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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晓堂谈古籍拍卖那些年

2018-04-10 08:59 来源:澎湃新闻(上海) 阅读

拓晓堂

拓晓堂(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自1993年入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来,拓晓堂先生主持古籍善本拍卖二十余年,曾任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在此之前,他曾供职于国家图书馆,担任善本组、舆图组组长以及善本采编副研究员等职务。二十多年来,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古籍拍卖市场的建立发展与不断壮大。他的新书《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对此即有生动记录。在此次访谈之中,他谈到了古籍拍卖这些年来,令他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首先想从您这本《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谈起。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和以前那些作品相比,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拓晓堂:这本书和前面那些,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历的事情和重要的拍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内容是回避不过去的。因此,内容上是有联系的。

写这本书,我是想通过这些内容,给老一辈藏书家和新一代藏书家树碑立传。所以我一方面着重写老一辈的收藏,另一方面,也写了一些可以披露的新一代藏书家。以前,我一来还没退休,人在职场,不便去写;二来没有征求我认识的那些藏书家的意见,不好多说。现在我已人在山野,有些事情就可以公布了。按理来说,拍卖公司不能暴露竞买者和收藏者的信息,但我还是征求过当事人的意见的。你可以看到,我书中的叙述,其实处理得还是比较隐晦的。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是很多的,你看看有多少藏书家辞典就知道了。这个群体有其特殊性,钱财对他们还在其次,藏的是文化和学问。他们也不怕曝光自己的收藏。比如天一阁,藏书就向学者开放。如果外界都不知道藏书家藏了哪些善本,收藏也就失去了意义。正因如此,能披露的,我在书中就尽量披露;不能披露的,就暂时搁一搁。

我真的是一直想给他们立传,为他们写点什么。老一辈藏家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依然还能守望收藏这一领域,真的不容易。我们要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荣誉。藏书从老一辈藏书家到新一代手里,这个过程中,看似有序传承,内含着无数离奇的悲欢离合,忽散忽聚,偶得惨失的故事,也就有了藏书自己的命运。一部好书从诞生到今天,自有其命运。给藏书家立传,也是给藏书续命。

韦力先生曾经和我谈到,他觉得以1949年为界,藏书出现了一个分水岭,如今与过去不可相提并论。不知您怎么看?

拓晓堂: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的话,此前民间藏书的质与量都会比现在高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像《韩非子·五蠹》里说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往讲究用是否藏有宋版书或明活字版这一类标尺来衡量藏书家,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去看看国外,美国历史才两百多年,可是美国有许多享誉世界的大藏书家,他们的很多藏书也并不特别古。所以,藏书的类别、标准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就拿签名本来说,中国古代追求所谓“黄跋顾校”,对小小的签名本并不重视。而到了现代,藏书规模、品种、形式都蔚为大观,除了古代讲究的门类,又开辟了新的领域,照我个人来看,是超过了古代的。

至于当代藏书家,他们身上带有新的时代特征,从丰富程度和广度深度来看,我也认为并不比上个世纪差。从具体的素质,比如国学功底来看,毕竟隔了一个时代,以前的藏书家都是私塾出身,受的是传统教育,这方面当然很强。而现在的藏书家受的新式教育,学的外语、理科知识,也不是过去能比的。还有一点就是,过去,藏书与科考、仕途是相关的,读书讲究版本,有实用价值,张之洞就在《书目答问》里详细指点读书人,科举考试应该使用哪些典籍版本,不然会耽误一生。现在的藏书已经跟这些完全无关了,反而更加具有纯粹的审美意义,能够陶冶性情、愉悦人生。

在《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中,您把很大篇幅给了名人书札,与以前相比,您觉得当代书札收藏有什么特点吗?

拓晓堂:其实,名人书札收藏汉代以后就有了,历史很久。两千年以来,不止民间看重,宫廷也重视。就拿宋代宫廷来说,我们经常讲的《大观帖》《淳化阁帖》,其中占到三分之一以上都是魏晋书札。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书法上列为帖,实际上就是随手写的一封信。书札精致小巧,文辞也简洁优美,日常又多见,于是也就成了大众收藏最常见的品种。现在大家都用微信、email,信札与过去相比少了很多。但是,你说是崇古也罢,怀旧也罢,这个收藏信札的传统却是沿袭下来了。更好玩的是,现在有些人倒退了回去,专门印制精美的信札,用毛笔书写,反而不用电脑、微信了。当然,这不可能大规模地推广,只能说是一部分有心人在特意保存某种文化形态。

民国书札现在卖得很贵了,甚至远超明人信札,这里面是有情结的。晚清民国时期,政治上虽然分裂,文化上却极其开放,这个社会形态是很独特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收藏成为热点很正常。1949年之后,与政治人物相比,受到更多关注的,是学界中人的书札,毕竟这里面的思想精华是不可忽视的。在我看来,古人收藏书札多看中艺术书法,当代书札收藏更看重思想和人文情怀。这就是当代书札收藏的特点。

其实谈到藏书,我们更关心的是书背后的人。这些年下来,帮助过您的学界、藏书界的前辈师友,您可以谈谈吗?

拓晓堂:中国的古籍拍卖可以说是无中生有。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就像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人是做不了事情的。之所以古籍拍卖能够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行业,一定是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的。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是老一代学者的帮助。我得到了许多老先生的帮助。比如刘九庵先生。我刚进入拍卖这一行的时候,拓晓堂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我凭什么说服人家花几十上百万去买某件东西呢?肯定是要借助老先生的学识、眼力和社会关系。刘先生主要就是帮我把关,尤其是书札。刘先生说对,我就上,他说不对,即便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尊重他的意见。又比如杨仁恺先生。杨先生给我提供了许多藏书的线索,其中包括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吴云两罍轩后人。还有上海的潘景郑先生、史树青先生、王世襄先生。王先生看起来一直关注明式家具,其实对古籍版本很精通。他辅仁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营造学社的图书管理员。这些老先生对古籍是很精通的,给我许多帮助,让我很是感念,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写一本书,谈谈认识的老先生对我的帮助和影响,

第二个就是中国藏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艰难的时刻,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比如田涛先生,范景中先生,杨成凯先生。他们会跟我探讨一些重要的拍品。如明末李自成政权刻印的《大顺律》,我拿到之后,因为田涛先生是法律史专家,这方面的藏书也很丰富。把田先生请来看藏品,他很快就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直接帮我做了拍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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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1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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