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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明军:当代艺术、伦理政治与社会主义认同(2)

2012-09-21 17:11 来源:天涯 作者:鲁明军 阅读
  2. “木兰溪”:宗族想象与伦理重建
  
  陈彧凡、陈彧君兄弟俩虽然长期居住在杭州,但对于老家福建莆田的那条河流——“木兰溪”却情有独钟。装置“木兰溪”的创作便源于这份情结。对于兄弟俩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也没有打算赋予它什么深刻的观念,就是想以艺术、甚至只是“以模型的方式搭建一个家乡的生态空间”,尝试还原曾经的某个日常生活场景,以使自己能够“更具体地触摸记忆的碎片”。在这个意义上,“木兰溪”俨然是一个“道具”。
  
  然而,事实也没这么简单。再造“木兰溪”背后,彧凡、彧君似乎还是有着更深的体验和思考。譬如,为什么是“木兰溪”,而不是其他呢?……我想,这与其说是对于某个记忆碎片的感味,不如说是通过诉诸“河流”,试图重新唤起历史和寻根的自觉。此“木兰溪”自然不是彼“木兰溪”。对于艺术家而言,更重要的毋宁是“木兰溪”这样一个话语及其生成过程。他们选择大量废弃的包装纸箱(瓦楞纸)、书本、青石粉、木板等作为基本材料,在一个极为简易的台子上面,“搭建”起他们的记忆之河——“木兰溪”。因为河心的“乌篷船”,两岸的“码头”和“阁楼”,“木兰溪”不再“静止”。“木兰溪”已然是艺术家生命中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此时这样一个场景的复原及其赋予主体的心境和认同。
  
  表面上这的确“复活”了历史,也“拯救”了记忆,但实际上,它建构和型塑的只是艺术家自身。反过来这也暗示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自觉。这无疑是一种具有严格礼仪规定和伦理基础的宗族结构的地方性文化心理和自我认同。有意思的是,陈彧凡、陈彧君虽然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极具地方性的家族中,但上世纪初族内很多亲属因移民马来西亚,所以,在他俩的经验和记忆中,不仅铭刻着莆田家族生活方式的印记,还始终存有一份对遥远的另一半家族——“南洋”的想象。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对“木兰溪”如此钟情。显然,这并非一种简单的个体性自觉与选择,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和文化伦理认同。
  
  陈氏兄弟并没有宏大的反思和关怀,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实迫使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对于他们而言,只有一个目的,回到真实的自己,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而不再是不断地被他者化,被异域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兄弟俩与宋冬、赵湘源母子有着共同的伦理自觉与价值诉求。
  
  二、意识形态之外:谁之社会主义?
  
  诚如前文所言,今日之当代艺术对于社会主义的自觉与反思某种意义上还停留在脸谱化、符号化的表层,而没有深入到社会主义本身的内在肌理。我想,我们在检视和追问当代艺术中的社会主义认同前,有必要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谁之社会主义两个基本问题。于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和框架。
  
  长期以来,讨论中国社会主义,总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之内。我们习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来解释,并由此创立了毛**思想。于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自然地成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然而,在沟口雄三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不同,它不是发生于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的时候,它不是以工厂的工人而是以农民作为革命的动力的”。基于此,他提出:
  
  正是在中国强有力伸展着的相互扶助的社会网络、生活伦理以及政治理念,才是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讲,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而是土生土长之物;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使这些土生土长之物得以理论化的过程中,或在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起了极大刺激作用的媒介而已。
  
  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结论,但我想,它绝非沟口雄三先生对于传统中国想象的率性之言,其中隐含着他长期关于中国历代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演变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在政治、社会维度上并不难得到解释。秦晖在反思辛亥革命时也曾提出其到底是“改朝换代”还是君主和平立宪的质疑。他说:“辛亥的局面其实完全可以用传统的逻辑来解释,倒是君主立宪与我们的真实传统严重相悖。”社会主义亦然。在《土地改革=民主革命?集体化=社会主义?》一文中,秦晖便曾尖锐地指出:为什么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农业中不乏虎虎有生气的合作化(乃至“集体化”),而全力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及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者却反而把合作化弄成了梗喉的鱼骨,使人欲吐不能?与秦晖的论述相对的是甘阳的“通三统”,他认为从晚清以来所谓的传统瓦解,到政治社会革命和改革开放,整个过程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寻求奠定现代中国的一个连续统。特别是对于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则予以了全新的解释,重新确认了其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基础意义。……可见,虽然今日之左派(甘阳)、右派(秦晖)对于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不同,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本身还是不乏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此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社会主义,而更多源自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
  
  在政治维度上,社会主义与古代传统不乏连续性,但社会主义革命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破坏也是历史事实。或许正因如此,民众反而对传统文化伦理(比如宗族、家庭)更为自觉。在这种反向的推力之下,这种传统的日常情感并没有被瓦解,而是潜在地得以持续生长。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传统伦理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张力。这一点其实也体现在当代艺术作品中,比如本文所针对的两个个案宋冬、赵湘源母子的“物尽其用”与陈彧凡、陈彧君兄弟的“木兰溪”便是。在这两件作品中,虽深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但支撑话语的还是内在于其中的日常情感、家族记忆与伦理认同。实际上,之所以强调这样一种自觉,也是为了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回归日常生活及其情感结构。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认生活本身及人之为人的意义。何况,这样一种自觉本身也是对缺乏血肉感的意识形态之功能性主导的一次深度检讨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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