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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印象:把谦卑作为观察世界的方式

2012-10-26 19:20 来源:解放日报 阅读

  曹元勇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属于中国作家莫言。与莫言交往十余年,我有幸编辑出版过他的许多作品,包括他最近的长篇小说《蛙》,因此特别为他感到骄傲。

  我初次见到莫言是在1998年3月。那时,我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登门拜访了才四十岁出头的作家莫言。我住在国际饭店旁边装修简陋的国家旅行社招待所里。虽然当时季节已是春天,但北京街头依然刮着料峭、刺肤的冷风。在给莫言打电话之前,我忐忑不安地想,写出 《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等杰出作品的作家莫言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接见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辈吗。但想到自己是那么推崇他的《酒国》,那么钦佩他在《天堂蒜薹之歌》里所表现的作家的良知和勇气,我还是鼓足勇气拨通了莫言家的电话。让我感到欣喜的是,莫言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丝毫没有摆大作家的架子,跟我约好时间,让我到他家里去。而且细心的莫言还详细讲了到他家去的路线。

  在莫言家的客厅里,一开始我还真有点紧张,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在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中国小说家面前。但莫言身上的谦和气质很快就消除了我的紧张。记忆中,我们一边喝着莫言亲自泡的茶,一边谈了很多文学方面的问题。我们谈到《丰乳肥臀》,谈到日本译者在翻译这部洋洋大作时会碰到的语言难题;谈到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奇书《哈扎尔辞典》,谈到莫言五年前出版的不被评论家关注的《酒国》;谈到乡村的苦难和现实的复杂,等等。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了近两个小时。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浪费莫言的时间,就起身准备告辞。这时候,莫言令我非常感动地说他很受启发,而且赠送了我一条他家乡生产的香烟。我很清楚,我那些书呆子气十足的谈话除了浪费莫言的时间,不会对他有任何用处。但这就是莫言,怀有纯朴、谦卑之心的作家莫言。

  那次见面之后,我每年都有幸见到莫言几次,或者在北京,或者在上海。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和对他的作品的不断阅读,他身上那种非凡的谦卑品格也使我感受愈深。他具有令人惊叹的旺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当今世界文学中也属鹤立鸡群,堪与君特·格拉斯和拉什迪那样的大师相媲比。他所创造的文学王国是那么丰富,那么无边无际,一个人若想对其做出某种概括,一定会陷入窘迫尴尬的境地。但是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从不把自己摆在高于平民大众的位置上。他经常谦逊地说自己是一个农民,虽然他所读过的书不比任何号称读了万卷书的人少,他对文学的见解也不比任何夸夸其谈的理论家逊色。我想,这恐怕是与莫言出生于纯朴的农民家庭,对乡村现实具有丰厚的感性认识有关。

  对莫言来说,谦卑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或姿态。我发现,自觉的谦卑使他获得了一种观察现实和世界的方式。而且,他把这种谦卑意识渗透进了他的所有写作之中。无论是在他的小说作品还是散文作品中,那种文绉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精英意识是不存在的。自觉的谦卑使他不再需要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把写作的根须直接扎入肥沃的民间土壤。在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一种类近民间说唱文学的鲜亮节奏和音响效果会强烈地冲击读者的内在听觉,使你生出仿佛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倾听的惊奇感受。可以说,他的写作是一种纯粹平民化的写作;他那色彩浓烈的语言文字洋溢着源自民间语言的夸张、幽默和勃勃生机,无处不体现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视角和观点。

  在每次和莫言见面的愉快过程中,莫言都会用他那独具幽默的语言讲几个来自北方乡村的传说故事。那是他旺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我记得,1999年底在上海的一家餐馆,莫言讲了一个猫精和穷光棍汉张三的诙谐故事。这个故事在莫言的家乡山东广泛流传着,他的小说《猫事荟萃》也曾写过这个故事。莫言把这个故事所包含的狂欢与谐谑讲得绘声绘色,使我们当时在座的几个朋友无不叹服他对民间资源的熟悉。其实,这正是把自觉的谦卑作为观察世界的方式的莫言的独到之处。

  在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里,莫言有意识地把他的写作大踏步地撤向了民间,特别是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的精髓,把小说演变成一部诉诸声音、可以用耳朵阅读的神品妙构。在我看来,这是莫言对近代以来大面积影响中国文学的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写作的有力抵制。虽然在这部十足本土化的小说里不乏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但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民间,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现实。《檀香刑》之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莫言一鼓作气创作了三部重量级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生死疲劳》和《蛙》。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发布莫言获奖消息时,提到的莫言五部长篇小说中有三部是他在这十年中出版的:《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其中,《生死疲劳》堪称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支撑起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这部小说充分杂糅了民间想象与传统说书的精气,用气势如虹的文笔写出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残酷与荒诞,再现了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社会的变迁。而《蛙》则在把人物放在内地计划生育大历史背景中的同时,将笔触深入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莫言对自己做了一次灵魂剖析。在反省历史和现实时,莫言的态度就是他人有罪、自己也有罪,作家应该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谦卑的莫言实际上是非常自信的,内心坚定的,外界的纷扰和强力一般都难以动摇他的内心独立。在文学上,植根于丰厚的民间使得他面对任何一位文学大师也不会产生自愧弗如的感觉。 2000年,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演讲时,曾经信心十足地说:“福克纳大叔,我来了!”而不是诸如“福克纳大师,向你致敬”之类的话语。我们完全可以听出莫言话语中所带出的自豪感。但他绝没有任何对前辈大师轻视或不恭敬的意思。在他那“福克纳老头”、“福克纳大叔”式的亲切称呼中,包含的是他对前辈大师写作秘密的发现的惊喜和兴奋,是他对自己写作的坦诚的自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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