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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若水:从《圆圆曲》到《桃花扇》(2)

2017-06-13 09:0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辛若水 阅读

  (四)风雅之盛

  其实,在古代文人,不过迷恋两种东西,一是儿女之情,一是风雅之盛。当然,二者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但是毕竟有着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从男女之爱的层面来理解儿女之情;并且这些必然在自然人性那里得到解释。亦即,自然人性恰恰是儿女之情的根源。但是,根源于自然人性的儿女之情,并不一定需要风雅之盛的点缀。不过,不为风雅之盛点缀的儿女之情,往往唤不起古代文人的热情。也就是说,古代文人醉心于为风雅之盛点缀的儿女之情。当然,就风雅之盛来说,属于高级的精神追求;但是,如果缺少儿女之情的点缀,那似乎就凭空失掉了许多魅力。也就是说,儿女之情与风雅之盛是相互点缀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能不能讲,儿女之情根源于形而下的欲望,而风雅之盛,则属于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呢?我想,这样讲是合适的。我们虽然讲儿女之情根源于形而下的欲望,但是却从不曾把儿女之情等同于形而下的欲望。也就是说,儿女之情早就超越了形而下的欲望,而在情感的意义上得到了升华,这即是所谓的“化欲为情”。其实,在儿女之情这里,是有着文明的精神的。亦即,在这里,人本身并不是为形而下的欲望所支配;相反,人本身已经成为了欲望的主人。亦即人本身不仅可以控制形而下的欲望,而且可以升华形而下的欲望。而升华了的形而下的欲望本身即意味着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我们虽然把风雅之盛解释为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风雅之盛在执著于“道”本身;相反,风雅之盛依然是停留在感性层面的,虽然它可以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意蕴。所以,在风雅之盛这里,所展现出来的实在是丰富多彩的感性。也正因为如此,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感性的风雅之盛,可以与儿女之情交织在一起。因为在儿女之情这里,最多的依然是感性。其实,在儿女之情与风雅之盛这里,女子的艺术化实在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艺术化的女子的存在,儿女之情与风雅之盛的结合才成为可能。其实,女子的艺术化以及人们对艺术化的女子的品鉴,恰恰印证了一点,即人本身是感性的存在。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本身的问题。如果从美与艺术的角度出发,我们很容易尊重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本身;因为正是丰富多彩的感性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妙无比。但是,若从伦理道德乃至历史理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则会认同以理性的精神来约束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本身。因为如果执著于感性本身,是很容易走向自然欲望的放纵的;而放纵的自然欲望,同样会假借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说,风雅之盛同样会被编织在自然欲望的放纵中。在这里,我并不愿意谈论风雅之盛的虚伪;因为这会让很多执著于形而上精神的追求的人不满。但是,我们却必须看到,所谓的风雅之盛,即便拥有美与艺术的纯粹性;但是,在历史的兴亡面前,也很容易风流云散的。如果从大处来讲,那就是无论儿女之情,还是风雅之盛,都无补于兴亡之恨的。在风雅之盛这里,确实有文明的精神;但是,为什么文明的精神,就不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呢?当然,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会认同风雅之盛恰恰是兴亡之恨的根源。但是,风雅之盛无补于兴亡之恨本身,却是最基本的事实;而这一点,难道就不能让以风雅自命的古代文人羞愧于心吗?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文明的精神如何面对历史的激变?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精神往往为历史的激变所粉碎;但是,当文明的精神为历史的激变所粉碎之后,以风雅自命的古代文人,所能交代的,难道只有“桃花扇底送南朝”吗?不,这种深深的哀怨,应该为历史理性的精神所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历史理性的的精神来面对兴亡之恨;至于哀怨、叹息,那就有太多的女子气了。但是,即便我们以历史理性的精神来面对兴亡之恨,就可以改变兴亡之恨吗?当然不能。但是,我们惟一可以交代的也只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就是说,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埋葬在兴亡之恨中;相反,它应该为后世的人们记取。

  (五)兴亡之恨

  在这里,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兴亡之恨?其实,人们大多是以诗意的感伤来对待兴亡之恨,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这种诗意的感伤实在可以折射出遗民心态。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地思辩遗民心态。我只想指出一点,在遗民心态虽然以忠君自许,并且鄙弃出仕异朝的贰臣,但是,在这里,实在有一种怀旧心理。也正是这种怀旧心理,让遗民们刻舟求剑,而又不肯与时俱进。也就是说,遗民心态注定是不识时务的。实际上,以诗意的感伤来对待兴亡之恨,顶多留下深深的叹息罢了。这也并不是说,在这种方式中,没有对兴亡之恨的反思;但是,在这里,对兴亡之恨的反思,并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相反,却停留在感性的层面,并且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亦即,兴亡之恨仿佛成了一个永恒之谜;在人本身,并不能够解决这个永恒之谜;相反,只能在诗意的感伤中低徊不已。坦率地讲,以诗意的感伤来对待兴亡之恨是靠不住的。如果定要说这种方式有意义的话,那也只在于它提出了问题本身。也就是说,这种方式,让兴亡之恨成为让人关注的问题。那么,兴亡之恨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如果能够得到解决,那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呢?其实,我们也只能通过历史理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历史理性,就超越了诗意的感伤。可以说,诗意的感伤止步的地方,就是历史理性开始的地方。历史理性决不会沉溺于诗意的感伤中。如果执著于诗意的感伤,我们会追问“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但是,历史理性会做出明确的回答,即“兴亡人定,盛衰有凭”。当然,很多人会讲,单个的人,在大的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面对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作为《桃花扇》主人的公侯方域与李香君,并不能改变历史本身,相反,他们只能以儿女之情来演绎兴亡之恨。而且在这里,无论儿女之情也好,兴亡之恨也罢,都是没有归宿的。当然,对于《桃花扇》,我们不免觉得有一种惋惜,因为它只是讲到了儿女之情、兴亡之恨没有归宿,而没有涉及到人本身。其实,在茫茫的天地间,人本身同样是没有归宿的。也可以说,《桃花扇》只有家国境界,而没有形而上的境界。更何况,儿女之情因兴亡之恨而消解,这本身并不合乎情理,当然也不合乎自然人性。在我看来,儿女之情完全可以超越兴亡之恨,具有独立自存的价值。那么,我们能不能把“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情浓何处消”,看做《桃花扇》的败笔呢?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就太过求全责备了。其实,在文学作品,并不定要上升到形而上的境界;在家国境界,同样是非常动人的。以兴亡之恨来消解儿女之情,恰恰说明兴亡之恨高于儿女之情;这种判断,当然是基于家国境界本身的。但是,在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中,儿女之情就具有独立自存的价值了。虽然在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同样不会沉溺于儿女之情;但是,它却强烈地关注人本身。也就是说,在茫茫的天地间,人本身应该以什么为归宿。坦率地说,这个问题并不好讲。所以,我们还是由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回归到家国境界中的兴亡之恨。我说过,要以历史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兴亡之恨。也可以说,历史理性本身,不只超越了诗意的感伤,而且超越了兴亡之恨。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兴亡之恨在历史理性中得到解脱了,亦即在历史理性本身没有了兴亡之恨。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在历史理性中,同样深蕴着兴亡之恨。也就是说,历史理性并不能够对兴亡之恨释怀。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它要总结兴亡的规律,从而避免兴亡之恨本身。所以,在这里,也就有一个问题,即个人能否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当然,我们可以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这本身不过一种理想的表达。在真实的历史的进程中,个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呢?其实,在历史的进程中,最多的不是挽狂澜于既倒,而是以卵击石。就像抗清的史可法,虽然我们敬佩他的民族气节,但是,在真实意义上,他又不过以卵击石。以卵击石,虽然可以成就民族气节,但却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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