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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若水:从《圆圆曲》到《桃花扇》

2017-06-13 09:0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辛若水 阅读

  (一)冲冠一怒为红颜

  我所以要讲从《圆圆曲》到《桃花扇》,那实在是为了确证一点,即青楼女子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青楼女子本身,可以成为历史事变中的最大偶然性;当然,这历史事变中的最大偶然性,也引起了人们无尽的兴亡之恨。在这里,我们能不能够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解释“冲冠一怒为红颜”呢?也就是说,在自然人性中,既有侠骨,亦有柔肠;而把侠骨与柔肠统一在一起,那便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惊人之举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国家的兴亡与花容月貌的红颜,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可以说,“冲冠一怒为红颜”,虽然放弃了对国家的责任,却成就了一代红颜。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一代红妆照汗青”的代价。说实在的,陶醉于文学的时候,我并不怎么喜欢吴梅村的《圆圆曲》,以为它的典故堆砌太多,远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只用两个典故,却依然臻于绝唱。当然,更为紧要的在于《长恨歌》把男女之情上升到永恒的高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可以说,这种哀婉动人又表达美好希望的情思,确实让人心醉不已。但是,后来,我从文学转向史学,就发现《长恨歌》不及《圆圆曲》的地方了。也就是说,《长恨歌》重在男女之情,仿佛在具有永恒意义的男女之情面前,国家的盛衰都变得不怎么重要了。而《圆圆曲》则重在兴亡之恨,也就是说,在这里拥有着深沉的历史感;所以,国家的盛衰也就在现实意义上高过了男女之情。如果以史为鉴,我们会看到,唐明皇对男女之情的处理,要比吴三桂高明许多的;虽然这种高明是以深刻的痛苦为代价的。当然,在文人总是乐于发现为历史所忽略的东西。在马嵬之灾中,人们忽略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于是,这一点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是,在这里,所谓的“长恨”,更侧重的是男女之情,而不是国家兴亡。其实,在《圆圆曲》中同样是有那种长恨的,但是,在这里最多的是国家兴亡之恨;至于男女之情的“长恨”反倒被淡化了。陈圆圆是《圆圆曲》的主角,但是,就寄托而论,真正的主角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当然,陈圆圆的魅力则是通过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体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陈圆圆成为了那场历史事变中的最大偶然性;但是,她本身却是缺乏主体性的;亦即她本身只能为无常的命运所播弄。也就是说,陈圆圆所以能够成为那场历史事变中的最大偶然性,也只是由于偶然。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吴三桂在“攘外”与“安内”的问题上持什么观点;但是,它却是“迎外以安内”的践行者。所以,以“无奈英雄是多情”来讲吴三桂,这实在是一种反讽。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即陈圆圆在那场历史事变中,所扮演的究竟是正面的角色,还是反面的角色?其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作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对象,陈圆圆并不能够改变个人的命运,更何况影响历史的轨迹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理由让青楼女子承担兴亡之恨。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青楼女子表达兴亡之恨。当然,这就是《桃花扇》的意义。如果说《圆圆曲》中,作为青楼女子的陈圆圆,只是为无常的命运所播弄的话;那么,《桃花扇》中作为青楼女子的李香君,已经拥有了独立的人格以及对国家、民族责任的担当。通过《桃花扇》,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即青楼女子的人格以及民族气节竟在文人政客之上。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判断的依据却是孔尚任所做的《桃花扇》。很明显,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是有自己寄托的;那么,在真实意义上,青楼女子的人格以及民族气节是否在文人政客之上呢?我想,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所以,在这里,我要总结一下,即青楼女子不仅可以在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抑或成为历史事变最大的偶然性;同时,她们的独立人格以及民族气节亦可以在历史事变中彰显出来。当然,在这样的青楼女子面前,一些所谓的风雅之士也只能既惊且愧了。

  (二)历史的拐点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的拐点。从现在来看,这实在取消了中国自然地演进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明末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因为满清的入关而被扼杀了。厉行专制主义,并且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终于让中国远远落后于了西方。我也在想,如果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那么中国历史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当然,明朝的败亡是无可避免的;那取而代之的就是李自成的大顺永昌王朝。那么,这样的话,中国是否能够自然地演进到资本主义呢?其实,历史本身是不能够假定的。也就是说,它只承认现实性,而不承认可能性。所谓历史的拐点,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坏;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能急转直下。当然,在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个历史的拐点中,陈圆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她成为了这场历史事变的最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陈圆圆的不幸遭遇,也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以说,在这里男女之爱本身已经高过了对国家的责任、对君父的忠诚。我们知道,男女之爱在历史上,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虽然它本身是隐蔽的,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的英雄豪杰为了对国家的责任、对君父的忠诚,而去牺牲男女之爱;而在这里,男女之爱反倒彰显出了自身的崇高。而有的英雄豪杰,则要以对国家的责任、对君父的忠诚为代价,来成就男女之爱;而在这里,男女之爱反倒回归了艳情的本来,甚至成为亡国的根源。所以,在历史的天平上,始终存在着一个男女之爱与家国天下孰轻孰重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做一个决断;因为决断本身脱离了具体情境将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毫无疑问,在家国天下面前,男女之爱无疑是非常渺小的。但是,在家国天下的危机关头,男女之爱无疑有着非常痛苦的挣扎。其实,在这里所有的并不单纯是鱼和熊掌的问题。因为在鱼和熊掌的问题上,只要做理性的判断就是了;在这里并没有情感的纠结。但是,在男女之爱与家国天下面前做选择,就难免有情感的纠结。虽然理性告诉人们,家国天下是高于男女之爱的,但是,情感本身却很容易耽溺在男女之爱中。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男女之爱会创造一个止境;在这个止境中,人本身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而得到最大满足的人本身,是很可能弃家国于不顾的,岂不闻“百年歌舞,百年酣梦”?当然,在沉醉于歌舞与酣梦中的英雄豪杰们,恐怕连“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勇气都没有了。其实,人之情感,不应该仅仅耽溺在男女之爱之中;对于家国天下,人们同样有着深沉的爱。更何况,家国天下为男女之爱提供保证。如果没有了家国天下,男女之爱本身,注定是没有归宿的。当然,没有归宿的男女之爱,注定会与兴亡之恨交织在一起的。其实,家国的兴亡是具有最大的现实性的;我们并不能指责这本身缺乏形而上的追求。因为正是具有最大的现实性的家国兴亡为形而上的追求提供了基础。家不再了,国亡了,那人本身,又应该以什么为归宿呢?同入道山,还是两朝举应?这确实是痛苦的选择。可以说,同入道山,所执著于的是兴亡之恨;在这里,并没有对“道”本身的体悟,而只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遁。当然,这种对现实的逃遁,是有一种理想的表达的。其实,这种理想就是遗民的理想,准确的说就是“反清复明”。虽然这种理想被现实本身粉碎了;但是实在有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存在。当然,两朝举应,就是现实的选择了。虽然我们未必忍心以民族大义来苛求世家子弟。但是,在他们自身,也未尝没有“忍对桃花说李香”的羞愧。也就是说,青楼女子在民族气节上已经高过了古代文人,这本身确实具有反讽的意味。不过,这种反讽也印证了一点,即青楼女子同样可以在民族精神上留下不灭的光耀。当然,男女之爱,难免为兴亡之恨所冲淡;但是,我们却不得不重视男女之爱本身。这不仅仅因为男女之爱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更在于我们通过男女之爱,可以发见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也可以说,男女之爱是具有终极性的,尤其是在审美的领域。当然,这也不妨碍另外一点,即具有终极性的男女之爱为现实的兴亡之恨所粉碎。

  (三)儿女之情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儿女之情等同于男女之爱的。当然,二者也有细微的区别。儿女之情,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的表达;而男女之爱,则拥有着最大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儿女之情是有纯粹性的,在这里并没有世俗欲望的存在;即便世俗欲望是存在的,它本身亦在美与艺术的意义上得到了净化。而在男女之爱,则并不拒绝世俗欲望,甚至耽溺在世俗欲望之中。但是,很显然,在现实中,纯粹的儿女之情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反倒是男女之爱拥有着最大的现实性。我们在这里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能够净化夹杂着世俗欲望的男女之爱。当然,我们可以讲是美与艺术。但是,美与艺术若想着净化夹杂着世俗欲望的男女之爱,也只有受到外在机缘的刺激。那这需要什么样的外在机缘呢?我想,天崩地解的兴亡之恨即是最重要的外在机缘。其实,在儿女之情本身定要有所寄托,否则,它本身是找不到归宿的。当然,在青楼文化的背景下,儿女之情很容易寄托在风雅之盛上。也就是说,儿女之情缠绵在文人的诗酒风流之中。当然,在这里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被净化了的欲望的乌托邦。既然欲望的乌托邦本身得到了净化,那么,在这里,最多的就是情感;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点解释为“化欲为情”。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对青楼女子的尊重,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美与艺术的执著,同时,还不能失掉内在的道德感。我们都知道,所谓才子佳人的传说实在是非常庸俗的,因为在这里,所有的追求都是世俗意义的,一方面是对美色的渴求,另一方面则是利欲熏心。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在青楼文化的背景下,展开如此庸俗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孔尚任所创作的《桃花扇》早就摆脱了这种庸俗。一方面在这里儿女之情是纯净的,并不曾为世俗欲望所裹挟,另一方面儿女之情被放置到了兴亡之恨的背景之下,也就是通过儿女之情来写兴亡之恨。所以,在这里,必然有那种深沉的历史感。我们总爱讲,儿女之情是找不到归宿的;但是,兴亡之恨何尝找得到归宿呢?其实,我们把问题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也就是人本身找不到归宿。儿女之情会被泯灭,兴亡之恨同样会烟消云散;但是,找不到归宿的人本身,又能怎样呢?也许,我们并不能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来强调儿女之情;因为儿女之情本身,就是形而下的,并且它具有着最大的现实性。即便儿女之情可以成为永恒;但是,永恒本身,对于儿女之情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儿女之情应该拒绝永恒本身呢?当然,也并不定要拒绝,但是,在这里,我们所重视的是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形而上的强加。也就是说,即便在《桃花扇》中,儿女之情都失掉了纯粹性,而与兴亡之恨交织在一起。当然,这种交织,也让儿女之情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但是,这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兴亡之恨冲淡了儿女之情本身。其实,脆弱的儿女之情是很难承担起沉重的兴亡之恨的。也可以这样说,兴亡之恨让儿女之情成为不可能。我也在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够以纯粹的态度对待儿女之情呢?其实,只有我们以纯粹的态度来对待儿女之情,儿女之情才能够保持自身的纯粹性。但是,我们也很清楚一点,即拥有纯粹性的儿女之情,是很难具有现实性的。也就是说,理想意义的儿女之情终为现实意义的男女之爱所取代。亦即,在男女关系中,是难免夹杂着欲望的;当然,也恰恰是欲望,成为了自由男女关系的动力。我们重视欲望的意义,并不意味着认同欲望的放纵与无限膨胀。其实,在欲望的放纵与无限膨胀之上,还有欲望的净化。正是欲望的净化,让审美的诗意成为可能。其实,在《桃花扇》中,所营造的那种审美的诗意,何尝输于《牡丹亭》?而就风雅之盛而言,《牡丹亭》就更输一筹了。也就是说,《牡丹亭》尚未完全摆脱才子佳人的俗套;而《桃花扇》已经用兴亡之恨来叩问儿女之情。当然,在儿女之情与兴亡之恨的中间,还有风雅之盛。风雅之盛,自然为文人学士所追求;但是,在兴亡之恨面前,不同样归于风流云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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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6-13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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