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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中国思想的复杂本质

2017-12-07 08:2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雷戈 阅读

  一、思想史的本体论与整体感

  一定意义上,中国思想史似乎被赋予了一种对中国历史进行总体批判的学术使命。这使它在深刻之余,难免显得有些简单。但问题不在于把批判弄得多么复杂,而在于通过本质性地批判和阐释来揭示中国思想史的复杂本质。

  思想史的本质是指,历史上各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思想史的本体是指,对历史上各种思想具有支配性和规范性的结构性力量。就此而言,将王–皇权主义视作中国思想史的本体,可能更合乎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宗教、学说、知识,不论诸子还是佛道,不论玄学还是理学,不论心学还是朴学,不论天人感应还是阴阳五行,不论术数方技还是地理勘舆,只要涉及人伦纲常,必然受制于王–皇权主义的强力规范。换言之,不管各种宗教如何体系庞杂,不管民间信仰多么丰富多彩,不管古典知识多么深奥难解,⑴除非它毫不涉及人伦纲常,否则就必然归宗于皇权主义而无法摆脱。这是中国思想的宿命。因为皇权主义实乃中国思想的命门。

  不妨将思想史想象成一个人。既可从四肢五官来描述思想史的特质形态,也可从五脏六腑来剖析思想史的结构机理。但首先必须把思想史视作一个完整的人。此人实乃“域中四大”之一。人所以大,实乃此人即王。是可知,中国思想史之本质即在王–皇权主义。所谓中国思想史之整体感和本体论皆须据王–皇权主义来规定。一言之,王–皇权主义即是中国思想史之本体论。

  中国思想史的本体论不是一种体系或结构,而是一种态势和意图。它试图一劳永逸地设定和固化人伦纲常。围绕这个意图,中国思想史大体产生了四种方案,或经历了四个阶段,出现了四种形态。从周至唐(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是建构人间秩序(礼学);从宋至清(新古典时期)先是将其提升为宇宙真理(理学),继而落实为人心法则(心学);现代它又演化为极权时代的人身规范。这样,身体主义成为人伦纲常的最新标本。人间秩序和宇宙真理是整体主义,人心法则和人身规范是个体主义。

  人伦纲常的身体化是将人身拆散成七零八落的机器零件,是将人身切割成支离破碎的肢体器官。它不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生命体。它没有生命意志,甚至没有生命意识。它丧失了所有联系。身体和身体的联系,身体和心灵的联系,心灵和心灵的联系。它漠视一切。它既漠视人性,也漠视非人性。它既漠视人性的价值,也漠视非人性的暴虐。它甚至不是平庸。总之,人伦纲常在现代式的人身规范中,已将中华专制主义的逻辑推进到极致。它除了自我解体,我们很难从内部对其作出修正,或从外部对其作出调整。

  思想史研究可以使我们思想更丰富和细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对思想史的整体判断。思想史研究向来有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即便多元论,也只能在一元论下得以解释。或,只有在一元论下,多元论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一元论与多元论之统一。

  我不反对思想史的开疆拓土,甚至跑马圈地,但不论思想史的学术边界扩展的多宽,都不能无视、更不能抛弃最高的价值判断。即,思想史本身的价值理念以及我们对这一价值理念的学术认定。一个基本问题不能回避,所有思想都有目的,那么,思想史的目的性何在?这个问题不能转换为,我们研究思想史的目的是什么?或,我们为何要研究思想史?我的问题是,既然所有思想都有目的,那么思想史的目的性是否是一种思想共识?思想的历史性展开是否自然遵循这一共识轨迹?这种遵循过程不是一种简单的思想史内在逻辑的自我呈现,而是思想在历史上的具体实施必然要有一种价值共识的自我确认,否则其思想的正常表达就不具有某种目的正当性的自信。显然,认同和确保王–皇权主义的人伦纲常正是这一思想史的目的性共识。

  二、中华专制主义的普适性

  中华专制主义具有双重性,即相对世界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和中国历史自身的普适性。所谓普适性是指,中华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和社会阶段均普遍存在且产生实际作用。双重性的关系是,因普适而独特。系统梳理中华专制主义的普适性路径,才能凸显它对其他文明所有的独特思想。中国思想的复杂本质在于,通过中华专制主义的普适路径而展示出中国思想史的整体面貌。

  思想的历史性就是思想史的社会性。所谓思想史的社会性并非说思想和社会的互动和联系,或思想在社会上的表现,而是指思想的社会性质,即同一种思想在不同性质的社会中其实有着非常不同的内涵和体现。如果不考虑具体的社会性质,所谓思想就成了一以贯之的超历史话语。

  从社会性质角度看,秦汉到明清二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倒是一以贯之。既如此,在一个皇权国家,皇权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有何可疑之处?在一个专制社会,主流思想观念不是专制主义又是什么?除非你直接否认前中国是皇权政体和专制制度。

  西方或港台新儒之所以无视或回避中国皇权主义,一是因为他们在感性上缺乏当下被专制的切肤之痛,一是因为他们在理性上缺乏理解这种高度精致的专制主义的思维能力。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将国人脖子上的锁链想象为项链。

  中华专制主义的复杂本质在皇权时代得到了充分展示。皇权秩序的扩展和皇权主义的扩充,构成一体两面同时推进的总体过程。可以想象:首先,皇帝把所有权力垄断于自己一人之手,这样皇帝就有了无法比拟的绝对权力。其次,皇帝根据需要,把一部分权力暂时授予官员,让他们代替自己直接管理百姓。可见,官僚权力其实是皇权的一部分,并非独立自足的权力。按照古人所说,上天立君以治民,君设官以佐治。如此,就有了三种权力:天权→君权→官权。君权直接分享了天权的神圣性,往往成为和天一般大的权力。事实上,天权和君权往往合二为一。君权本身即是天权。相形之下,官权仅是从君主手中分享的部分“人权”。“人权”绝对无法抗衡“天权”。更何况“人权”还是部分。这里的“人权”相对于“天权”。君权独享天权,同时转让部分官权。逻辑上,天权派生君权,君权派生官权。这样,天权君权以二合一的超级形态,对官权拥有不可抗拒的神圣权威。(刊文为“事实上,天权君权合二为一,对官权拥有不可抗拒的神圣权威。”)

  人们一般把权力体系的转换模式想象为一种水平波动,即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这样,低→高→低,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体系转换模式。其实,还有一种权力体系转换模式或许更接近历史实态。这就是曲线上升(或螺旋上升)的权力体系转换模式。低→高→更高。就中国历史而言,王权→君权→皇权→极权之间的转换模式,显然是一种曲线上升,而非水平波动。因为后起的权力体系总是在一个更高的政治平台上建构。这样,相对已被取代的权力体系,新的权力体系自然拥有更强大的政治控制力和更复杂的制度设计以及更精密的意识形态结构。新的权力体系从来不是在旧权力体系崩溃之后,从头起步,而是完整继承了旧权力体系的基本架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某种脱胎换骨(刊文为“伤筋动骨”)的改造,从而创建出一种貌似全新的权力体系。但这种权力体系之间的新旧因素有的并不容易准确分辨。毋庸置疑的是,新权力体系内部一定保留有旧权力体系中最专横最野蛮最邪恶的那部分。因为只有这样,新权力体系才能超越旧权力体系,实现对社会更具威慑力和覆盖性的强力控制和对民众的更为直接和高效的人身支配。否则,新权力体系就很难在历史上真正站住脚,并稳定下来,持续下去,成为一个长久影响历史走向的政治形态。

  一种权力体系如果不把自己能量耗尽,就不会彻底崩溃。一种权力体系的能量耗竭过程,并非一种衰落,它内部仍具有一种持续发展,这就是权力的进化。这种进化具有长期性。不光新旧权力体系之间的更迭是一种进化,就连同一种权力体系内部,也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性的进化过程。这才是权力的历史本质。比如,战国时代君权并未衰微,反而呈现更加暴烈的扩张势头。但它仍被更强悍的皇权取代。同样,即便到了晚清,虽然帝国动荡,但帝制威力不减,依然保持着对整个国家和民众的强硬控制。⑵晚清帝制和帝国之间的疏离,反而印证了帝国的摇摇欲坠,并未影响和削弱帝制的依旧强横和进化。事实上,晚清帝制的进化过程和效果,至今并未得到史家的足够重视。某种意义上,明清时期貌似某种社会形态的晚期,但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皇权政体却是皇权历史上最为强大和恐怖的时代。它对皇权制度所做的一系列发展和改革乃至创造,影响深远。结果是,皇权政治变得更加野蛮和黑暗。以至于人们公认明清时期乃是真正的君主专制时代。至少在这点上,学界达成共识。无论哪路人马,就连对传统呵护有加、不吝美誉的“新学”(尤其是新儒学者)也承认,明清确实是君主专制政治。换言之,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有到了明清才成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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