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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届“中国汉语诗歌”诗人作品手稿拍卖前言

2012-09-30 02:1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岩 阅读

 今天很少有人把诗歌和人类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诗歌在中国和在世界上的命运都惊人的相似,诗歌不再扮演上层建筑,而逐渐被人类的社会活动边缘化、精英化和小圈子化。似乎诗歌只存在于出版物、如杂志、书籍,网络、朗读中,这都被看作是工业社会给人类的想象力带来的厄运。但回溯两千年,在诗歌的创世时代,中国的诗经、西方的荷马史诗,不仅承接了人类史前时代的口头传说,也建构了国家之后的有文字的、有史的文化。诗歌在人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的农耕社会、西方的游牧社会都扮演了先知和哲学的角色,中国的诗歌在先秦以后不同于西方的游牧诗歌,更注重逻辑之外的情色的运用,借物舒怀,以景写景,建构了一种东方式的诗歌体系,我称之为行为主义诗歌体系,这里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诗书画合流,诗人在中国古代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只会做诗、朗诵的诗人,他还是一个书法家和艺术家,甚至是一个音乐家,一个风花雪月的高手,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中国的诗人像唐宋的大诗人李白、王维、苏东坡等,都是一个个行为主义者,李白是剑术高手,王维是大画家,苏东坡是文人画的始作俑者,如果硬要给今日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寻找一个源头的话,我想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老祖宗。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使中国的文化、诗歌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传统文化在中国一大批留洋归来的新文化运动先驱眼中成为垃圾,在鲁迅的笔下更是赤裸裸的变成人吃人的文化,在这些年轻的中国学子看来,只有拿西方的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才能拯救日益没落的帝国,这个在两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一直扮演文明中心角色的帝国。从1912年,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的灭亡,到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成功,这个从鸦片战争之后逐渐丧失世界霸主地位并日渐自卑的民族,也走向了全盘西化的革命,不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都被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领域的成功实验。

    20世纪初的中国诗歌编年史,一个被描述成跨时代意义的白话诗运动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当时的文化巨匠在白话诗的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像胡适等人。这是汉语诗歌第一次口语化的高峰,中国第一批的白话诗人被当时的中国社会运动所左右,包括自我的觉醒。当时的白话诗歌整体上分两种类型,一种以戴望舒为代表的,中国20、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城市中的小知识分子,有留洋背景的仅仅抒发自我感受的诗人;另一种类型深入战场、深入前线、深入中国底层社会,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诗人,像诗人艾青等人。

    第二次汉语诗歌的口语化直接和新中国和文革有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百业待兴,特别是毛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时,中国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民族自豪感,诗歌上的抒发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激情、日新月异的激情,也变成了整整一代汉语诗人的集体无意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艺术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也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界的主流,所以这一时期汉语的口语化除了其书写政治内容以外,也有一些形式上的贡献,如:很多地方的顺口溜和方言,也变成了诗歌。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界的诗人都要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到乡村去、到少数民族中去采风,这不仅突出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意识形态,也使诗歌越来越具体化和平民化,这多少也预示了汉语诗歌第三次高潮的到来,只不过当时诗人只抒发政治热情而无个人的觉醒。当时一切个人的意识形态都被描述成毒草。而这恰恰激发了一些年轻诗人的创作灵感,并成了这些年轻人标新立异的一种动力,发生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很多诗歌运动,像“今天”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第三次汉语诗歌的口语化高潮,发生在粉碎四人帮前后,改革开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再次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伴随着喇叭裤、录音机、摩托车、涌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的大量书籍、诗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愤青”,他们骨子里已经将文革中的政治斗争活学活用,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以西方的民主思想、西方的启蒙运动作为诗歌的武器,朦胧诗由此诞生,这和同一时期的伤痕美术很相似,这一时期的朦胧诗人们他们不再有坚定的政治思想,而从内心伤害的角度去反思政治,他们以北岛、芒克为代表,更多的关注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诗歌在他们笔下不再是“高大全”式的口语化,他们强调自我的觉醒及回到人本身的一种政治态度,不过北岛他们诗歌中流露出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还是十分明显的,尽管他们的身份大都来自社会底层。可以说只有到了80年代中期的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第三代诗歌浪潮,才在一定程度上彻底平民化了、江湖化了,也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行为主义特征,像当时四川的“非非”、“莽汉”、南京的“他们”、长春的“太阳”、上海的“大陆”等等诗歌运动、诗歌流派、诗歌民刊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第一次诗人将他们的诗歌和他们的生存方式再一次连接起来。

 第三代诗人汉语诗歌口语化,有如下特点:

    一、江湖

    江湖在中国古代往往都跟黑社会有关系,这很容易就让我们想起水泊梁山,想起那些行走江湖的好汉,这是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每一个江湖的体制内部都有其帮规,赏罚分明。在其内部,社会分工严格,会员也享受其江湖体制带来的好处,第三代中国汉语诗歌因其流派众多,带有很强的码头特征和帮会特征,因此其强调口语化和这些诗人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像以“莽汉”诗人李亚伟、“非非”诗人杨黎、“他们”诗人韩东、“太阳”诗人邵春光为代表的诗歌口语化运动,和他们行走江湖的行为,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在整个80年代,都是20出头30往下,他们都经历了文革末期的政治运动,对理想主义怀有天生的免疫力,不论是上过大学还是没上过大学,都打过架,斗过殴,甚至聚众闹事,青春在他们眼里、诗歌在他们眼里只能像他们诗歌写的那样。尽管他们也多多少少的受了一些西方诗歌的影响,但总体上他们却打上了中国本土化的烙印,江湖小混混和文学青年的混合体,他们甚至在行为上真的模仿江湖上的做派,所以在80年代,他们都有过行走中国大江南北的经历,那时因为一首著名诗歌,而行走中国各个诗歌码头不取分文的诗人屡见不鲜,这在80年代大家都吃大锅饭的时代、靠工资养活自己的时代,显得尤为传奇。

    二、平民英雄

    第三代诗人除了他们的诗歌行为江湖化以外,他们在语言上更强调口语化,甚至反对英雄,不过他们在骨子里那股草莽气还是流露出一种民间意义上的,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不是英雄还有谁是英雄的气概。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化运动,其中也夹杂了一些书面语和排比句式,那时能写长诗的诗人也被当成是最牛B的诗人。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启蒙思想运动的混合体。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也刚刚开始尝试所谓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许多在今天看来已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如酒吧、卡拉OK、迪厅、超市,在当时几乎是天方夜潭,这就可以设想那些牛B的第三代诗人在当时能得到那么多时髦女性的追捧。80年代的中国诗坛也是非理性和理性的混合物,酒精和荷尔蒙的混合物,口语和书面语的混合物,翻译体和方言的混合物,所以当20年后我们再看那个时代,还能被那些诗歌莽汉们古怪的行为举止所感动。他们反理想主义,但是最终也没有摆脱掉理想主义,随着六•四事件而谢幕。

    第四次诗歌口语化运动不再是诗人行走江湖而是网络混战。互联网的异地同时性,使传统的诗歌好汉们,获得了一种更大的博弈空间,并彻底降低了行走江湖拍卖自己诗歌的成本,2000年以后中国诗歌的混战局面可想而知,中国先锋诗歌在90年代沉寂了近10之后,通过互联网再一次完成了向江湖的转移,这一次诗歌群雄逐鹿北京,多了更多的吵闹、打骂,而90年代末活跃的“下半身”,2000年以后的“橡皮”、“物主义”、“垃圾派”都通过互联网放大了自己的诗歌码头,仅从几个著名诗歌网站上的论战本身,就能看出今天的诗歌平民化和口语化运动已到了骂街的程度。互联网使2000年以后的中国口语化诗歌运动的流派多如牛毛,几乎一个人就是一个主义,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现代汉语诗歌,都到了赤膊肉战的地步,大家都以民间自居、以口语化自居,甚至以肉身自居,以行为主义诗人自居。但是另一方面诗歌的文本化,又使诗歌远离行为主义,远离这个读图时代,“物主义”诗人苏非舒的裸体朗诵和论斤卖诗活动可以看作是中国第四次诗歌口语化运动中的一次越界行为。这使中国的诗歌具有了行为主义倾向,也给2000年以后的汉诗口语化诗歌的突围指明了一种方向,我想这是中国新诗开始从语言层面和身体层面越来越本土化的一种新的趋势。

    此次中国汉诗拍卖不仅开了全球诗歌流派拍卖的先河,30年中国当代汉诗手稿拍卖的先河,也同样可以看作是一次汉诗诗歌事件,因为中国汉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走进拍卖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仅是精神的价值,也包括物质的价值。也同样是对当代汉诗30年的民间化运动、口语化运动的一个总结。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重估价值,需要重估这些代表先锋诗人的价值,那么这场中国当代汉诗首拍,就像是一个party,也像一个道场,它能让已经消失的和还在活跃的诗歌英雄们感动。并再次唤醒埋藏在几代人心目中的诗歌旧梦,我想,这场中国当代汉诗首拍,已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商业行为,而能再次以资本的方式肯定这些诗人手稿书写的价值。

    再次感谢北京德隆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此次当代汉诗诗歌手稿拍卖的义举,同时感谢劳伦斯•车辙和方子的激情,得以使此次全球当代汉语诗歌首拍实施。

2007年9月30日
于玛斯德比当代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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