的才能去激发、煽动和凝聚他们的愤怒,并转化为政治运动的力量。特朗普主义的革命潜力还远未耗尽。

  因此,“特朗普元年”并不是一个误称,即便他无法成功连任。他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新时代,一个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时代,一个持久的“文化内战”(cultural civil war)时代。终结特朗普主义需要美国建制派的深刻改革,也需要不同身份政治派别之间的对话与和解,需要政治文化的重建。这将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欧洲的马克龙时刻

  2017年是欧洲重获信心的一年。象征转机的时刻出现在5月7日夜晚,当卢浮宫广场奏响“欧盟盟歌”贝多芬的《欢乐颂》,马克龙在音乐与欢呼声中走上讲台发表胜选演讲,预示着欧洲一体化的重新启程。

  这与一个多月前罗马的阴郁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参与欧盟特别峰会的领导人还在承受“2016年冲击”的创后症,面对反欧盟的浪潮(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胜选,欧洲各国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充满忧思,也对即将来临的法国与德国的选举前景深感疑虑。黯然悲观的情绪笼罩了本该庆贺的《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纪念日。而法国大选的结果驱散了阴云,被欧美舆论视为关键的转折,称之为“马克龙时刻”(the Macron Moment)。

  更早的逆转发生在3月的荷兰大选,总理吕特(Mark Rutte)领导的自由民主党赢得多数议席,压倒了主张退欧的自由党党魁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5月马克龙以压倒优势击败“国民阵线”的勒庞之后,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联盟”(CDU/CSU)也在9月的德国大选中胜出,至少遏制了“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势头。这三次选举的结果有力回击了欧洲极右翼政党势力的扩张,也鼓舞了已经开始回暖的欧元区经济。

  据《金融时报》报道,10月德国的经济信心指数上升到六年以来的最高点,而整个欧元区的经济信心指数连续第14个月攀升,到达2001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下降到9年来最低水平。欧盟也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先后与加拿大和日本达成协议,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美洲“共同市场集团”展开贸易谈判。马克龙9月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坚定地表达了重启欧盟规划的决心,并提出了长远宏大又不失现实感的欧盟改革方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多次表达了马克龙的赞誉与期望。他在4月对法国《世界报》的访谈中指出,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欧盟领导力的失败,无法让欧盟成员国开展有效的合作。强制实行的金融危机应对政策未能解决问题,却加剧了欧洲南部与北部的裂痕。

  而马克龙具有改革家的气质,他展现出不同于欧盟政客的三种非凡特征:塑造政策的勇气、让欧盟的精英规划服从于民主政治的承诺、以及令人信服的思想论辩能力。10月哈贝马斯在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马克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认为马克龙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机遇,呼吁德国抓住时机积极协同合作,但他也怀疑默克尔是否能够响应法国新总统的大胆倡议。

  许多学者表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国和德国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欧盟复兴的希望也在于形成“法德轴心”的强健政治领导力与治理能力,以真正积极的改革方案,对于那些使欧洲选民背弃建制政治的诸多问题,提供可靠的解决方式。就此而言,所谓的“马克龙时刻”并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欧洲一体化将错过一个罕见的机遇吗?”这是《金融时报》副主编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的疑问。他在11月初发表文章指出,德国多年来一直因为找不到一位出色的法国政治家伙伴而抱憾,总是哀叹独自担当领导欧洲的重负而无人分担。现在“默克尔政府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甚至是超额的满足”。马克龙的欧洲主义视野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同时具有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

  在他就任后的几个月,法国削减了预算赤字、放松了劳工法并削减了税负。这些脚踏实地的努力也提升了马克龙的话语权优势。“对欧洲一体化事业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时机了”。

  但德国政府陷入了一种困境,这也正是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长期以来未能挣脱的困境: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利益计算的“一系列零和交易”,而不是“支撑欧洲大陆和平与繁荣的支柱”。德国曾经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这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由于充分理解德国的国家利益(经济福祉、国土安全以及两德的统一)全部都依赖于战后的欧洲秩序。欧盟不只是德国与法国实现和解的方案,也解答了那个“著名的德国问题”:“如何容纳这个对欧洲来说太大、对世界而言又太小的国家?”

  而在当前,如果德国的政治家消极应付马克龙的欧元区预算计划,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要求德国纳税人掏更多钱”的计划,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那种对国家利益更高瞻远瞩的理解”。德国各派的政治家们仍然处在复杂的协商谈判阶段。但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达成妥协之后表达明确的政治意愿。法国如今有了一位勇敢主张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领导人,“马克龙正在等待柏林的答复”。

  同样,欧盟外交家、瑞典前首相比尔特(Carl Bildt)在12月也发表文章,探究“欧洲能否持续这个马克龙时刻”。他指出,英国脱欧没有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欧洲一体化的事业渡过了一场危机,但其前景远非一片光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匈牙利与波兰已经掌控政权,在西欧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逐步上升,这对欧盟事业构成了持久的挑战。2016年的反欧盟波浪眼下似乎已经退潮,但很有可能卷土重来。“维持马克龙当选总统所启动的动力并兑现其承诺,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内果断采取行动。”现在,“马克龙正在焦急等待着柏林的新政府,但下一届政府能否支持他的欧盟改革议程还远不清楚。”

  但马克龙不只是等待,他积极“干预”了德国新政府的组阁。12月初,德国社民党主席舒尔茨(Martin Schulz)表示,他接到马克龙“无数次电话”,敦促他与默克尔阵营展开组阁谈判。年底双方的谈判议案已经开始启动,这是打破组阁僵局的重要一步。

  然而,欧洲一体化还存在着更深刻的问题。12月初“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莱昂纳德(Mark Leonard)发表文章《欧洲的危机始于家庭内部》,他引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三十年间,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与制度的差异变化不大,但各成员国内部的分歧日益严重,远大于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英国在决定脱欧后陷入政治混乱,荷兰大选后用了长达7个月时间才组建新政府,而德国由于默克尔的组阁谈判失败,“看守政府”延续至新年,这些迹象都显示了国家内部政治极化的严峻状况。

  莱昂纳德认为,欧盟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对半开的社会”:“一半世界主义,一半是社群主义”。在任何给定时刻,政府只是代表了“在持续不断的文化战争中获得最近一轮胜利的那一方”。政府的立场只能随着双方拉锯战的结果而变化。

  目前的欧盟仍然是以欧元区为主体的“货币联盟”,还远未达成有效的“财政联盟”(fiscal union)与“政治联盟”。这种“部分一体化”的格局造成了结构性的治理缺陷。面对持23种不同语言的27个成员国,欧盟推行的任何一项政治或经济政策都可能是高度争议的,不仅在不同成员国之间,而且在各成员国内部,引发分歧与冲突。欧盟的治理机制常常陷入“温和则无效,强硬遭反弹”的困局之中。目前一体化与反对一体化之间分野越来越明显,欧盟处在不进则退却又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马克龙时刻”可能产生一次推进的动力,但这个机遇的潜力是否能被充分实现,是否会遭遇新一轮的反弹,都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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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2-06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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