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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诺贝尔”米勒:政治风云背后的道德选择

2012-09-29 01:5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康慨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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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塔•米勒:典型诺贝尔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是个典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洲人,跨文化,很低的国际知名度,很不畅销,响当当的履历表,勇敢,正直,批判精神……同时,她也有“两不一没有”:一、她不是无名之辈;二、她不是无足轻重的作家;三、她获奖与政治没有关系。

  “赫塔啥”背后的文化心理

  瑞典学院10月8日宣布,米勒女士“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平白,描写无所寄托的状态”,获得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媒体普遍以“爆冷”形容之,美国媒体同样充斥着“赫塔啥”(Herta Who)的态度,似乎又一次抓住了学院十八位老爷们孤高、自闭、欧洲中心以及黑箱操作的把柄。

  《华盛顿邮报》当天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采用了如下标题:《抱歉,乔伊丝,今年还不成》,为多产美国女作家乔伊丝·卡罗尔·奥茨鸣不平。第二天,该报又以更为耸动的标题,综述美国文坛对该奖的反应:《作家获诺奖激起震惊与“呸”》。

  “没啥好讲的,因为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作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如此回答该报的采访。纽约一位不具名的作家兼编辑则形容瑞典学院的十八位委员“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如果让他们这样颁(诺贝尔)医学奖,我们还得着小儿麻痹症呢。”他说。

  假如这就是美国文坛的态度,我们将不得不充满敬意地怀念四个月前去职的贺拉斯·恩达尔——瑞典学院的前常任秘书。去年他公开表示,美国作家得奖少,一点都不冤,因为他们“无知”,过于孤立,过于自闭,翻译的不够,没有真正参与广泛的文学交流。

  自1993年获奖的托妮·莫里森之后,美国作家已有整整16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两者之间的隔阂似乎越来越大。每年初秋,媒体照例大谈热门的候选人,菲利普·罗斯和奥茨女士总是榜上有名,有时还要加上托马斯·品钦和歌手鲍勃·迪兰。然而,在瑞典学院帮会式的保密原则面前,这是一份五十年内都无法证实的名单,只是由于英语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强势地位,公众相信了所谓“热门人选”的说法。于是大奖公布时,“爆冷”自然难以避免。

  一两次爆冷还说得过去,如果年年爆冷,我们就该摸摸后脑,思考一下为什么。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瑞典人成心和全世界作对,否则我们必须无畏地怀疑自己是否孤陋寡闻。出版界和外国文学专家也该检讨有无失职,或者曾经在脑中自设禁区,主动放弃了许多研究和引进好书的机会。

  还有另一个布鲁姆——阿兰·布鲁姆,他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虽然谈论的是大学教育,仍然言中今日美国的现状,即拥有开放与多元的昔日盛名,实际日益躲避崇高,消弭是非,最终导致文化上的封闭与知识界虚无主义的盛行——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视而不见的态度想必是个很好的证明。前年,他也曾非议多丽丝·莱辛的获奖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正确”。有人就此传话给莱辛女士,老太太故意打趣,反问:“哈洛德啥?”

  追问背后的“诺贝尔情结”

  正像年年爆冷一样,年年都有人在执著地追问: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答案通常是:很远,不过鲁迅曾经离它很近,有人还会加上沈从文或巴金。更有人焦急地掐算马悦然的有生之年,以此激励中国作家快马加鞭。出版商平时不去研究外国文学的佳作,只做畅销书,一俟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产生,便蜂拥于法兰克福书展的收银台前,以天价展开版权争购大战。两三个月后,读者不明就里,受到腰封上诺贝尔三字的诱惑,以为里面的故事要比《哈利·波特》或《暮光之城》更好看,于是买回家并永远不会读完。所有这一切,十几年来,几乎年年在重演。由此诞生了一个专门的名词:诺贝尔情结。

  2006年,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的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员蓝诗玲(Julia Lovell)曾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文化资本的政治: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由2000年得主在中国国内,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引起的争论开始,重点分析了中国知识界从1980年代产生的“诺贝尔情结”问题,纵论民族身份、国际地位,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她以为,因此所产生的集体焦虑,混合着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羡慕、怨恨和猜疑,实际上与五四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力图(重新)融入世界的努力紧密相连。

  “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失衡的诱因,成了一种象征,在中国的想像中,其价值和威望大大超出了其真正的意义或国际文学的交流价值。”蓝诗玲写道,“以弗洛伊德术语解释,它是欲望的客体,诺贝尔文学奖的缺失,更进一步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虚弱地位的象征。”

  政治风云背后的道德选择

  我们已经看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受到了“政治化选择”的质疑。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恭贺米勒获奖时,也无意间指出了其中的政治意义:“特别是现在,”她说,“在那座墙倒掉20年之际,这是个非常好的信号。”

  表面看上去,赫塔·米勒的确是最近十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位。在她的履历表上,带有20世纪鲜明印记的词汇比比皆是:在武装党卫队服役的父亲和叔叔,在苏联劳动营接受惩戒的母亲,秘密警察,审查、禁书与流亡……然而她更多在描写自己,回忆过去。怎样在那种痛苦中活下来,而不致堕落,或向死亡低头,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正像她本人的经历一样,此时你所做出的人生选择,也将同时成为你的道德选择和政治选择。

  当大墙倒下,铁幕融蚀,许多曾经反抗过的作家突然失去了目标,从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动力。但赫塔·米勒并未如此,她在继续。她不断地回忆,反复咀嚼她自己和那一代人的经历。你一定会问:为什么?不是都结束了吗?我相信,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抱着政治目的来写作。诚如伊凡·克里玛所言:“我的写作激情不是来自反对什么,而是为了什么。”

  摄影:丹尼尔·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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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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