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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展良: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经典?

2017-11-08 09:0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吴展良 阅读

   三期中华文明与其经典体系

   中华文明一直是一个“超级的国家型文明”,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历史可依其国家的基本性质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封建时期,虽然有天子,可是其下各国相当独立,有数以百千计的国家,共同组成一个依中央礼制所建构的天下型国家。第二期是大一统的帝制时期,从秦一直到清末,大体上实行或企图实行由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郡县制。第三期则是民国与共和国时期。这三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性质都有非常重大的不同。因此,在这三个时期,所谓经典或经学的概念,其实相当不同。

   第一期的华夏文明,是经的诞生时期,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经学。依清代章学诚的说法,所谓的“经”是记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三代圣王得位行道、经纶世冑,建立稳定政教结构的历史记录。三代圣王透过世界性秩序的建构,让天下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而且在伦理、道义与文化上大幅提升,成就极其斐然,所以后世尊此大业之记录为经。

   后世所谓的经学主要盛行于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也就是汉以后的帝制中国。汉人为了因应大一统的需要,重新解释并整理古代的经典。此因秦用法家而速亡,汉初用黄老也产生诸多问题,最后只得法古更化,透过重新学习三代之治让汉朝稳定下来。这显示中国文明从第一期过渡到第二期的过程中,由于变化幅度太大,经历了一段很不稳定的时期。最后,惟有通过重新阐释并运用三代的经典,方得以建立稳定的新政教体系。这才是经学诞生的首要意义。此后的中国历史,则如冯友兰所说,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清末,学术思想基本上定于经学。冯氏意存批判以表现他新时代的见解,但古人确实如此。在历史上,经学让中国的政教稳定了两千年,自然有其伟大的价值。

   从第一期中国转型到第二期中国期间政教体制长期不稳定:先用法家与诸子,最后转回汉人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诠释,并融入了法家与诸子学。此一历史经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历史的大转型时期,政局及其使用的主要思想——也就所谓的“教”——往往变动难定。中国文明从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转型过程也是如此。如果将中华民国视为第三期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第二共和。此第一与第二共和的政教体制皆不甚稳定。中国作为如此巨大、举世无双的“超级国家型文明”,一向需要一个适当的政教体系才能稳定。从汉至清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传统的经学即在此一时期负担了稳定政教体系的功能。如今中国文明已进入第三阶段,初期以“主义”取代了经与经学,但未来仍有必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与经学,否则恐难以维系此一文明之政教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不同于中国文明,所谓西方文化并非一个一体的“国家型文明”,而由多个国家与文明结合在一起,亦缺乏统管“国家政教”的经或经学的传统。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各自发展,两河流域尤其有多种外来文明进入。希腊各城邦的规模很小,政教体系极其多样化。罗马帝国则由罗马城邦统一众多文化高度歧异的殖民地而形成。罗马衰亡后,西方进入没有共主的封建时期,靠基督教而非一统国家建立起共通的文明基础。至于现代西方文明,则是在高度分散的封建社会与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复兴并发展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是以其文化虽然相通,但政治上高度分裂,最后走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列国体制。整体而言,西方文明的政治形态,一般趋于分散。各期与各国的政教也融合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明,所以并非一“国家型文明”。另外,印度文明历史上分裂多于统一,且后期的统一主要靠蒙古与英国所达成,主要是个宗教型文明而非国家型文明。伊斯兰世界虽实行政教合一,仍主要仍属于宗教型文明。早期统一,如今也分为五十余国。历史上,印度与伊斯兰文明在其实行政教合一的时期,亦皆有统管“国家政教”的经与经学的传统。

   在各大人类文明之中,只有中国文明长期保持国家型文明的样态。国家型文明首先必须处理的课题,必然是稳定国家的体制。因此,华夏的根本性经典,主要皆聚焦于处理建国与立国问题——《诗》、《书》、《礼》、《乐》、《易》、《春秋》皆与立国体制和政教大端密切相关,均为当时建国、立国的重大文献或相关记载。汉人法古更化、体儒用法,此后中国历代立国的体制,尤其社会礼教文化,大体渊源于此,是以后人尊之若天。入宋以后,士人对于经典的解释较偏于人伦义理与教化,然而宋元以降政治之积弊日深。民国以来,传统大衰,提倡传统的学人多只能侧重于阐发经典之哲理。若深入考察中华经典的根本,六经与四书均带有高度的政治性与教化性,不可偏废,故知宋以下之经学实有所偏。

   综上所述,关键问题在于:华夏文明底下的生存发展,需要何种根本性经典?百年来中国人所服膺的政教方针始终未能稳定,是以吾人至今皆难以确定第三期中国的政教体系究竟应当安顿于何处,主导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主要架构与内涵的基本经典又是什么?因此,为了中华文明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确立中华文明新的经典体系。

   华夏文明的根本性经典与三期的中国

   首先,从整体文化与政教渊源来看,华夏文明的根本经典仍应当是六经与四书。六经是华夏文明生活方式和政教体制的根源与根本,四书则是对其所蕴含的基本道理所作的伟大发挥。这关系到华夏文明之所以能稳定发展,及其道理体系的根本价值。六经何以是华夏文明生活方式和政教体制的根源与根本?因为传统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皆主要渊源于六经所代表的古典时代。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即使时而至今,华夏文明的各种基本特性莫不与六经四书相关。例如对于家、亲人、人情与人际关系的重视,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的祖宗崇拜与宗族体系。

   另一方面,自三代以降,政治而非宗教才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而中国文明之政治,倾向于照顾整体的秩序与福祉。这渊源于三代的宗族主义以及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的政治体制,再透过封建礼制所完成的整体秩序,深入渗透后世的郡县制度与政治社会文化。封建礼制以照顾整体的秩序与平衡为第一义,后世虽号称帝王一统,仍必须重视中央与地方的平衡。而现代无论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都依然有中央及广大地方间的平衡问题。换言之,从三代以降,中国文明的诸多基本特质始终延续。此种高度的延续性,当然有其内在根源。

   两千多年第二期中国的稳定性,很高程度建立在对第一期中国所产生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等经典的不断阐释与运用。第二期中国无论在观念或制度上,皆大量沿袭自第一期中国。此所以经学一直为儒者所尊,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直至清末才废除。尽管许多人认为,经学在现代化之后已经成为过去式,不但不再被需要,而且是必须破除的限制。但如从比较文明的观点来看,华人或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思想文化,至今仍明显不同于西方人、印度人及回教徒。这些差异从何而来?即使中国人往往不自觉,外国学者与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特质显然源自儒家的政教体系。由是观之,六经与四书实为华夏文明的根本,数千年来国族的生命赖之而存。其中必有甚深奥义有待发掘,并非简单的现代化理论或某种主义、学说所能取代。

   第三期中国虽然经过天翻地覆的革命,输入了大量西方学理,其建国过程却大体延续了传统中国打天下的方式,而与所有西方国家不同。新中国的建立,明显沿袭了几千年来的历史格套,故而在立国之后,其政治的基本形态亦不容易改变。中国历代开国的格局一般难以改变:明太祖建立明朝,其基本政治形态经过太祖、成祖两代定制,此后两百年大抵无法改变。宋代王安石变法亦以失败收场;汉代尝试改变,结果闹出王莽,一度亡国。然而,为何中国政治开国后的基本格局不易改变?主要因为中国的规模极为巨大。如此巨大的国家,一旦基本的政教体制发生变化,稍有不慎,便是千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文明与朝代的基本体制不能改变,但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很不容易。

   各种历史研究皆显示,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基本构造与要素,都与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与明清的传承性很高。例如党主席、总书记或“核心”之于皇帝的决策权,中央政治局之于清代军机处或明代内阁,两百多个中央委员之于清代约两百多名可直接上奏的大臣,乃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在基本结构上都与明清有相当大的类似性,而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现代中国固然在各方面已有巨大改变,然而从深层结构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延续性却仍然相当强。从延续与巨变两方面同时客观考察,才更能接近真实。

   六经与四书体系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首先在于中国自古的政教体制非常巨大,必须照顾到亿万众生,故而非常看重整体的生存发展,以及彼此的互保互育,所以特别强调“仁”的概念。再者,由于中国不是宗教型文明,一切人生义理必须另有所本,所以选择源于也含摄人伦关系的仁义当作做人的根本。现代的自由、民主、正义乃至法治的概念,源于古代雅典。雅典只是一城邦,其政治的规模相当小,通常只有三、四万的自由人,最多时亦不过十万。另外,雅典同时是个高度商业化的文明。

   相较之下,中国这样的大农业国与宗族社会,自文明肇始之际,其所需的政教体系就与商业化的小城邦雅典截然不同。西方一切政治、社会理论与文化的主要源头是雅典与罗马,再加上埃及与两河文明的远源,兼以基督教文明的涵育,使得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文明大为不同。

   举例而言,西方的法治有两个重要根源:首先,法律起源于宗教诫命,超越的宗教传统让西方人有一个悠久的守法传统,从苏美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圣经》的十诫到《旧约》的种种律法皆然。其次,共和国制的城邦系由自由公民与权贵集议立约,共同选择创造保护自己与城邦的制度与法律。因此共和国的人民有深刻的自主、自律的概念,其守法的性格深入骨髓。

   相反地,中国人身上则根本找不到这种深层的守法性,这主要因为中国人既缺乏宗教立法的传统,也没有城邦式自主立法的传统,双方的大传统实有巨大差异。六经与四书的道理体系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其普遍性在于仁义礼智和孝悌忠信等基本德目与德智兼修的追求。其特殊性则例如四书何以特别强调上述德目,而非自由、平等、正义等德行;以及对于性本善以及人可以通过德智兼修而完成的肯定。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自的体制不同,其所强调的德行与人生目标亦不相同,但彼此亦能互相欣赏,互相补益。我们既要认识六经四书道理体系的普遍性,也要认识其特殊性,才能深入继承本文明的主体特质,又能够不断吸收与发展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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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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