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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鲁迅与胡适

2012-09-28 22:36 来源:文汇报 作者:吴中杰 阅读
 此次鲁胡比较研究之兴起,是对20世纪中期鲁胡评论的反拨。那个时候,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简直说得一无是处;同样也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把鲁迅加以绝对化,简直说得没有缺点。其实他们二人的脸上都被涂上了油彩,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鲁迅胡适之比较研究成为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出版的专著就有好几种,单篇文章则更多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持平之论,但也有些先存扬胡贬鲁的成见而强以说事者,令人难以苟同。

    此次鲁胡比较研究之兴起,是对20世纪中期鲁胡评论的反拨。那个时候,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简直说得一无是处;同样也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把鲁迅加以绝对化,简直说得没有缺点。其实他们二人的脸上都被涂上了油彩,只是颜色不同而已。然而文化评论毕竟是学术范围的事,学术研究则需要有科学精神,以事实为根据,不能感情用事。任何受情绪影响的结论,都难以持平,公允。

    人们对鲁迅和胡适做比较研究,大抵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比较他们在学术文艺上的贡献,二是比较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我们也就从这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对于胡适在学术文艺上的成绩,学者们的评价很不一致。近今大陆的某些学者,对胡适的学术成就大加推崇,认为他在鲁迅之上,而台湾的新儒家,则直斥其浅薄,别的国学家也一直在对他进行暗批。但从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上看,胡适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鲁胡二人也是各有千秋。一般说来,胡适开风气的作用更大,而鲁迅则更深刻。

    胡适靠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而“暴得大名”,看来似属偶然,其实却有其必然性,因为他扣准了时代的脉搏,发出了人们期待的声音。这只要看看梁实秋后来的回忆,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是如何打动了当时青年的心:“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我而言,确是振聋发聩,把许多人心目中积存已久的疑虑一下子点破了,我顿时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梁实秋论文学·序》)胡适后来的许多论著,也每能起到这种启迪的作用。比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撇开了传说中的伏羲、神农传统,而直接从有文献可考的老子、孔子说起。这种做法开始曾引起学生的不满,但他的怀疑精神和评判态度,却引发了学子的思考,促使疑古学派的兴起。他的《红楼梦考证》,催生了新红学,他的《易卜生主义》,则推动了个性解放思潮。胡适这些论著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学科建设本身,同时还引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和治学方法,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但是新诗的开拓者,而且在戏剧和小说上也都有新的尝试,前者如《终身大事》,后者如《一个问题》和《差不多先生传》。所以,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决不是“浪得虚名”,而是有其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但是,新儒家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胡适的创作和论著,的确较浅。《尝试集》对白话诗有开拓之功,但本身水平并不高,而且旧意境旧格式仍保存较多,虽然逐步有所扬弃,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新诗可以看作是缠脚妇人放脚的鞋样。《终身大事》在现代戏剧史上自有它的地位,但是,模仿易卜生的痕迹太重,缺乏独创性和深刻性,难以在舞台上久驻。《一个问题》和《差不多先生传》写得概念化,在文学史上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半部,没有写完,在当时虽然都有很大的影响,但因为写得不深刻,早已为后起的同类著作所代替。他的许多作品,大抵只剩下历史意义,而失却欣赏价值。

    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比胡适略迟一些。这并非因为他缺乏新的文化思想,而是因为他起步太早,经历了许多挫折,对文学革命失却了热情。还在十年以前,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的时候,他就提倡过个性主义了,但却并不为群众所理解,既无赞成,也无反对,使人如置身于荒原中,感到无可措手的悲哀;后来又经历了许多政治上的变故,就失望、颓唐得很了。但是,当他被老同学钱玄同重新鼓动起战斗的热情时,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正因为他有着更多的斗争经历,对中国社会有着更深的观察,又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作品也就更具深度。无论是文艺创作或者是学术研究,凡他所涉及的领域,都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小说、杂文、散文诗、回忆散文,都是显示“文学革命”实绩,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他的白话诗虽然比胡适写得更具新气象,但也并不成功,而旧体诗却写得极好;他有许多学术研究计划没有完成,如《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但已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一座高峰,虽然后来在资料上的发现远远超过该书,但在史识和论断上,它至今仍为人所称道;而且,鲁迅在杂文中所提出的识见,也开启了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门径,如关于魏晋风度和文章的论述,关于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提出,都极有意义;还有在文献的辑佚和校勘方面,也做出上乘的工作。鲁迅的作品不但有历史价值,而且仍有现实意义。

    在为人处世上,鲁迅与胡适确有不同。一般说来,胡适比较随和、宽容,而鲁迅则较为顶真、急切。这两种性格各有优缺点。

    胡适在鲁迅多次对他进行批判和讽刺之后,仍能为他说持平的话,甚为难得。如鲁迅生前曾受到陈西滢的污蔑,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日本盐谷温的著作,死后又有苏雪林准备大肆挞伐,骂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都为胡适所不赞成。胡适在复苏雪林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需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这话虽有教授斗争策略的意味,但持平之说是不错的。

    不过,胡适的性格也有其弱点,就是缺乏斗争的坚决性。在蒋介石当政的初期,胡适曾在《新月》月刊上发起人权问题讨论,受到蒋政权的打压,胡适采取的对策是疏通,而不是反抗。他通过蒋的文胆陈布雷,向蒋说项,于是不但《新月》能够继续出版,而且他从此成为蒋政权的座上客。1960年在台湾发生的“雷震案件”,大陆的许多学人盛赞胡适对于雷震的道义支持,但台湾的学人却对他的软弱性深表不满。据黄嘉树在《1945-1988国民党在台湾》一书中记载:雷震案审理过程中,美国舆论持一边倒的“骂蒋援雷”态度。许多报刊都大量载文指责国民党践踏言论自由,实行警察统治,更对雷案义愤填膺,左舜生、李璜等都在骂蒋介石,CC系老将潘公展也投书反对。这时人们很希望胡适能及时从美国赶回向国民党抗议,甚至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力争,认为这将是新党运动惟一的曙光。但胡适却不敢出头,他从未想过与蒋介石彻底闹翻。“胡适这位‘文化名人’却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庸人。”他只从美国给陈诚发去两封电报,给管教育的国民党要员陈雪屏写了一封信,请陈诚和陈雪屏出面说情,要求把雷震的军法审判改为司法审判,同时还对记者发表谈话,这样“隔靴搔痒”式的抵制,对台湾当局当然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而鲁迅对暴政的态度则截然不同。1930年,他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遭受通缉,有人劝他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他对这个组织的活动方法其实并不赞成,但是到这时候,他就坚决顶着,说:“我用硬功夫对付,决不声明……”。他在国民党上层也有熟悉的人,但决不去疏通。国民党有些权力者也想拉拢鲁迅,他却不假以辞色。后来压迫不断加重,鲁迅也愈战愈勇,他敢于“怒向刀丛觅小诗”,他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直到逝世前不久,他也不愿因解除通缉令而与当权者妥协,说是“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他还在《死》这篇文章里说:“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的不肯宽恕态度和胡适的宽容精神,孰是孰非,也是鲁胡比较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看近今许多学人的文章,大抵是赞扬胡适的宽容精神为多,而对鲁迅的不肯宽恕态度则颇有非议。其实,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各有自己的立场,宽容与否,都有一个限度,不可能是无边的。胡适对鲁迅有宽容的一面,不像苏雪林之流,以咒骂为能事,而是肯定他前期的成绩,但是对于他后期的文章,却仍持批判态度,并不宽容,盖因道不同之故也。而且,讲宽容除了事情本身的是非之外,还有讲者所处的地位也是一种必要条件。胡适在文化界占有很多资源,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有条件讲宽容,而鲁迅长期处于受压的地位,他如果缺乏斗争精神,不据理力争,就没有他生存的余地了。凡事锱铢必较当然不好,但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讲宽容,则对被压迫者是不利的。鲁迅晚年在《女吊》里歌颂了一个复仇的女鬼,并且说明了他不能讲宽恕的原因:“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这句话,也许为道德家们所不乐闻,但如能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看看由“犯而勿校”、“勿念旧恶”之类格言所衍化出来的“不要追究历史责任”的做法,对我们民族的危害何其巨大,那么,就能作出另一种评价了。

    时下常有赞扬胡适人生道路的文章,但有一点却往往避而不谈,即胡适与权力者的关系问题。胡适虽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他始终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廊庙意识。所以当蒋介石在策略上作出调整,对胡适及有关人士由打压改为安抚之后,胡适马上作出响应,到南京去接受“垂询”,从此在这个泥潭里愈陷愈深。当然,胡适毕竟受过西方人文教育,与中国传统文人有所不同,他声称不愿加入政府做官,而要做一个“诤友”。他这一生除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出任过驻美大使外,的确并没有做过其他官,——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些职务,在他们这一辈人心目中,是学术职务,还不算学官。但是,他一直与上层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陷入蒋介石的竞选总统把戏中,后来发现老蒋并无诚意,这才退出。到台湾以后,又与“副总统”陈诚打得火热,一起“避寿”,而且还津津乐道。于是,“诤友”变成了“国士”,又回到传统文人的套路中去。蒋介石也的确是以“国士”待他,而且还奉为首席“国士”,胡适对他的这种地位,也是很看重的,而实际上却为它所累。胡适的这种缺点早为人所诟病。李宗仁说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李宗仁回忆录》);连一向尊崇胡适的李敖,也批评道:“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李敖大全集》第5卷《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从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出发来衡量,胡适所走的这条路,恐怕并不值得赞扬。

    最近,还看到一篇从知识分子群体的角度来比较鲁胡优劣的文章,其中在夏衍晚年写《懒寻旧梦录》时,还不肯放过命运那样悲惨的冯雪峰,说了那么多贬斥冯雪峰的话,把乔冠华对处于绝境的老朋友胡风的求助,采取那么冷酷的态度,也都算到鲁迅的账上,真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大凡略涉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冯雪峰和胡风是鲁迅晚年很信任之人,乔冠华与鲁迅的关系,用上海话来说,叫做“混身勿搭界”,而夏衍则是鲁迅一再批评的人,他的揪住冯雪峰不放,恐怕也是项庄舞剑,未必专对冯雪峰本身。现在硬要把夏衍和乔冠华身上的毛病都算在鲁迅的账上,除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外,似乎也别无恰当的解释。但如此一来,则离作者所赞扬的宽容之道更加远矣。

    其实,鲁迅晚年与周扬、夏衍等人的矛盾,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也并不完全在于两个口号的不同,而是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是鲁迅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进行的抗争。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

    上述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这段话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多年以前,我在旅途上与一位中年女工闲聊。这位女工的儿子已经到了娶亲之年,她很自然地就把话题扯到了择媳的问题上。我问她喜欢什么样的媳妇?她说,她喜欢薛宝钗那样的,懂事,能体贴人,好相处;不喜欢林黛玉那样的,小心眼,动不动发脾气,“迪种媳妇,娶进门来吃伊勿消格”。这位女工对红楼人物的评论,与红学家的评论大相径庭。我初听之下,颇感吃惊,但仔细一想,觉得倒也并不奇怪:这是由于评论标准不同之故。红学家是从人文思想的高度来作评论,所以扬林贬薛;而这位女工是从世俗的观点出发来择媳,所以选薛而弃林,各有各的道理。只是我们的人文学者却要用世俗的眼光来扬胡贬鲁,殊觉不可解也。

    其实,鲁迅并不像一些宣传画和宣传文字中所描绘的那样,始终是一副横眉冷对的面孔,他还有柔情的一面,他自己就说“无情未必真豪杰”,只是不为人所重视罢了。鲁迅办事认真,不肯敷衍,又有不妥协的性格,所以容易与人冲突,这很不合“和光同尘”的古训,也常为世俗所不理解。但中国社会思想之停滞不前,却也与“和光同尘”的人太多有关。为中国的发展计,似应跳出这种世俗观念,多发扬一点人文精神才好。

    应该看到,鲁迅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有曲折,有错误,但他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坚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最值得发扬的优点。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评论者在进行鲁胡的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性的意见说:二十世纪是鲁迅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世纪。这无异是说,鲁迅精神已经过时了。但我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过去士人传统的影响,廊庙意识太重,这严重地影响了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鲁迅所坚持的独立精神和民间立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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