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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张伯驹潘素先生

2018-05-09 09:11 来源:澎湃新闻(上海) 阅读

(原标题:胡桂林︱我所知道的张伯驹潘素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社会风向有变,张伯驹先生也由臭变香,重新被人们认识,受到追捧。他传奇的一生,已为人所熟知,这里就不重复了。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各种纪念活动更是热闹,“一个张伯驹,半座紫禁城”的噱头被津津乐道,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他凄凉的后半生。张伯驹先生一生起伏大,遇上了改天换地的时代大变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兴亡满眼,只剩斜阳”。

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说:

历史上有不少人物,一生经历变化大,如果先繁华而后冷落,他自己有何感触不能确知,也许热泪多于冷笑。在旁人看来却有些意思,因为带有传奇性。这样的人物有大有小。小的,不见经传,都随着时间消逝了。大的,见经传,为人所熟知的也颇不少。这可以高至皇帝,远的如宋徽宗,近的如爱新觉罗?溥仪;再向下降,在锦绣堆中长大,由富厚而渐趋没落的,自然为数更多。有不少也是有些意思,甚至很有意思。

这些很有意思的人,远些的如曹雪芹,近的,张伯驹先生应该就是其中一个。黄永玉先生称赞他是“富不骄、贫能安”的“大忍人”。刘海粟则夸赞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潘素夫妇和中国画研究院(国家画院的前身)很早就结下缘分了,在研究院成立前后,他们多次应黄胄先生的邀请,到颐和园临时院址参加活动,现在画院仍然收藏有他们那时来院“作于藻鉴堂”的作品。可惜好景不长,1982年张伯驹先生寂然去世。几年后,画院也搬迁到白塔庵塔下新址。大约是1986年吧,潘素先生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曾来画院借居三号楼画室,从春到夏长达几个月。此时潘素已孑然一身,我有幸参加了接待工作,近距离接触了被张伯驹惊为天人的绝世风华。自然,这时候的潘素,早已洗尽铅华,归于平淡。印象中我既感到惊艳,也没有名人的那种震撼,就像面对一位普通长者,慈祥可亲,不矜不夸,很容易接近。

潘素

潘素

记得有一次闲谈,她问我家住在什么地方,我答:北大蔚秀园,她随后淡淡地说,“那里很熟悉的,我们曾经住在旁边的承泽园”。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读书渐多,知道了张伯驹先生在《春游琐谈》序里所说“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指的就是这里。承泽园就是“展春园”,这是一座近两万平米的清代皇家园林,最后的园主人就是张伯驹潘素夫妇。潘素先生当时那种无得无失、去留无意的淡然神情,给我印象很深,后来确是让我震撼了。承泽园成为北大教工家属宿舍后,荒草萋萋,愈加残破。以后我再来这里时,感觉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许宝蘅日记在1950年10月19日有:“赴伯驹约,所居在海淀之西,即庆亲王之承泽园也,观牧之《张好好诗卷》、山谷《诸上座卷》、展子虔《游春图卷》,《张好好诗卷》绝佳。”1951年4月8日又有:“乘电车至西直门,换三轮车至承泽园,颖人、伯驹为主人,集者三十余人,共设四席,以姜西溟《祝氏园修禊》诗分韵,拈得当字,午餐毕摄影,三时散。到蔚秀园访林焘不遇,遇殷维戊夫妇,四时到成府村访子受小坐,由燕京大学通过……”

1968年我随父母迁居北大蔚秀园教工宿舍,于兹五十年矣。这里曾是清末贵胄醇亲王奕譞的西郊别苑,与承泽园仅一河之隔,过去经常到承泽园里找同学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时距离张伯驹搬离承泽园也不过十多年光景。承泽园风光依然,一条源自昆明湖二龙闸的小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园,在东墙外与万泉河相聚。同学家住的房屋,也许就是当年张伯驹珍藏“游春图”的所在。

许宝蘅日记里说的,通过燕京大学到成府访子受走的路线,就是当年我上小学走的那条路,进北大西校门(原燕京大学旧址),穿过湖光塔影的未名湖,出小东门,就到了成府村,穿过蒋家胡同,就是位于东大地的北大附小了。那时候我当然不会知道世上有个张伯驹,蒋家胡同还住过邓之诚。在邓之诚的日记中也有到承泽园和张伯驹往来的记载。许宝蘅到成府找的子受,就是缪荃孙之子,当时借居邓之诚的蒋家胡同寓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后海曾有一处自发的旧书旧货市场。我在这里买到过张伯驹先生刻板油印的《春游琐谈》与《丛碧书画录》,仿古线装,朴素大方。书中竟夹有张伯驹手稿《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经过》,写在普通的元书纸上。张伯驹潘素夫妇生前住处就离这个后海早市不远,想不到,我和他们的缘分还能这样不期而来。

六十年代张伯驹先生于役长春,积习不改,结社雅集。自费油印《春游琐谈》,他在序中说:

昔,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 ,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思泊、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雨,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都中诸友,亦月寄一则,以通鱼雁。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

稍有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六十年代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社会空气极为紧张。张伯驹先生此举肯定不合时宜。果然,《春游琐谈》出到第六集后,即无声无息了,春游社诸君子也都被雨打风吹去。1968年张伯驹先生头上的帽子,更从“右”派升格为“反革命”。后来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能说什么呢?

《春游琐谈》第一篇就是张伯驹先生的“陆士衡平复帖”,详细记述了他收藏平复帖的曲折经过,与我所得手稿“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经过”大同小异,这个“小异”也很有意思,值得说说,主要是捐献的经过。《春游琐谈》中说:“丙申余移居后海年已五十有九垂垂老矣,而时与昔异乃与内子潘素商定,将此帖捐赠于国家,在昔欲阻照夜白卷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我所藏手稿关于捐献的过程就详细得多:

北京解放后,五五年北京市民政局发动劝买公债,联系人为邢赞庭,徐冰之兄邀我出席,我声明将所藏古代法书卖给文物局,全部款购买公债,后我与文物局张珩同志商,按我原买价二十万以下十万以上作价,时张云川闻之此事,(说)购买公债不如迳将法书捐献给国家,室人潘素首先同意,我遂告知张珩同志,将晋陆机平复帖,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吴琚亲书书诗,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一并捐献于国家,一面写信报告给毛主席,由徐冰同志转呈。

作家章诒和在五十年代后期,曾拜潘素为师学画。从此他们两家结下了毕生的患难之交。她曾亲眼目睹了张伯驹先生戴帽“右”派后的生活,亲耳听他说收藏国宝的故事。章诒和在回忆录中说:

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

章诒和感慨的,是张伯驹夫妇不经意间流露的那种名士风范。举世滔滔,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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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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