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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与徐复观:半个世纪前的德治论争

2017-11-09 08:45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李放春 阅读

1966年,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非常活跃。是年三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召集的对华政策听证会上,他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身份应邀陈述其中国观点。他与另一位著名“中国通”鲍大可(A. Doak Barnett)共同敦促美国改变其孤立中国的政策,增进与中国大陆的沟通与接触。会后不久,费先生的听证会发言以《中国新思考》为题在《大西洋月刊》上公开发表。这一年,他笔耕甚勤。除了公布听证会陈词外,他还在《纽约书评》《外交季刊》《生活》等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中国观。

费正清

费正清

费正清惹出的麻烦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为美国官方提供的政策建议旋即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在国民党政府的操纵下,学界、舆论界口诛笔伐,群起而围攻美国“姑息主义分子”费正清,抨击“绥靖逆流”。5月16日,《中央日报》等台湾报纸刊出由胡秋原、郑学稼和徐高阮发起,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一千多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公开谴责费正清“以‘中国专家’之名,在美国发动有组织的宣传,主张承认……中共政权”。随后,反费阵营以《中华杂志》(胡秋原创办)《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组织了连番批判,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对于台湾方面的政治与人身攻击,费正清表达了其严重不满。后来,由于美国各方面对国民党政府施压,这场运动才最终收场。

时移事异,冷战格局下酿出的“反费”闹剧早已成为逝去的往事。然而,透过这一历史插曲,引起我们兴趣的则是其时备受争议的费正清的中国观,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认识中国大陆革命与政权的视角。当年,费先生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反感,不仅由于他在政治上“反华亲共”,主张美国应与大陆政权接触,“遏制而不孤立”(最初由鲍大可提出),而且由于他在学术上主张应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置放在中国历史的长线视野下来认识。尤其令台湾反共学者难以容忍的是,费正清竟敢把毛泽东主义与孔子及其开启的儒家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公开信》批驳费正清的“虚妄宣传”,认为:"中国传统,自古亲亲尊贤,仁民爱物,力崇礼让忠恕,向往和平大同。……当费正清教授说共产主义承继中国传统的时候,只表示他对中国传统和共产主义皆属无知。"简言之,在台湾反共学者看来,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是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这也是当时一些持所谓极权主义论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看法。例如,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主任戴德华(George E. Taylor)在听证会上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代表了与中国过去的彻底断裂。

费正清则认为,共产主义中国在诸多方面继承了传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他在其时评文章中刻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人民中央王国”,鲜明体现了这一看法(Fairbank,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Foreign Affairs, Vol. 44, No.4, July, 1966)。即使在1966年的下半年,费正清仍指出:“当毛想要打倒这个传统时,他却只能找到传统的方法。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流沙般困住了他——他越是挣扎,就越是深陷于从中国过去所继承的那些态度与梦想当中。”(Fairbank, “A Nation Imprisoned by Her History,” Life, September, 1966)

回到听证会。费正清特别提出,鉴于中苏分裂、国际共产主义已非一体之事实,应注重考察中国共产主义所展示出的中国性(Chineseness),把握北京方面的政治行为的中国特点。为此,他在陈述中扼要梳理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特征,如中国中心主义的自我优越感、儒家礼乐秩序之意识形态正统、上智下愚与选贤任能等等。其中,特别引发争议的则是其所谓“德治神话”(the myth of rule by virtue)论。

围绕传统中国的政权正当性论证问题,费正清在陈述中专辟一节探讨了“德治神话”。他提出,一直以来,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即德治的神话”。根据这一观念,

一个优秀的人,遵照正确原则所作的正确行为,树立起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感化了其他的人,并且博得他们的尊敬和忠顺。尤其是皇帝的正确行为,作为人类最完善的榜样,被认为能够影响所有臣民。他的德行博得了臣民们的忠诚,当然须在他们也懂得经典中所确立的正确行为原则的前提之下。而对于那些愚顽不化之徒,则以赏罚手段来对付。(Fairbank, Senate Testimony on China, March 1966)

要言之,依据儒家信念,传统中国的统治者宣称以其德行为榜样来治天下。为了便于美国听众理解其重要性,费先生将中国的德治观与西方政治生活中贯穿的法律至上、天赋人权等观念相提并论。

费正清还指出,中国统治者将德治之内政信条进一步推延至外交领域。传统的朝贡体制强化了中国神话,即外国番邦的统治者受到中国皇帝的德行感召而“倾心向化”,臣服于文明中心。即使在国力虚弱的时候,中国也会通过保持礼仪与史录来维护其虚构的上国地位。中国史官留下的卷帙浩繁的外交纪事清晰展示了天朝上国与德治之政治神话的重要性。

正是沿着这一关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般认识,即名与实的分离,费正清对其时中国大陆的外交战略做出研判。他认为,世界革命蓝图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对其作为世界革命榜样的德性的自我确认而已。“德治要求统治者们宣示其教谕,称其将赢得整个天下,即使他们在实践中无力支撑这一宣示。”因此,它与那些邪恶的征服世界的疯狂企图实不可相提并论。这一研判构成费建议的对华政策新思维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费正清将德治(神话)作为贯穿中国古今内政外交的基本政治逻辑,然而当时的台湾学界对rule by virtue这个说法实际并不熟悉。有的将之译作“德治”,有的则译作“以德统治”。同情费的陶百川提出:“译为礼治主义,更能切合费正清教授的说法。”反感费的梁和钧则评论说:“德治只是礼教,费先生对于中国文化,或许只是浅尝,所以会用此陌生的术语。”

“德治”问题之争

“德治”一词是个现代术语,但并非费正清的创造。1920年代初,梁启超论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时,就曾提出“德治主义”之说法。不过,并未深加讨论。相对而言,他更重视对儒家的“人治主义”“礼治主义”两义(相对于法家的“物治主义”“法治主义”)的阐发。萧公权论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接续了任公的“人治”说。此外,他强调孔子尚仁,故其政治思想可谓“仁治”。当然,萧公权在分析中明确指出:“孔子之教,意在以德取位。”但是,他也没有把“德治”作为把握儒家政治思想内核的基本概念工具。

徐复观(右三)与牟宗三(左一)、熊十力(坐者)

徐复观(右三)与牟宗三(左一)、熊十力(坐者)

笔者目力所及,真正把“德治”作为儒家政治思想要义加以系统阐发的学者,当推徐复观。这位“半路出家”的学人年过不惑才拜入到熊十力门下,决心弃政从学,弘扬中国文化。1950年代初,他在一篇探讨儒家政治思想构造的文章中提出:“德治主义”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其基本出发点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信赖”。徐先生援引《诗·大雅·烝民》中“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一句,说明德治的关键在于:

治者必先尽其在己之德,因而使人人尽其秉彝之德。治者与被治者之间,乃是以德相与的关系,而非以权力相加相迫的关系。德乃人之所以为人的共同根据。人人能各尽其德,即系人人相与相忘于人类的共同根据之中,以各养生而遂性,这正是政治的目的,亦正是政治的极致。(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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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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