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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教科书中的晚清和民国思潮

2017-12-07 08:2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伍国 阅读

  伍国:教科书中的晚清和民国思潮
  ——评Peter Zarrow, Educating China: Knowledge, Society, 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 1902-1937

  伍国

  伍国,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

  在晚近的思想史研究中,教科书作为史料和研究对象的双重价值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传统的思想史偏重梳理有独到贡献的精英思想家的观念相较,近几十年的思想史研究一直呈现向思想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言说语境拓展的趋势。[1]思想史研究还越来越注意到 “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关注焦点由中心转向边缘, 由经典到一般,由精英思想转向生活观念。史料也逐渐由经典论著扩展到各种可能的素材,包括常备读物和流行读物。[2]同时,研究者越来越注重除思想本身以外的传播方法和路径,重视对知识的生产者和接受者角色的界定和动机,策略的审视。也就是说,对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具有知识社会学的色彩。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聚焦于中国晚清和民国印刷媒体,而最新的趋势,则是将注意力转到中小学教科书上。[3]当然,同样作为思想和知识载体印刷媒体和教科书是有显著区别的:前者针对是成人读者,有相应的商业利益或党派政治目标驱动,而后者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对象是中小学生,目的是普及一些重要观念和知识。

  在这一大背景下,Peter Zarrow (沙培德)的新著, Educating China: Knowledge, Society, 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 1902-1937 (《教育中国: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中的知识,社会和教科书,1902-1937》)不仅充分利用了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史料系统地重建晚清和民国的思想状况,还将关注重点引向基础和中级教育这一对于国民思想形成具有深远影响,而尚未得到更多关注的领域,体现了由高端精英话语向中层普及话语延伸的研究趋势。在沙培德看来,他所检视的教科书体现了变动中的思想具有普遍性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而同时又不乏内部的多种声音乃至争议(页6)。作者的问题意识集中在现代中国公民意识,国家认同,及现代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因此,在对教科书资源的选择利用上,重点关注相关教科书通过国文读本,道德和公民课本,历史教材和地理教材四个主要门类向学生传达了何种带共性的“讯息”(messages),而对与核心议题相关度不大的现代自然科学和数学教育则存而不论(页6-7)。同时,他也把对作为史料的教科书的选择限定在国家正规教育体制以内的教科书,而不讨论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只针对女学生的教材。正如作者明确指出的,这项研究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史,(institutional history),也不是对学生文化(student culture)进行的专门研究。在笔者看来,沙培德教授在这里进行的,仍然是他一贯坚持的思想史研究方向,只是将视角稍稍下调,从纯粹精英知识份子的论述转入教科书这种普及性的文本,而教科书的一大特点,如作者本人指出的,在于其既不极端激进,也不极端保守的主流和温和改良性质(页7)。[4] 这本新著再次提醒思想史研究者和读者,思想史研究未必必须关注最为保守或最激进的极端思想,完全可以给予主流和中层的知识和观念以更多的关注。

  一、教科书的意义

  1949年前中国的公民教育,在当今中国大陆文化界的讨论中,已经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是,最早致力于倡导“公民教育”的李慎之先生写于1999年的这段话仍是值得引述和思考的:

  “说来惭愧,十年前,我曾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当过五年委员,也算是参加国家立法工作了,可是我所依凭的法律知识居然不过是六十年前从初中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5]

  这段文字,沙培德教授可能未及过眼,其实对于Educating China这本专著来说,应该算是极有价值的佐证,因为“六十年前”正是1930年代,李慎之先生当时所受的正是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而在其间学到的法律知识到六十年后仍然对他有着深远影响。

  另一段文字则颇能说明清末民初先进知识分子对国民教育的积极态度的。在一封1911年11月由周作人起草,鲁迅手订的私人信函中,周氏兄弟在武昌首义后不久即注意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

  “侧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上论学术,未可求全于凡众。今之所急,惟在能造成国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教育是也。”[6]

  对于教科书对国民思想,特别是受教育的社会中层的型塑作用,Educating China一书引言部分一开篇就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揭示。作者首先假想了一名1904年满7岁的中国男童。这名男童所受的教育包括每天读经至少两小时,识字,上的其他课包括修身—孝顺,爱国—和历史,地理等。到了1910年,他或许进入高小,开始更多地了解“国家”这一概念,他很可能选择学习日语作为外语,并开始研习数学和科学。他的历史教科书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朝代兴衰,清国的胜败,乃至宪政的必要。他的地理书教授世界各地的人种和宗教,和包括中国人文地理和地形地貌在内的实际知识。他很可能读到宣传反清革命的小册子,而到了1919年,这名学生很可能就出现在五四运动的队伍中。作者接下来继续想象另一名1920年入读小学的7岁女童。她接受的是男女合校教育,但这让她的父母略微担心。她了解民国的旗帜,学习爱国,掌握关于动植物和衣着的基本知识,但不再研读儒家经典。在女子初中阶段,她完全使用白话文,大多数的课时被用来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她会选择英语作为外语,了解伍德罗·威尔逊和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西方名人。在高中阶段,她将学习三民主义和传统道德,懂得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中的危险处境,她相信孙中山的学说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础,却不确定国民党政府是否足够强有力。到1935年,22岁的她很可能参与一二·九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也就是说,这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政治取向,都或多或少是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影响的结果。

  二、制度环境

  沙培德教授在全书的第一章中首先检视了晚清和民国中小学教科书产生的制度环境,即国立学校系统,及其构建过程。在这里,乃至全书中,作者并未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界,把晚清和民国分为两橛,而是视为制度和思想流变中一脉相承的连续体。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国家主导的强制普遍义务教育的倡导和实施始于清末,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开始注意到编印教科书的商业价值。政治和社会精英想让清末的中国学生学习什么? 沙培德的研究揭示出:这是一个以学部为代表的官方机构和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间出版界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在学部看来,普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忠君的国民,以对抗革命的异端邪说,同时,教育也是通过动员民众实现强国的一种手段。学部强调尊孔,重视普及“国学”,并注重把“公”这一概念灌输给中小学生。“公”在这里被定义为一切私人范围以外的领域,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学部的教育方针还重视对学生进行军事体育训练(页19-20)。自1906年开始,学部不仅负责审查各类教科书,还自行编定教材,对于“平等”和“婚姻自由”一类观念,学部视为过激思想严加防范。然而,即便如此,带有异议性质的思想也仍然有一定的微妙的生存空间,因为民间编印和翻译教科书的实践在1911年前后都从未停止,而私立学校直到1920年代末都可以自由选用教科书(页25)。

  当然,辛亥革命为教科书编写带来了一个重要转折,因为民国教科书中取消读经,并开始在男女合校教育中灌输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在蔡元培主导下,民国初年的教科书注重军国民教育,美学,学生的个性发展,在道德和知识技能之间寻求平衡,力图培养学生健全的“世界观”和与人类全体共命运的体验。沙培德还指出,即便在1910年代末期,激进和保守两派的政治和文化观念日渐分途之时,对于“公民”教育的目的和性质仍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包括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能够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文化存在各种遗毒,迷信必须肃清,伦理必须重建等(页31)。到了1923年,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以公民课取代修身课,并将“社会”这一重要概念引入中小学教育。中小学社会科课程包括公民,历史,地理,卫生等。笔者在这里想补充的是,1923年官定课程设置和教科书中的这一“社会”转向,和五四时期“‘社会’概念作为中心话题”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是自清末到五四知识界持续关注社会问题对中小学教育的最终影响。[7]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由精英思想话语成为中小学教学内容,最终进入受过教育的国民的集体意识的过程,正集中体现了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些关键概念由上至下的传播和扩散。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对于教科书的影响,可以说毫无悬念。以反帝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在1925年后风起云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戴季陶的主导下全面进入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定,成为国民教育的思想基础。如沙培德指出的,国民党人的关注焦点在于培养“爱国主义”,服务于其反共的主要目标(页39)。

  然而,如果把晚清至民国教科书的发展轨迹化约为一个最终走向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过程,注定是过于简单的。沙培德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于看到晚清/民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化。在一个多元的光谱中,民国政府事实上从来没有绝对地垄断所有教育实践和知识话语:“乡村识字运动,城市夜校,传统私塾,职业教育,海外留学,官办学校系统,由从世界顶尖大学获得学位归来的学者任教的大学”(页40)。在教科书的编篡中,尽管有政府的指导和审查,形形色色的编篡者本人还是充分发挥了社会改良者的功能。

  三、现代公民教育

  在第二章中,沙培德重新从清末开始,集中探讨识字读本的编写。作者首先指出新政时期的识字教育和传统蒙学的区别在于现代新概念和语汇的引入,例如“公民”,“宪法”,“民主”,“爱国”,“进步”,“公园”,“铁路”等,其根本目的在于进行初步的公民训练。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发挥民营出版业的优势,特邀文学翻译家林纾以古文编写中学教材。到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用白话文编写教材,并使用标点符号,而这一进步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之一。作者指出,1920年代的国文教科书不仅逐步全面转向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还将“文学”的欣赏范畴从传统的诗歌扩展到小说和戏剧,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智力发展。作者认为,真正推进现代中国语言规范化的是教科书书的编辑和出版者,而非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和在高等学校供职的语言学家(页47)。作者注意到,晚清的教科书把现代历史和国家意识渗透到识字教育中。教科书告诉学生,中国的国名叫“大清”,清朝入主中原并非外族征服,而是平定明末内乱恢复治道的结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向学生传授“家族”,“民族”,“国家”三个概念,并解析相互关系(页52)。清末识字课本还讲授人种和种族知识,例如,将人类分为黄,白,红,黑,棕五种,强调种族间的争斗,但民国初年的课本中,又强调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和谐并存(页56)。另外,清末开明书局的识字课本中已经出现关于“民权”和“民主”的内容,商务印书馆在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的课本中,则详细介绍人则自然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增加了关于男女平等的内容。中华书局版教科书则向学生传授“自由”这一概念,并引述梁启超对“文明之自由”和“野蛮之自由”所作的区分(页59)。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史学大师吕思勉也参与过识字课本的编写。作者特别关注吕思勉对“集会”的解释:集会的长处在于召集大量的人从不同观点,以合作的态度考虑问题,因此“文明”国家都重视集会(页59)。在这一章中,作者展示出从清末到民国的识字课本涵盖了大量属于启蒙思想的内容。除了以上的政治概念以外,教材中还详细介绍有限责任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的区别,机器工业的重要意义,夫妇平等相待之道,日常礼仪,体育和卫生,公园的价值等等。1930年代以后,反帝民族主义内容进入国民政府主导的识字课本中,而在左翼作家和教育家如叶圣陶等人主持编写的教科书中,则加入了对工农的同情和赞扬(页59)。正如作者在本章结语中所说的,从清末到民国的识字课本几乎触及了所有从家庭生活,社会职责,道德行为,到政治概念的所有可能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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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07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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