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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宫廷画家戈雅的恐怖审美(4)

2017-11-02 08:3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神人魔谁是谁的镜子

   神和人谁是谁的镜子呢?最初,神是人用构想打磨出来的一面镜子,人要比照着神的样子不断完善自己,我们把这设想为人造神的最初动机。神既然是人的一面镜,自然会照出人的一些残缺不足,人有时会把人的不足当作独特,在神这面镜子面前,人就开始和神攀比,人争取有神一样的地位和神一样的权力。在欲望和要求方面,神是不够的,人就成了神的镜子,人比照人的样子重新用幻想创造更有威力的神。我们至今还不明白,神究竟是在放弃中完善呢,还是在获得、拥有中完美?是不是获得的越多,就越是完美?迷茫的人似乎不只一面镜子,如果人接近完善,人就得丢弃一些利益和权利,人的另一面镜子就会告诉人损失了什么,魔鬼成为人的镜子,告诉人可以抓住追回一些损失的东西,魔这面镜子出现,可能要以人失去理性为代价,也许正是人失去理性,另一镜子才出现。

   戈雅《萨图恩食子》中的黑色主题来自罗马神话,这位食子的农神在希腊神话中叫克洛诺斯。罗马强大过许多个世纪,这个帝国统治欧洲时颇具眼光,总会吸收其他民族一些好的文化来厚重自己。上帝说光好,便有了光。罗马看希腊神话好,就将希腊神话改为罗马神话。欧洲就那么大,天神巨大的力量不仅可以统治希腊空域和希腊大地江海,掌管罗马的天和地也绰绰有余。罗马人不是将希腊神话拿过去就了事,而是将希腊神话改为罗马神话,在改编的过程中又加了许多罗马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将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们的名字全部改为罗马名字,比如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克洛诺斯,在罗马神话里就变成了萨图恩了,不过这位神的司掌司能没有改变,都还是农神。一位神来自两个神话体系,因此就有了两个名字甚至多个名字,这让希腊神话变得复杂起来了。希腊神话称得上是人类最伟大最奇特最质朴最美丽最美好最平易最富有含义最意味深长对整个人类最富于关照性提供过无数哲学概念文学概念美学概念心理学概念的神话体系,我就依据希腊神话“创造”过一些概念,比如黑洞意识、隐喻桥、皮格马利翁效应。当然,在我自以为创造了皮格马利翁效应这个概念,并写成《艺术的皮格马利翁效应》这篇文章时⑦,其实在我还没出生时就有一位美国教授利用希腊神话中象牙女郎的故事,构建了一套学说,并用这位教授的名字命名为罗森塔尔效应,也称期待效应和毕马龙效应,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后来还应用到经济学上,只不过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有罗森塔尔效应而已。

   罗马一度以其强盛获得了不少文化话语权,又用借来的文化迅速发展罗马文化,因此,罗马神话或者罗马神名要比希腊神话流行得更普及,希腊神话把爱神称作阿佛洛狄忒,罗马神话把爱神叫作维纳斯,知道维纳斯的人肯定比知道阿佛洛狄忒的人多得多,戈雅《萨图恩食子》中的神的名字就来自罗马神话。

   戈雅《萨图恩食子》这幅作品源于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对自己神位可能不保的恐惧。克洛诺斯之前的天神乌拉诺斯神力无限,获得统治天地的权力,乌拉诺斯和美丽妻子地神盖亚生了六儿六女,最后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了父亲,克洛诺斯获得神位的时候也获得了父亲的诅咒,“你也将被自己的儿子推翻”。克洛诺斯怕重蹈父亲的命运,妻子瑞亚每生一个孩子他都要吞噬掉,这样先后吞噬了赫斯提亚、得黑忒耳、赫拉、哈得斯、波塞冬五个子女。不久瑞亚又怀孕了,她请求母亲盖亚的帮助,瑞亚依母亲盖亚之计,先到克里特岛生下孩子,然后回到克洛诺斯身边假装生产,并用襁褓包住一块石头递给克洛诺斯,克洛诺斯不知是计,看也不看就吞下了那块包着的石头,瑞亚还装得十分哀伤,克洛诺斯头也不回放心地离开了宫殿。离开瑞亚时,克洛诺斯还蠕动了一下肠胃,感觉到真的吞下了孩子,吞下了危及他命运的风险。后来克洛诺斯最小的儿子宙斯就像他的父亲推翻他的祖父一样推翻了父亲克洛诺斯,从此宙斯主宰天地,希腊神话由此开始。戈雅依照这个神话创作《萨图恩食子》,“食子”暗示有一种荒诞性在阻绝“发展”,暗示人性中存在着一种违背天然规律、违背人自己的生存企图并仅仅针对他者的终结性。神话是人打磨出来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既方便让人模仿神,追求神的追求,但有时不小心会照出人性缺陷。《萨图恩食子》让人们复习这个神话的同时,了解神性与人性之间究竟有多大距离。人性和正义一样,是人类用得最多的幌子,以神性为掩护的荒诞行为,在人性中也存在,神性让一些荒诞行为合理化,人性也有让人的荒诞行为合法化的力量。这幅画让我们了解到人性中也有残忍性,了解人性的荒诞性,我们理解《萨图恩食子》的表达,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如何控制人性中的荒诞性。

   《萨图恩食子》描绘的不是希腊神话的原貌,不是萨图恩一口吞下孩子,创作中注入了戈雅的表达需要,以一片鲜红血迹强调了食的多重意涵。《萨图恩食子》中那片血迹具有极大的剌激性,被咬下了头­的小孩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小小躯干,身首分离,人丢失了头­,人自动和被动丢失理性,身体中的血会毫无意义。希腊神话经常展现神的不完美性,神性的不完美性在于神有世俗的一面,在于神有时会有人的欲望,在于神性中有魔性的一面,《萨图恩食子》中的神食子就是一种非神性表现,神某个时刻的非神性表现让神的行为具有魔鬼性,让神的行为贯穿着魔鬼的欲望,因此,与其说丢失头­的身躯对于萨图恩也就没有了意义、没有了危险,还不如说丢失了头­的人对于魔就失去了危险性。一种绽放的颜色是一种代价的表达,《萨图恩食子》中那片血色也表达了人付出的一种代价。即使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人类发展的断续性,感受到人类发展的不连贯性,感受到人类磕磕绊绊的脚步,戈雅的《萨图恩食子》赋予我们一些联想,《萨图恩食子》似乎能让我们看到人类发展为什么如此不顺畅。面对《萨图恩食子》,就像面对一幅人类图景,而近些年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一些观点,总让人联想到《萨图恩食子》是一幅画,总让人觉得《萨图恩食子》是一幅预言画。自完成《数化人》以来,人类未来就成为一个十分令我敏感的话题,有关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是人类的终结者,甚至有文章以标题的形式预言,“人工智能,既是人类革命,也会革人类的命”之类的话题,总让人感到这类话题带来的恐怖来自戈雅的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国际人工智能大会上,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以及上百名科学家,共同签署了一封号召禁止人工智能武器的公开信。甚至有人认为霍金说过这样的话,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终结。有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7年10月说,未来属于人工智能,谁在这项技术上取得领先地位,谁就能主宰人类未来。在2017年的俄罗斯索契世界青年节上,普京就人类科技新突破提出警告,基因重组科技,按照人类意愿创造的人将在不久成为真实。人类创造的基因重组人,可能是一位数学家,音乐家,也可以是一个完全没有恐惧、悲伤和痛感的军人,普京站在总统的高度说这将带来比原子弹更可怕的后果。诗人牧南对此评论说,“比核武器更难控制,或许人类终将变异成非人,或自灭于宇宙”。戈雅在他的许多画中就表达过对人性对人类理性陷入沉睡的担忧,而一系列“可能的事实”,似乎都成了《萨图恩食子》以及有关理性沉睡之类的画的补充。

   面对《萨图恩食子》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神性丢失会食子,人丢失人性会如何呢?或者神拥有人性会食子,人拥有神性会怎么样呢?在神这面镜子面前,人开始和神攀比,争取有神一样的地位和神一样的权力,争取进一步缩小人性与神性的差距,人甚至要在人性中融入一点神性,神是不允许的,那么,人就在人性中融入魔性。坦塔罗斯以羹享神的传说也来自希腊神话。坦塔罗斯为了测试众神是不是无所不知,他杀死自己的儿子珀罗普斯,做成美味与众神分享,诸神识破了他的险恶用心,都没有碰这道食物,只有农业女神得墨忒尔因为女儿被冥王抢亲而心神不宁吃了一块肩胛骨。参加此宴的命运女神克罗托将珀罗普斯从各个餐盘中取出拼在一起,让他重获生命。坦塔罗斯试探神是不是无所不知是不是无所不能,如果不是,这个早已不满意神的坦塔罗斯就可以突破告诫,僭越界线而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坦塔罗斯试神代表人类心理,表达了对人性约束的反抗,烹子试神没有祭祀仪的修饰,神便认为是一种人性罪恶。但是,人类一旦出现特殊的情况,人一旦陷入一个残酷环境,现实社会中就有食人食子之事发生。法国画家泰奥多尔·籍里柯1819年创作的《梅杜萨之筏》,源于1816年7月发生的一次海难事件,在残酷的环境下,梅杜萨之筏上的一百五十人之间,源自人性的各种歇斯底里行为触目惊心,有自杀,相互残杀,为了求生甚至吃下没有抵抗力的活人。和萨图恩一样,同样是为了利益,残酷的环境逼出人性中的各种鬼怪,利益支配下的求生欲望和自私心理、利益支配下的行为,撕下了人性的伪装,还原了人性中的残忍性,并且表现得比名正言顺的魔鬼更加恶毒与残酷。

   神和人和魔谁是谁的镜子呢?戈雅画《萨图恩食子》时,神是人的镜子,他画《女巫安息日》时,人是魔鬼和女巫的镜子,他画《5月2日》时,人是魔鬼的镜子。在两面镜子之间,人性中的怪物原形毕露,人性中的怪物就是一些蝙蝠、猫头鹰、长羊角的魔鬼、牛临死时眼中的倒影、长翅膀的飞狗,而且到处飞舞。在戈雅的画笔下,食子的神成为人的镜子,人们从《萨图恩食子》这幅画中看到的再也不是针对哪位神了。戈雅的这类表达让希腊神话意味深长。

   希腊神话意味深长隐喻深刻对人类永不过时,其现实价值似乎比任何一幅画都具有永久性。神们识破了坦塔罗斯的诡计,将他打入地狱,让他忍受饥渴、死亡与恐惧。在塔耳塔罗斯,坦塔罗斯忍受着烈火般的干渴和老鹰啄胃般的饥饿,水到了他嘴边,可是只要他弯下腰,水就从他嘴边流走;树上满是殷红的果实,可是只要他踮起脚尖伸手去摘,风就是树枝吹到他刚好够不着的高度;而他头上的一块巨石随时都会滚落下来将他碾成齑粉,坦塔罗斯终生永无休止地忍受着三种痛苦。神话因其是“神话”,其道理与理性力量对于已经开始运用人工智能的人类似乎没有什么警醒作用了,人们认为神话中的故事只是神的游戏,只是人的一种不现实充满幻想的思维话剧,人确信在人类没有这种水到嘴边就流走的游戏。戈雅的《萨图恩食子》把一个过去的神话场面,慎重而严肃地嵌入人的眼帘,把那渗着红色血迹的恐怖严肃地楔入人的心灵,成为人类第一位用画笔为人类制造恐惧的画家。我说“谁谁是第一位”不算什么,我说谁是第一位不会增加他的伟大性,但这一强调是想表明人性的恶劣表现既具一贯性也有突兀性,其暴烈会在人类的某个节点产生不可低估的破坏作用。彼得·保罗·鲁本斯虽然早在1636年就画有《噬子的农神》,但鲁本斯不像戈雅那样,针对人性“为人类”制造恐怖。

   将艺术审美提高到恐怖级别

   戈雅用他的绘画制造恐怖这一表达行为表明,救赎这个世界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人才能执行的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仅仅人们所说的大胆、讽剌、揶揄完全不够,那么,还有其它途径和方法吗?

   深感暴露、批判社会的丑恶完全不够的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说,戈雅始终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往往也是一位令人害怕的艺术家。他的令人害怕之处并不是长久停留在婉转的揶揄和隐晦的讽剌上,婉转和巧妙会耗损艺术的力量,耗损艺术的真实性。自戈雅进入无声世界之后,他令人害怕的笔致也不仅仅只针对王后等的人脸了,王后的脸再难看,对于戈雅的责任那也真算不了什么。这意味戈雅令人害怕之处不是讽刺,在讽刺之外还有更犀利更触及心灵的东西。

   描绘西班牙民间古老传统的《女巫安息日》(1897-1898年,又名《巫魔会》)揭示了魔的由来与路径,变成羊的魔鬼虽然处于主要位置,看上去也比人邪恶,但是这变成羊的魔鬼从无形到有形,却是巫在魔与人之间划上了一个等于符号,在这个等号的另一端,魔比照令人感到亲切的形象出现。在这幅画中,半月低垂之际,丑陋的女巫,被献祭的小孩,尸体和残骸,天空中低飞的蝙蝠,浓郁的夜色薰染的恐怖,女巫们夸张的欢悦渲染的邪恶气息,丝毫切割不开画中的人间整体,种种怪物仍然无法让我们确信这已经不是人间。人们明确地看到女巫向魔鬼尊敬地奉献小孩,魔鬼顺理成章地向小孩伸出魔爪,对魔鬼的尊敬、臣服、虔诚、示好、献祭,混淆了精神界线也铺平了肉体道路,伸出魔爪的魔鬼来到人间的路径是人的心灵、欲望和肉体。人类用自己同类向神、魔献祭时,选择的大多是幼童或者是少女,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联军出征特洛伊时,向神献祭时选择自己纯洁的女儿,魔要求祭品纯洁,这是一项较为苛刻的条件,好多故事都反映合适的祭品难找,这一条件之所以苛刻,是因为人类具有同魔性,人普遍地具有不洁性,而魔具有嗜洁性,人或者巫知道只有少儿和幼女人性中还没进驻怪物。

   拉培利说,戈雅的《女巫安息日》这幅画中的“这些元素透露出一股强大的黑暗力量,而这股黑暗力量也出现在戈雅后来的作品中,例如‘聋人之家’里那些邪恶的‘黑色绘画’。这些技法纯熟的画作,意在探究堕落与绝望的心理及精神深度、存在的恐惧和想象。事实上,戈雅就是借由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开始此一范畴的思维思想探索”。⑧从《女巫安息日》到戈雅在聋人之家创作《萨图恩食子》(1820-1823年),其间的二十多年,戈雅的创作在黑色和彩色之间也有反复的跳跃,《萨图恩食子》中有红色的鲜血,也有枯萎惨淡的肌肉黄,但戈雅仍然将他在聋人小屋里创作的这个系列称作“黑色绘画”,可见戈雅的黑色绘画不是以色彩论,而是以主题论,以人性的黑暗论之。

   从《战争的灾难》中走过来的戈雅,似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残酷人性的追究。戈雅一直着迷西班牙斗牛题材,是斗牛这一活动让他在老年时有重回年轻时光的感觉,在他多病的身体缺少生命力的时候,斗牛很容易激起他内心需要的外在力量,斗牛激起的民族优越感也能让他获得一个老人需要的精神活力。而戈雅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开始集中绘制《斗牛》这一个系列,这个时期这一种表达,斗牛在戈雅笔下成为一个象征,成为西班牙成功抵抗法国入侵的象征,人们很容易在《熙德战士用长矛刺中另一头公牛》(1815-1816年)中看到类似意函,因为这一象征,他创作《斗牛》时的民族优越感就远大于重回轻年时光了。就是这么一个令戈雅崇敬的主题,在后来的表达中,其表达焦点也没有忘记黑暗与丑恶,也没有放弃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在《马德里斗牛场内,不幸丧生的皮皮·伊洛》(1815-1816年)这幅画中,斗士倒在公牛的利角和铁蹄下,而皮皮·伊洛只是众多惨遭长矛刺穿心脏的公牛的一个公敌,这位著名的斗士斗杀的公牛之多,其勇气和技巧让他的名气获得了神一般的权利,他的名气和死亡公牛的数量有关,因此,在《斗牛》系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戈雅对斗牛的表达,不只是因为荣耀感。戈雅舍得牺牲令他崇敬的主题,在于另一种主题比崇敬比荣耀更重要。

   戈雅即使将西班牙斗牛当作抵抗战争的像征,哪怕是象征理性正义智慧战胜邪恶野蛮,也没有原惊人性对一个残酷环境的作用。当然,有关对人性的追索曝光过程中,戈雅首先强调的是人性环境,他的画笔总会把人性置于一个残酷的环境,这表明戈雅对人性本身没有偏见,并且带有极大的同情心,这一点似乎也像中国人一样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因此,他的画比较强调人性的辨证表现大都是因环境而异。但是,《5月2日》这幅画让陷入客观中的戈雅始料不及,人性似乎比画家的同情心残酷多了,“战争”、“斗牛”、“农神神位”既是一种环境,一种表象,也是一种原因,因此,戈雅在赋予一些事物正面的象征时,也无法回避客观事实,他的表达焦点少不了人性的真实性,少不了人性作用。

   大多数人认为人是脆弱的,而忽略了残酷环境的人性因素,戈雅在创作《战争的灾难》系列之前,感到恐惧的是理性沉睡,创作《战争的灾难》这个系列时,他陷入到一个对人性的认识过程,看到的是失去理性的人的人性表现。当戈雅的画笔涉及到战争,残酷环境逼出了人性中的许多怪物,这些人性怪物被戈雅的画比喻为蝙蝠、骷髅、猫头鹰,会飞的狗、会飞的蛇、人与异物一体的怪物、把自己嫁接在他物上的公牛、会变异的女人。这些喻体是人性成像,既是现实实物,也是具有历史感的符号,既是想象物,也是对现实的刻画。戈雅的《随想集》在1799年2月发行时,报道和评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表现出完全理解戈雅创作这个系列的意图。《随想集》是“一部讽刺版画的集合,由弗朗西斯科·戈雅所设计。这位作者相信,批评人类的恶习并非只是演讲和诗歌的特权,同样地也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来传达。戈雅所创作的图像,嘲笑社会的奢侈与暴行,也嘲讽人们的偏见、谎言与无知”。在被称为戈雅最后一组伟大的铜版画《荒诞行》(1816-1823年)的创作中,伴随着戈雅的生命行程,这一组画揭示了这样一个答案:人性变异,造成肉体庞大,灵魂萎缩;失去理性,欲望庞大、智性缩小;放纵人性,行为庞大,准则缩小。人解除了人性羁绊和理性制约,人的肉体获得巨大理由巨大自由。

   《荒诞集》中有一幅《蠢人的愚行》,画中的巨人博巴利孔是从西班牙狂欢节中衍生出来的特色人物,这位巨人愚蠢、笨重,莫名其妙地笑着,无根无据地乐着,毫无可乐之处而无时无刻不处在心灵与肉体的狂欢中,他背后或者是腋生出的两个狰狞的面孔,一个可以称为欲望,另一个可以叫作自私,似乎是巨人长乐不止的动力和泉源,这两个无名氏般的怪物正是潜伏在人性中在人性中起作用的怪物。画中那个具有忠诚信仰有着坚定信念的僧侣,几乎被这个巨人吓得跌倒,而躲在纸糊的圣母像后面,这位僧侣甚至用圣母像整个地遮住了自己的双眼,巨人带来的恐惧仍然在紧紧追随着这位僧侣。《荒诞集》的创作伴随着戈雅最后的几个年头,他用大量黑色制造恐怖,让人们看清楚人性被怪物占领后,人失去理性后的可怖情景。人性被怪物占领,人失去理性,人就会自己制造怪物。人一旦失去理性,人就像失聪的聋子一样,有一位诗人就说,人的审美之钟无法再用较轻的锤子敲响,戈雅感到时日不多,而优雅的审美活动无法无法让人警醒,无法让人觉察人的危险处境,戈雅提升了艺术的审美等级,直接用哲学的方式表达出人性的恐怖,一些画题也采用格言,并且恐怖意味十分浓烈。
                   
   理性沉睡——恐怖审美

   在《戈雅的完整作品目录集》一书中,丽塔·安吉利斯说,当年西班牙受到独裁封建体系的控制,一直沉浸在迷信和迫害中,需要理性与光明将之唤醒,戈雅的作品描绘巫婆、折磨、僧侣的猥亵行径、驴子、幽灵。所有隐喻象征着政治、宗教与社会的暴行,而戈雅对这些暴行下的受害者表示深切的同情,戈雅画中的一些奇想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对现实的一种真实批评。何止是西班牙呢!米洛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605年至1615年创作的小说《唐·吉诃德》一出版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各个社会对塞万提斯的批判齐刷刷地表现出心领神会的模样,黑暗、神秘、封建、专制、疯癫这些问题不仅仅只存在于西班牙。

   骑士精神和骑士军团曾为西班牙带来了大片疆土大片殖民地大量金银财宝无数香料奢侈品,也为西班牙带来了辽阔的海洋,带来了霸权,带来了领主身份,带来了国际地位、荣耀和尊严。在塞万提斯的那个年代,骑士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了,可是西班牙还沉浸在对骑士精神的幻像里面,整个西班牙就像一位年龄五十多岁、身体颀长瘦弱、来自小村拉曼却的乡绅阿隆索·吉哈诺一样,苍老的皱纹里都充满幻想,荒诞的眼神中满是可以大战一场的敌人的想法,自己封自己为唐吉诃德骑士,带着仆人桑丘行走天下仗义行侠,这部小说中著名的风车大战章节,说明西班牙当年的行径有多荒唐。当年,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而且迂腐固执,保守顽固的岂止西班牙,全球范围内似乎都流行这样的毛病,稍微有一点儿光荣历史的国家全都沉浸在对过去荣耀的回味中,沉浸在对强大未来的幻想中。塞万提斯的小说力图以文学审美方式唤醒西班牙和沉迷于幻想的人类,“唤醒”因塞万提斯的反骑士小说而传播开来,这就是丽塔·安吉利斯所说的“通过理性和光明唤醒”。但是,戈雅发现,到了十八世纪末,人们寄予希望的“理性、光明、真理”也沉睡了。

   在戈雅那个时代,那些人类性毛病仍然在传播,仍然在感染摧毁着健康的事物,并且这一毛病中还多了一些更加“黑色”的病菌和毒素,以致人们期待的理性、光明、真理与正义也陷入黯无天日的昏昏沉睡,戈雅以他的好友也是当年西班牙司法部长霍维利亚斯的姿态创作了《理性沉睡,心魔生焉》(1897-1898年),把他的预判直言不讳地告诉人们——理性沉睡是灾难的开始。这幅画中的人物姿态虽然来自好友,但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位艺术家,或者就是戈雅本人。《理性沉睡,心魔生焉》强调的是人“陷入沉睡”后会出现什么后果,画中的工作室这个场所强调人有不该沉睡的理由。可是,一个本来不太适应沉睡的地方被一些怪物布置得十分诱人,充满了可睡的氛围和条件,公正的睡神也成了怪物们的帮凶,把一位艺术家从理性而又热情的工作中拉入睡眠。等待艺术家或者说人沉睡后,一大群蝙蝠和猫头鹰逐渐浮现,浓郁神秘的巫术气息四处弥漫,猫也长出了翅膀,而这些猫盯着艺术家的眼神奇特怪异,有兴高采烈的眼神,好像在暗自庆幸人类终于睡着了;有睥睨的眼神,眼神中充满了瞧不上的意味,好像在暗忖人不是一直标榜自己理性清醒吗你也会睡着!也有十分冷静的猫以严肃的眼神盯着艺术家,猫在戈雅的画中一直是一个负面隐喻,猫不是魔的化身就是怪物的象征,经常出现在戈雅有关巫的画中,在这幅画中,猫在思考人沉睡后它们该干点什么。也在猫以慌张的眼神盯着艺术家生怕艺术家醒来;更有紧张的猫扇动翅膀,以紧张的眼神盯着艺术家,似乎一旦艺术家醒来,它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在《理性沉睡,心魔生焉》这幅画中,人类理性沉睡了,潜伏在人性中怪物纷纷出动,各怀鬼胎。

   戈雅这幅画的画题《理性沉睡,心魔生焉》就是一句谶言,这是猫们紧张的原因,人一旦苏醒,理性一旦复苏,那被关在心灵和人性中的“猫们”“蝙蝠们”就失去了翅膀与空间,就没有天地可以飞翔。这种推理有点像小孩子话,但戈雅作品标题的直接性中确实含有不太费猜的简朴逻辑和真理般的晓畅道理,戈雅一般不会利用艺术的含蓄性来炫耀他的思考的深刻性,对于深刻的问题或者对于人类具有紧迫性的问题,戈雅一般都是直言不讳,想到哪就说到哪。当其他画家以为艺术抵达理性,艺术就有了足够的深刻性,作品就有了足够的价值时,戈雅却把他的作品价值进一步深刻到对人类的责任上来,把作品价值转移到画中的思考对人类正确存在是否具有意义上来。在艺术作品对于人类责任的承担上,戈雅的表达目的实现了,因此,他在表达中发现理性沉睡的后果,他在表达中强调的也是理性沉睡的后果,而且不惜采取谶言式恐吓手段。

   《圣伊西多雷的朝圣之旅》(1820-1823年)是一幅对《理性沉睡,心魔生焉》具有解释性的作品,揭示了理性沉睡的具体后果,以及理性沉睡后的人类景观。圣伊西多雷是马德里的守护神,这位守护神的领地被称为圣地,并且有一眼十分吸引人的神奇喷泉,圣地加上神奇喷泉,令人正加神往。这幅画利用聋人小屋中的长形空间,描绘出朝圣的蛇形队伍,描绘出疯狂拥入圣地的人群。画中整个场景采用了灰暗的色调,但戈雅在前景中采用微弱但具有揭示性质的光线,照亮脱序、狂躁的朝圣队列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迷幻失智表情。越是接近那眼圣泉的人,表情越是惊讶,越是信以为真,在戈雅给定的那点含蓄坚定而又无情的光线中,朝圣者的脸被某种莫名的激情扭曲得近似于魔鬼——这就是人失去理性后的形态,一个个露出入迷发狂的神情,而这神情自心底油然而生。朝圣者的脸部表情具有书写性,让人看到朝圣者对圣泉的狂热激情已经将理性烧焦,朝圣者的行为与目的、朝圣者需要的泉与不熄的狂热恰恰相反,“泉”与“热情”甚至对立,这些人好像不是来领饮甘露沐浴圣泉,浇灭欲念洗涤罪恶,而是来获取烈火,整幅画弥漫着愚蠢、冲动、狂热与毫无理性的狂躁气氛。宝拉·拉培利说戈雅的这幅画将阴森与邪恶的描绘发挥到了极致,其实,看到人失去理性后的疯狂场景,画家似乎看到了人类的未来,此时画家自己已经无法控制恐惧,戈雅的情感、精神和画笔完全被恐惧左右,画中有些地方的油彩不由自主地滞重不前,好像画着画着吓得手抖了一下似的留下了一片慌乱色彩,有些色调言不由衷,有些笔势慌慌张张,有些线条惊恐万状,有些构图惊慌失措,画笔完全被惊恐裹胁,戈雅在恐慌中完成了这幅人类远景图。戈雅没有抹除自己在这幅画中的惊恐遗迹,倒成了这幅画的一个整体性隐喻,这一隐喻收集到各种含义,甚至集合起他的另外一些画的含义,并将这些含义传递到远处传递到另外一些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是戈雅的画辐射的“另外一些时代”中的一个,我们这个时代号称文明时代,但仍然没有摆脱戈雅的预测。二十一世纪的人已经把热情从圣泉从宗教转移到了金钱、物资与科技,人们对金钱与科技有着宗教般的狂热感情,在中国,许多事情发生正反位移、轻重倒置,现在人们大都以乐道为耻,以安贫为羞。中国古代起就告诫人们玩物丧志,可是现在的中国人却被物玩弄,并且乐于被物玩弄,仅一部手机就玩得人精疲力尽、志丧义竭,达到了玩物丧人的境地。理性沉睡的后果严重到令人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上至国家体制制度、政府政治行为,下到民间生活、民间行为,戈雅总能从中发现理性的被动性,总能发现理性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或者人类行为是否正确与理性的关系。《随想集》有一幅编号为第二十五版,题为《喔!他打破大水罐》(1799年)的作品,这幅画有极强的文学性,描述的是一个家庭生活场景,一个小孩打破了一个大水罐,母亲愤怒地用一只鞋子抽打惩罚小孩,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场景,逻辑上没有任何波折,试想谁小时候打破茶杯碗盏不被揍一顿呢。但是,在戈雅的画中,小孩所感受到的恐惧程度与母亲的恶狠狠实在不太对称,小孩所承担的恐惧与一只打破的水罐之间确实存在违背人性逻辑的地方,母亲的恶狠狠似乎不完全是母亲自己的,恶狠狠除了有一部分来自母亲自己,大部分似乎来自一种社会风气,来自不太理性的社会的集体脾气。王后玛丽亚·路易莎对未来将成为国王的儿子费迪南多七世相当严柯,有些学者认为戈雅的这幅画是在暗讽这位王后,王后如此,似乎说明当时社会的集体脾气失智暴戾。看画人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审美陷阱,一看到画中有讽剌王公贵族、国王王后王子公主的意味,就认为这样的画艺术个性十足,价值连城,意义无穷,是代表人民代表受压迫阶级的好画。一些艺术思想家认为,在这幅画中,对王后的讽剌、对孩子的同情、对天性的肯定等等成份都有,因此这幅画后来还被儿童教育学家引申到儿童教育方面。这些已经不少了,但仅仅只有这些吗?戈雅的这幅《《喔!他打破大水罐》如果仅仅只是讽剌王后,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审美就削减了这幅画一半还多的价值。可是,戈雅在这幅画中写有“发人深省”的两句话——“孩子的顽皮与失去理性的狂怒母亲,哪一个比较糟糕呢?”我相信戈雅的这幅画有诸如此类的政治意义和少儿教育意义,但戈雅的这两句话一直保留着人们最容易淡忘的一点,那就是失去理性会让人的行为更加糟糕。这个道理过于简单而容易让人忽略,而人容易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正说明人的理性进入沉睡,理性沉睡的人已经抓不中生活的要点,戈雅在一种简单平凡中,在人们最容易淡忘忽略的方面,不再表现他的发明,而是直接表现他的强调,让人重温简单、大众,可是却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就是戈雅的深刻性,也是他的画具有未来性意义之所在。

   戈雅的《随想集》、《战争的灾难》、《黑色绘画》、《荒诞集》诸多系列中,许多画都是在证明《理性沉睡,心魔生焉》这一幅画。这幅画的主题来自“人类问题”,来自“人性问题”,来自“正义多面性问题”,而对人类理性的思考是戈雅的责任,因此,他的创作或明显、或隐喻,但总会有意无意地趋向这个问题,这个主题这类思考不是作为语境就是作为一种隐喻,总会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喔!他打破大水罐》中的母亲因缺乏理性而行为要比“小孩破坏”更糟糕;《英勇之举!壮烈成仁!》(《战争的灾难》系列1810-1820年)画题中的两个惊恐号,除了提升画中的恐惧,还让人注意到这恐怖由人性中的一种兽性造成,正义也因人性中的怪物而改变本质意义,让正义具有多面性,由两种正义支持的两种兽性涂改了“英勇”与“壮烈”的含义,正义的多面性让一些光辉的词汇发生词性变异,而这一切都因理性沉睡导致。《5月2日》记录了这一天一群平民起义反抗占领的侵略军,由正义支配的反抗日益深入,到1814年,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帕拉福克斯将军号召戈雅等艺术家亲自到萨拉戈萨来目者事件的情景,请艺术家们亲眼见证起义平民的勇气,“结果,戈雅最后创作了一系列战争的粗暴图像,隐喻人类的疯狂。无论是入侵者法国军队,还是西班牙平民百姓,在戈雅笔下全都成了胡乱屠杀的凶手”。⑨一场战争的双方,无论是非正义的一方还是正义的一方,表现出来的都是完全失去理性的暴行。围绕“理性沉睡”的创作,越到后来,戈雅越是承受不了人类失去理性造成的恐怖景象,直到《随想集》最后一幅版画《时候到了》,才露出一线曙光,这幅画表达了戈雅的希望,希望理性、正义、光明、真理、人性不至于在人类荡然无存。也表明戈雅创作一系列十分恐怖的画,意在让人在惊吓中唤醒沉睡的理性,同时告诫人们,只有理性复苏,正义、光明、真理、人性才有保障,只有具备理性,正义、光明、真理、人性才拥有人们期待的正面价值,否则,正义、光明、真理、人性也是罪恶之源。

   在表达中强调理性沉睡的后果是戈雅作品中直接性包含的深刻性和深远性,无意中他在那个时代就开始预示社会的现代性是如何产生的,预示现代性与当代性有何区分,现代性是如何征服宗教与社会体制,让人类喜出望外地获得自由。他的《随想集》《战争的灾难》《斗牛》《荒诞集》包括他的《黑色绘画》,都是为了将一种社会现象,简明化为判断起来十分管用准确的一个公式——人以及人群理性力量越小,社会就越具有现代性;社会理性沉睡,社会的当代性就等同于荒谬性。《理性沉睡,心魔生焉》这种凹版蚀刻画的制作过程正好符合这个公式的诞生路径,在第一版中,画中艺术家伏在工作台上睡着了,逻辑性开始涣散,心灵深处的幻觉相互窜联,随着睡眠进入一度深度,也就是“理性沉睡”,人性中的怪物魔鬼没有了理性的约束,纷纷来到艺术家的生活空间,纷纷来到人类生活空间——这既是戈雅的构思、创作过程,也是现实社会表现的真实写照。猫在这幅画中是一个负面隐喻,代表人性的某个侧面,魔鬼这个直率的词汇却只取其本义,但相对于理性,魔鬼一词就吸附了许多隐喻与像征,拥有了巨大的内涵。这内涵中有一点无法淡化,即如果魔鬼占据理性,也就是人失去理性,世界上的一切就会具有辩证性,不管人性是负面表达还是正面表现,都有可能让正义具有双面性甚至多面性。失去理性而具有双面性的人性就像金币的两面,不同的是不仅是一面是国王,一面是人民,其中一面还有一个潜伏的魔鬼,改变另一面的多数,同样这一面被改变的多数也改变另一面的少数。像戈雅这样一位一直以社会责任推动创作的画家,虽然是以思考与表达技法的完美结合达到主题的准确呈现,但他不是单纯地靠技术手段和某种创作风格来完成这种深刻性,而是以自己“受审”“坎坷”“丧子”“病痛”“得宠失宠”“失聪”“死亡历险”的经历,以及对战争的深切感受来认识人类社会,认识人性,因此,他的艺术作品中的简明公式,在他接近晚年时才出现,这是他用死亡打动了残酷的死神,“理性沉睡,心魔生焉”这个简明判公式,是死神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但是,戈雅并不能确保后人会分享这份礼物,戈雅必须用一些强调甚至强迫的方式让人重视,因此,他的创作提升了审美级别,创造了戈雅式的恐怖审美。在我们看来,他的强迫方式类似于制造恐怖,提升人性中的恐怖因素,暴露人性的凶残真相,将危险简明化,将错误与后果公式化,让人看到人性中的怪物,戈雅必须制造恐惧,让人在惊吓中理性复苏。的确,戈雅的每一幅画从画面气氛到图形到形象再到主题都十分丑陋恐怖,飞舞在《随想集》《战争的灾难》《荒诞集》中的蝙蝠猫头鹰,加强了这些画的丑陋恐怖成份,让人一经面对就有害怕感,让人一眼目睹就似乎要陷入一种被巫术操控的危险,只要看上一眼似乎就会有一道魔咒尾随不止,只要在他的画前稍作留步,似乎就会有一种灾难如影随形。戈雅如此执着地制造恐怖,让人的恐惧感穷追不舍,为的是让人的沉睡的理性苏醒。

   罗德里戈·莫伊尼汉指出,戈雅的创作并非出于纯粹的美学或者是创造出一种美丽的艺术作品,他沉迷于描绘周遭的现实世界,揭露其丑陋的一面。鲁迪·基亚皮尼则说戈雅的《随想集》《战争的灾难》《荒诞集》全都属于政治和社会的讽刺作品,带有病态的残忍与存在的恐惧元素。塞万提斯用文学作品《唐·吉诃德》进行审美呼唤,但是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将小说中揭示的那种丑陋限定在那个时代,人们太擅长事不关己了。之后有许多文学作品做着类似的审美唤醒工作,洛持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夏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就期待以揭示社会丑恶唤醒人的理性。理性沉睡,哲学也持久地表现着它的知识责任,理性沉睡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让哲学一直保持着她的本质,的确,唤醒沉睡的理性,不只是艺术的使命,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把人类问题推到尖锐的高峰,就在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刻,海德格尔提出了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即生命必须尊重存在,要理解与生俱来的烦、畏、死,要使生命存在有意义,人必将是以理性事物的面貌和理性事物的身份出现在这个生命群中,“人”是生命群体中的社会公职,理性身份让一个人在生命群中保有人这一公职,既然承担了人这一公职,就得承担人类责任与义务。这让我们看到戈雅对理性的唤醒是何等重要,在当代社会中何等地具有现实意义。这一意义被后来的诗人们认识得尤为真切尤其透彻。

   波德莱尔认为戈雅的“理性唤醒”对于人类具有灯塔意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有一首《灯塔》,这首诗表达了波德莱尔对一些画家的现代性价值的确认,出现在这首中的画家有鲁本斯、达·芬奇、伦勃朗、米开朗基罗、蒲热、华多、德拉克洛瓦等一共八位,其中第七节《戈雅》中写道:

   戈雅,充满未知的梦魇
   在巫魔夜会时烘烤胎儿
   照着镜子的老妇和裸身的孩童
   装扮自己引诱恶魔的到来。10

   波德莱尔在《令人害怕的艺术家》一文中,说戈雅描绘的怪物看起来十分逼真,他以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出了因其真实而具有说服力的怪物。而这些怪物,所有扭曲、野兽般的面孔,以及恶魔般的鬼脸,其实就是人性最深层的一面,戈雅画中的怪物其实来自人性,来自理性沉睡后的人性。戈雅的创作的意义就是让未知的恶魔成为已知,让人以其理性击败恶魔,让人以其理性破解恶魔利用人间女巫制造的巫术。可是,未知的恶魔在人类出现却是因为人类自己引诱恶魔到来,这显然是人理性沉睡的失智表现,波德莱尔认为戈雅的画揭识人类的如此错误,具有灯塔之光烛照当代烛照未来的意义。

   前苏联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在1959年创作的一首诗中,甚至直接以《我是戈雅》为题,表达了一种继承性,和所有现实对戈雅的重大需要。

   我是戈雅,一片荒芜之地
   我悲痛不已
   我是战争之舌,城市的灰烬落在1941年的积雪
   我是饥饿
   我是一个女人的咽喉,她的尸体像鸣钟一样被吊在死寂的广场上
   我是戈雅
   喔!令人愤怒的葡萄!
   我用力向西方投掷不速之客的骨灰!
   并将星星固定在难以释怀的天空——就像一颗颗钉子般
   我是戈雅。11

   诗的第一句就是“我是戈雅”,诗的最后一句也是“我是戈雅”,而现实社会中,这位诗人终身就似(是)戈雅。在这首诗中,“戈雅”成为警钟,诗中对戈雅的密集呼唤,相当于警钟长鸣。在沃兹涅先斯基的那个理性沉睡的环境中,他用失去理性的德国希特勒入侵下的苏联环境,比喻另一个看似和平实则失去理性的环境,并表达自己像戈雅一样要唤醒理性,以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注意,而且这种注意无时无刻地不注入一些揶揄讽剌与敲打警告。在一次宴会上,尼基塔·赫鲁晓夫见到了沃兹涅先斯基,赫鲁晓夫一面用手中的酒杯与他碰了碰,一面却说,哎呀,我们敬爱的新帕斯捷尔纳克,你想明天就拿到外国护照吗?一个呼唤理性的人,原来是如此可怕。

   即使一位具有领袖身份的人,其实离猴也并不远,人也并不比猴美多少,人还远没有成熟,人还不会履行人这一公职,人就沾染上了吹嘘自己完美的毛病,尤其是人连自己的本性都保持不住,人连人需要的理性都坚守不住,就吹嘘人心灵手巧、巧夺天工,就吹嘘人类是文明的人类,诸如此类,包括赫鲁晓夫的行为,都是人类失去理性的表现。理性陷入长长沉睡,人的一些行为荒诞得实在离奇,就基本意义而言,人是一种公职,因理性沉睡,人失去了公职,人失去了“人位”,就像神失去神格而成为魔一样,人失去人格,也有可能拥有其它身份,唯有唤醒理性,才能让人回归人位,恢复人这一公职。人类理性陷入沉睡太深,戈雅感到了唤醒的艰难,因此,他在创作中提升了审美级别,采用了恐怖审美。恐怖审美是让魔鬼和丑恶充分展示与人的关系,让一直处于幕后的魔鬼走上前台,让人们看清人如何变成魔鬼的丑恶道具,恐怖审美效果的一条检验标准是看人能否摆丑恶道具身份,能否识破魔鬼的诡计。具有恐怖审美的画十分难看,它甚至不能走进人们的客厅享有装饰的荣誉,但是它的价值不在装饰,因此得到了哲学家和诗人的尊重,除了波德莱尔、沃兹涅先斯基,还有许多人的许多作品提到过为人类创作恐怖绘画的戈雅,在传承中戈雅制造的恐怖的意义也正在形成,这让我们了解到,恐怖的意义正处于一个形成状态,正是这个形成过程说明未来有所需要。只是我们稍嫌恐怖意义的形成过程过长,戈雅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就开始用画进行理性唤醒,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理性不仅没有苏醒,整个人类似乎陷入更深的梦乡,人类似乎在等待另一种恐怖,等待死亡制造一声令人惊慌的《呐喊》(蒙克画),人才会惊醒,理性才会复苏。

   注释:

   1、意大利 宝拉·拉培利《戈雅》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1月版第6页。
   2、意大利 宝拉·拉培利《戈雅》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1月版第141页。
   3、意大利 宝拉·拉培利《戈雅》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1月版第110页。
   4、日本 高阶秀尔《看名画的眼睛》(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2月版第116页。
   5、法国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4页。
   6、德国 瓦尔特·本雅明《单向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2月版第1页。
   7、见《艺术的虚拟价值》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299页。
   8、意大利 宝拉·拉培利《戈雅》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1月版第70页。
   9、意大利 宝拉·拉培利《戈雅》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1月版第104页。
   10、法国 夏尔·波德莱尔诗《灯塔》第七节。
   11、前苏联  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诗《我是戈雅》,创作于在1959年。

   2017年10月18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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