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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恕诚:从韩愈到李商隐

2017-09-27 08:5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余恕诚 阅读

   韩愈和李商隐分别为中晚唐文学巨子。韩愈擅古文而李商隐擅骈文,韩诗的成就主要在古体,李诗的成就主要在近体。韩诗雄直奇险,表现为阳刚之美,李诗瑰艳朦胧,表现为阴柔之美。宏观地论文学史演进,韩愈诗文对宋代诗文具有启发和先导作用,但在具体进程上,从韩文韩诗到宋文宋诗,中间却隔着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五代骈文复炽和晚唐绮美诗风代替中唐诗风的一段曲折。这些现象,或许会让人认为李商隐是和韩愈相对立的,而事实上李之于韩,虽诗文面貌相异,内中却有非常重要的相通之点。本文将着重从诗歌方面探究其间承接与推移关系,揭示李商隐和晚唐诗人在创作上所受到的沿韩愈而来的潜在趋势影响,进而连带讨论文学演进过程中前后环节之间常常出现的穿透与移位现象。错误之处,希望得到专家指正。

   一、从对韩文的推崇到对韩诗的追摹

   李商隐一生在骈体文的写作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他把骈体四六文的声律辞藻与隶典用事之美推到极致,不仅在后世有“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二)的评价,就是在当时亦颇负盛名,有“三十六体”之号(《旧唐书·李商隐传》)。按说他应该以此自矜,但是在总结自己骈文创作时,他非但未有肯定,反而表示了很深的遗憾。大中二年,李商隐在居桂幕奉使江陵途中,自编其第一个四六文集,作《樊南甲集序》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仲弟圣仆,特善古文,居会昌中进士,为第一二,常表以今体规我,而未焉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岭当表记,所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复括其所藏……唤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大中十年,李商隐在东川梓州幕府,编《樊南乙集》,序中又云:“此事非平生所尊尚,应求备卒(猝),不足以为名。”两序中作者所表现的遗憾与追悔,当然与他的仕途蹭蹬有关。唐代“敕定奏记”,用的是今体,李商隐擅长官府通用的今体文,却并没能致身通显,反倒沉沦下僚,不免令人遗憾和慨叹。但两序毕竟是在论文,一再声称四六文“未足矜”、“不足以为名”,强调自己有写古文的才能未得发挥出来,就确有鄙视四六文的意思,而不能仅仅认为是抒发沦落之叹了。李商隐声明“此事非平生所尊尚”,那么所尊尚者究竟是什么呢?既然不满今体文,显然就只能尊尚与之相对的古文,而当时古文的旗帜即是韩愈。尽管这层意思不言自明,但他还是郑重地借“人或目曰”点出:“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尊尚韩文,至此当然是清楚不过了。只是这段话由文又涉及到诗。虽未明确点韩诗,但杜诗对韩诗有着深刻影响,韩愈“以文为诗”,诗文兼擅,而李商隐亦是“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周振甫《李商隐选集前言》引钱钟书语),在杜诗与韩诗的前后继承关系以及诗与文的沟通联系中,也约略可以推测李商隐对韩诗的态度。

   李商隐的名作《韩碑》诗叙述韩愈《平淮西碑》的撰写和被推倒过程云: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公退斋戒坐小 ,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与韩诗一样,字奇语重,雄健奇崛。《韩碑》所赞的虽是韩文,但它用诗体写出,在风格上模仿韩诗,逼肖韩诗,同时也就体现了对韩诗的仰慕和肯定。

   《韩碑》历来受到高度评价。“樊南奇绝是《韩碑》”(邵长蘅《偶书樊南集后》)。冯浩撰《玉溪生诗集详注》,取《韩碑》压卷,置于卷首。许多诗论家还注意到它与韩诗的关系。王士祯云:“《韩碑》一篇,直追昌黎。”近人舒芜先生则更由《韩碑》推及李商隐的整个诗歌创作:“《韩碑》一首,表明他无论怎样转弯,而不变的坐标还是韩愈。”(《论韩愈诗》)除《韩碑》外,商隐集中风格近韩的作品仍然可以举出一些。如田兰芳谓《安平公诗》:“在韩、苏之间”;吴仰贤评《偶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韩碑》一首即仿昌黎,在集中另是一副笔墨,次则《偶成转韵七十二句》,异曲同工”;纪昀谓《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前一段规仿昌黎。”(注:田兰芳、陆士湄、纪昀评语,均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有关各篇后所辑笺、评。)覆按诸篇,像《偶成转韵》诗中“斩蛟破璧不无意,平生自许非匆匆”,那种“傲岸激昂,酸儒一洗”的豪纵;像《安平公诗》中“如公之德世一二,岂得无泪如黄河。沥胆祝愿天有眼,君子之泽方滂沱”,那种夹杂“沥胆祝愿”一类险语,且多用虚字的做法;像《李肱所遗画松》诗中“樛枝势夭矫,忽欲蟠挐空。又如惊螭走,默与奔云逢”,那种借用奇特意象逞弄笔力的表现,可以证实田兰芳等人认为这些诗学韩或近韩是有根据的。

   二、以李贺为中介的又一种追摹

   《韩碑》追摹昌黎,达到很高的境界,与韩诗风格相似之处也很容易辩识,但这类诗在玉溪集中数量有限,离商隐的主导风格也比较远。玉溪集中还有一批诗歌,既较接近其主导风格,又不难理清与韩诗的渊源关系,这就是以李贺为中介的“长吉体”诗。吴闿生云:“昌谷诗上继杜韩,下开玉溪。”(《李长吉诗评注》)李商隐的许多“长吉体”诗,即是可供考察李贺这种承上启下作用的标本。

   李贺与韩愈关系密切,在生活、创作和求仕等方面,都得到过韩愈的关照。两人虽然地位和年龄悬殊,诗歌创作上却有不少相投合之处。不满因袭的诗风,“惟陈言之务去”,好奇背俗,戛戛独创,是其共同倾向。两人又都与世格格不入,不同程度上有一些怪僻心理。韩愈从科途到仕途,从排斥佛老,倡导古文运动,到参预朝廷的政治军事斗争,其卷入矛盾之深和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中唐其它诗人,他在精神上有时甚至处于“忽忽心如狂”(《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的状态。内心感受强烈的矛盾冲突,情绪躁郁,“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上兵部李侍郎书》),成为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所以韩诗不光是一般的奇险,还颇有些光怪陆离的成分。李贺则由于家道衰落,父亲早逝,僻性高才,受人毁妒,导致精神压抑,心境迫窄,“思焦面如病,尝胆心似绞”(《春归昌谷》),出于表达其情感的需要,对于韩愈由心中磊砢不平导致的奇险诗风非常容易接受。又因其与外界少所接触,平素耽于幻想,“呕心作诡谲之辞”(宋琬《昌谷集注序》),故而较韩诗亦有所变化,诗中非现实因素加强,多了一层诡怪的成分。处在李贺之后,李商隐未必要把他的心态以李贺诡谲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他追摹李贺的“长吉体”诗,置于《昌谷集》中却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且从中也不难发现与韩诗之间的联系。如《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

   东有青龙西白虎,中含福星包世度。玉壶渭水笑清潭,凿天不到牵牛处。麒麟踏云天马狞,牛山撼碎珊瑚声。秋娥点滴不成泪,十二玉楼无故钉。推烟唾月抛千里,十番红桐一行死。白杨别屋鬼迷人,空留暗记如蚕纸。日暮向风牵短丝,血凝血散今谁是?此诗论词语意象,如“凿天”之“凿”、“踏云”之“踏”、“撼碎”之“撼”均带有强力,甚至显得有些过头,与韩诗及李贺诗歌中一些狠重的动词用法接近。“鬼”、“血”、“死”则是李贺最爱用的字。“牛山撼碎珊瑚声”、“日暮向风牵短丝”,也与李贺“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寒绿幽风生短丝”(《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正月》)有意象上的联系。至于整体风格,则正如张采田所评:“全宗长吉,专以峭涩哀艳见长。”(《李义山诗辩证》)“峭涩”,可通之于韩诗;“哀艳”,则是李贺的新特色。

   从韩愈到李贺,题材上也出现了变化。韩诗有通之于儒学政教的雄杰瑰伟。韩诗之奇,多用以表现崎岖的人生阅历和险巇的社会图景,李贺集中虽有《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涉及政治历史的题材,但更多的时候是怀着浓厚的兴趣,写闺阁与爱情,反映苦闷压抑的灵魂想从男女之情方面得到慰藉,他在韩孟一派中展开了写艳情的领域,题材虽变,而诗艺中仍含有韩派固有的奇险因素。李贺之写爱情和妇女,往往伴有很富于刺激性的色彩、意象和生活场景。《苏小小墓》让苏小小的幽灵出现在阴森的墓地,境界幽幻,笔调冷峭。《宫娃歌》:“啼蛄吊月钩栏下,屈膝铜铺锁阿甄。”蝼蛄形象怪异,又将它在夜间啼叫说成是“吊月”,用以表现宫女被幽闭的痛苦,意象与构思都显得奇险。《大堤曲》:“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甚至带有韩愈南贬诗中那种蛮腥味。所以尽管韩愈集中基本上没有艳诗(注:韩愈诗集中只有一两处因描写宴会偶见艳句,如《酒中留上襄阳李相公》:“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堕座添春。”经过附会,能算艳诗的,亦只《镇州初归》一首。),李贺的艳体仍以其艳丽中带奇险、婉媚中具拗峭,与韩诗相通。李商隐受李贺影响,除写“长吉体”外,题材上往艳体发展也是一个方面。《河阳诗》、《河内诗二首》、《燕台诗四首》等篇,则是既写艳情又具“长吉体”的风味,集中地体现了李商隐沿李贺向前发展的走向。这类诗一方面以其哀感顽艳、奇诡波峭近于李贺,另一方面,一些作品中峭硬的成分减弱了,柔美的因素有所加强。如《燕台诗四首》中“研丹擘石天不知,愿得天牢锁冤魄”(《春》)、“月浪冲天天宇湿,凉蟾落尽疏星入”(《秋》)等诗句,均能让人感到其中含有峭险成分;“蜀魄寂寞有伴未?几夜瘴花开木棉”(《夏》),甚至带有蛮荒色彩。但在总体风格上,《燕台诗四首》比起《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等篇那种险僻光怪已经离得很远了。“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醉起斜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春》)等描写,甚至让人只觉其柔婉而不觉其峭涩。这类诗尚不及《锦瑟》、无题等篇的融浑深婉,它在艺术处理上偏“生”而非近“熟”,风格特点是绮艳中或多或少地带有奇险的成分。“艳”是李贺、李商隐的新作风,“险”则远源于韩愈。等到把“生”化为成熟而又新鲜,“险”化为奇警而又瑰丽之时,玉溪诗自己的面目就彻底形成了。因而可以说《燕台诗四首》等“长吉体”艳诗,在走向李商隐的更为融浑纯熟的主体风格方面,较一般“长吉体”又前进了一步。当然,这种前进,不是按原来步调朝一个方向笔直向前走,而是有舒芜先生所说的“转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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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7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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